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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不在现场的参与:顾颉刚与“五四”的思想关联

更新时间:2020-05-08 20:38:38
作者: 尤小立 (进入专栏)  
而“看着本国自古至今积存的性情、风俗、书籍、器物,无数的心理和事实,一向没有拿学问的眼光斟酌过的”亦是对胡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提倡的回声。由此可知,顾颉刚有关学问上的自觉和呼吁,确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承继。

  

   二、不在现场与在现场:顾颉刚和傅斯年、罗家伦的认知及态度差异

  

   其实,直到“五四”过后对“五四”进行反思时,作为在现场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才将顾颉刚厚积“学问”的建议和呼吁认真看待。1919年9月和1920年5月,他们先后写出了《〈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和《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学问上的欠缺。傅斯年深感“厚蓄实力”的重要,因为“我们的知识越进,人数越多”,“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所以要“切实的求学”,“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且抱定“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的决心。罗家伦总结出的“五四”学生的第二个弱点“学术的停顿”正与改进意见“文化运动”的第四点“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相呼应。他在回复何思源的信中,也强调潜心学术研究和专门性学问的重要,“因为研究的学问愈专门,发表出来的东西愈成熟”。

   但罗家伦所说的“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对应的是“在世界上站得住位置”,即既有“自强”,又有与外国争夺学术话语权之意。因为在他看来,“无基本文化的民族,在将来的世界上不能存在的!”他指出:“若是西洋人骂我们是劣等民族,我们简直无法否认。你看现在的中国那里有一种学问配在世界上说话。……所以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弃一切事都不要问,专门去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世局愈乱,愈要求学问。……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示,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设使我以这番心血,来完成所想译的三五部书,我对于中国的文明,比之现在是何等贡献?偶一回头,为之心酸。”这些与顾颉刚所说的打学问之基础明显不同。

   “五四”前及“五四”期间,在学问的认知上,顾颉刚与傅斯年之间的分歧更大。1918年12月18日,顾颉刚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

   我辈当自知学问未充。办这杂志,是受这新潮流的影响,立对于这社会的观念。拿这观念写出了给社会看;一半要使社会知道同居一部分的我辈,有这样的心思,在此供献,以备采纳;一半实是就正有道,要取他人的长,来补我辈的短,取他人对于某项问题的思想,来比较我辈对于这同项问题的思想。……我想今日的学问界,不应存一体面的心思,争一个我胜你败,全是一是非问题。舍短取长,交互进益;这种虽近于“常谈”,却是逃不了的。

   正因为“学问未充”,故要取“温愉”的态度。

   或许是碍于顾颉刚的谦和,傅斯年在第一封回信中并没有直接回应有关“学问”的问题,而收到顾颉刚的另一封建议书时,他也只是说“‘学问’的界说非常难定,各派学者对此歧异很多”,他请顾颉刚参阅适在北大哲学系就读的何思源的《思想的真意》一文。

   何文谈的是“思想”,与顾颉刚所说的“学问”并非相同。由此看,傅斯年理解的“学问”与顾颉刚有关“学问”的一般概念并不一致。这已经是认知上的差异了。而据何文,所谓思想具备四个特征。第一,“思想是适应人生的”;第二,“思想是‘行之始’也是‘行之终’”。第三,“思想是活动的、进化的、有创造性的”。第四,“思想的活动是承前启后的,是一系不断的,是有统续的”。而研究“学问”,“必须立下几个根本条件,区别学问的真伪良莠”。这几个条件是:(一)“信认一个观念是真理,看他在人类生活上,究竟有什么影响?”(二)“真理怎么样才能实现出来?”(三)“真理和非真理,正确观念和虚妄观念,他们所发生的结果,在实际上,究竟怎样的不同?”(四)“真理的实用,在经验上,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

   何思源坦承此文内容综合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Wm.James)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倾向实用主义的哲学史学者马尔文(W.T.Marvin)的《现代思潮趋势》(Present Philosophical

   Tendencies,译名依照何文)。但实际上,就内容看,它与胡适在“五四”前后对杜威(J.Dewey)实验主义哲学阐释的一致性更多,这个一致性就是注重思想与人生、社会的关联性,也就是说,他们都关注思想的社会和现实的影响力。这说明实用(验)主义作为中国人认知的西洋新思潮,在“五四”前后的影响之大,而这个影响又与胡适在引进和介绍实用(验)主义时的侧重点相关。

   傅斯年请顾颉刚阅读何文,无非是在说,谈“学问”如果与人生无关就没有意义,而于现实,“学问”必须有针对性才有意义,否则便是空中楼阁。很明显,他是嫌顾颉刚有关“学问”的说法太过笼统。而他对于哲学“抽象玄妙”的不满也通过何文表达了出来。何思源说:“思想既是为了人生,它造出来的学问,如科学、哲学等,又岂能抽象玄妙,和人生毫无关系呢?” “思想”先于“学问”,且是“学问”之母,这与顾颉刚以“学问”为基础发展“思想”的想法在顺序上正好是颠倒的。

   至于“温愉”的态度,执着“行动”的傅斯年认为顾颉刚“也只说到一面”,因为态度上虽“不可不温愉”,主张却“不可不坚决”。“总要自信得过,敢说敢行。总要寻根澈底的批评,总要丝毫不肯假借。一言以蔽之,言词务必恳挚,思想可断断不要存些顾忌,对于青年人务必感化,对于学问思想界的不适时的偶像,可断断不得不送他入墓。”他更以为“一个人要想学问成功,必须在他宗旨确定的时候,树几个强敌。这样一办,不由得要积极进取,不由得要态度坚决,不由得要读书深思,以便应付敌人。求学问原不是件容易事,‘任重致远’何曾是随便办到的。所以必须骑在老虎背上,下不了台,然后有强固的主义,终身的事业。从此以后,我定要捣几位‘尊者’的鼻孔,作为磨练我的意志”。其实,傅斯年的“进取”“坚决”都是为了送“尊者”“入墓”。他关注的是新思想对旧思想和传统的冲击力,并不十分关注“学问”本身的基础价值。

   顾颉刚不在现场,较之在现场者更为理性,态度上“温愉”的建议即可作如此解。但这也仅是顾颉刚的一面。面对“五四”,他也展示出激烈的一面。因为空间阻隔,一旦将想象、愿望,乃至“最坏的打算”都融入到现实之中,情感上的激烈程度与在现场的傅斯年、罗家伦、潘家洵相比,必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1919年5月9日,顾颉刚因误信罗家伦被捕的谣传,委托傅斯年转交罗的信,表达了对于“五四”的强烈支持。以往研究中突出的顾颉刚鼓动傅斯年、罗家伦让“五四”运动“非扩大不可”即出现在这封信中。“非扩大不可”的基础是维护“五四”的纯洁性,即不希望研究系、安福系等旧党的介入,可知“五四”知识青年对于旧党实已失去信任,他甚至提出为维护纯洁,不带“政党色彩”、不受“政党利用”,哪怕是“宁可失败”也在所不惜。这一点与罗家伦后来在一系列纪念“五四”的文章中屡次强调的“五四”学生运动的自发性是一致的,它体现的原则就是自主,而人格和观念上的自主正是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学生辈的追求之一。为彻底摆脱旧党,顾颉刚希望建立一个“长久的结合团体”,这个核心团体又是要排除旧官僚,且由新起的国民来组成,成为“一国的中坚”,并且趁热打铁、一次性解决。

   “非扩大不可”虽然激烈,却仍属理性层面的表达,顾颉刚情感上的激烈是被另一位同学兼同乡潘家洵被捕的消息激发出来的。如果说“非扩大不可”还算是一种建议的话,此刻,他把自己想象成在现场的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的战士,他说:“现在事情既决裂到这样,更无商量余地,不是他们活、我们死,便是我们活、他们死了,所以我们当与他们彻底的争战一下,战而胜固大好,战而不胜亦可堂皇冠冕的亡国,我们心里没有惭愧”,“愈受压迫,风潮便愈扩张,人心便愈激昂;没有五月四日学生的被拘,断没有各地学生的响应;没有六月三日学生的被拘,也断没有各地商人的响应。”这里面自然有缺席“五四”现场的惭愧,遗憾无法与同学在现场同仇敌忾;但也有向往,向往着自己有同样的勇气,甚至久念成梦,梦中“也收到检察厅的拘票”。顾颉刚想到了为“运动”而牺牲,他说:“你们的团体差不多是一块大磁石,我的心便是一块铁,恨不能照墨家闻邻国之难要‘往而死之’”,“我常想着如何是最经济的死法便是最有效力的死法,但是怀了这样利害之见便多摇惑,还不如不想,照面前的路进行好了。”

   其实,顾颉刚除去1915年短暂的社会党经历以外,内心里是反对激烈行为的,对于彼时以无政府主义为主的“过激派”的主张也持保留态度。在“五四”前一个月,他在致叶圣陶的信中就强调教育感化的重要。他说:“我的意思,此后的革命,应在教育感化上致力。总得使大家有了自觉心,自己去做事”。在同月的另一信中,顾颉刚鉴于叶圣陶对“过激主义”的赞同态度,故有意将思路引向自己所希望的方向,他先是赞成叶氏“待到世界上人个个自觉了,那就是成功之日了”的结论,然后说:“我们要鼓吹极端主义,使人起自觉心,这事务必在根本上进行,所谓根本,只是科学常识同精密确当的人生观。”因为在顾看来,“现在的中国人不晓得世界是何等的世界,所以要(给)他们科学常识;他们又不晓得自己是一个人,所以要给他们确当的人生观”。从顾颉刚提及严复编译《天演论》而遗憾没有教中国人数、理、化方面的常识,由此暗示进化论所含的渐进原则的重要,以及对托尔斯泰主义的欣赏亦可知,他承续的还是新文化运动提倡“人的解放”以及“伦理觉悟”的理念和精神。

   不过,至今未发现罗家伦、傅斯年以及潘家洵对顾颉刚上述两信有任何直接的回应。现在看,5月4日后,天安门请愿的总指挥傅斯年因反对暴力行为而离开了运动的中心,另一学生领袖罗家伦则忙于学生运动的相关事务而无暇顾及。

   但除前述的傅斯年的《〈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和罗家伦的《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对顾颉刚有关“学问”的提倡积极回应以外,1919年11月,罗家伦撰写的《古今中外派的学说》,像顾颉刚一样,讽刺“古今中外派”,他亦提倡“求真”的纯粹学问的重要。同年8月11日,也就是在撰写《〈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前的一个月,傅斯年不仅回应了顾颉刚有关“学问”的执着建议和呼吁,他们之间亦达成了具体的共识。此时,顾颉刚收到准备赴英国留学的傅斯年寄来的“留学预程”,他回信说:“你的意思,学问要从历史上做起,我一向也这样想,而且深愿照此做去。”他们是罗家伦1937年5月纪念“五四”时所说的“为运动而运动”之外,仍继续学业的人,也是“五四”后“继续研究学问的人”。顾颉刚、傅斯年后来也履行了承诺,都在历史学研究上成绩卓著。

  

   三、“爱情与改造”:顾颉刚在旧家庭的精神状况及其“家庭改造”的主张

  

   虽然“五四”后,顾颉刚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在“学问”上达成了某种共识,但是,在旧家庭改造的问题上,却分歧明显。

顾颉刚是1918年10月新潮社成立后的第一批社员,他对《新潮》杂志的最早贡献便是12月所撰《对于旧家庭的感想》一文。这篇因时间和学识的限制而“专从个人直觉上去发挥”的文章,却引起了傅斯年的共鸣。傅斯年在“编者跋”中惊叹顾颉刚的传统社会中束缚家庭的“名分主义”“习俗主义”和“运命主义”等三种“主义”与自己平素想到的中国国民思想的“形式主义”“前定主义”以及“命定主义”所见一致,说“他所谓名分主义,就是形式主义的一端,习俗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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