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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王权”与“神佛”:日本思想史的两极

更新时间:2020-05-02 13:46:57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形成了所谓“儒教系神道和日本型华夷思想”。作者特别指出,在江户时代山崎闇斋、林罗山等儒家学者,既从佛寺学习知识,又对神道传说进行合理化解释,使得儒教向着日本化方向转型,逐渐孕育了日本中心主义,甚至给出了日本才是“中国”的说法。在他们影响后世的思想叙述中,日本在世界中心,它的皇统从神代以来就连绵不绝,而正是这些观念,确立了日本型的华夷思想。 

   江户时代的日本,虽然没有根本改变“大传统”,但由于德川幕府控制下这两个半世纪的和平,建立了稳定的新秩序,所以,这个时代也出现了“多元化的伦理和文化”,也有了“货币经济和町人文化”。特别是,在元禄时期(一六八八至一七〇三),即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代,按照末木的说法是形成了“清新的文化”。像柳泽吉保、荻生徂徕、北村季吟,提升了日本的文化与艺术水准;就连宫廷内的女性像曾雌定子、正亲町町子、饭塚染子,都非常有文化。正如第八章《思想的一起开花》这一标题显示的那样,“江户时代常常有世俗化的特征”,这正是江户中期的思想文化状况。我们注意到,这部书中提到这个时代,有汤岛圣堂和昌平坂学问所,也有新井白石和荻生徂徕,但这个时代也不得不出现类似中国的“睁开眼睛看世界”。为什么?因为锁国的江户时代,长崎、对马、萨摩、松前四个对外口岸,仍然带来朝鲜、中国、欧洲的消息,使得日本无法闭上眼睛,因此才有了新井白石的《西洋纪闻》《采览异言》和西川如见的《增补华夷通商考》。而代表宗教力量的“神佛儒”,似乎也在有意无意地回应新变。荻生徂徕开始回归古典,跳脱朱子之学重新理解儒家思想;佛教徒也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进行教团改革,黄檗宗的潮音道海还编撰出《先代旧事本纪大成经》,提倡“神儒佛一致”;而稍后的本居宣长则在重新诠释日本神话,引出后来的日本中心主义。

   有关江户时代后期的思想史部分,为什么末木要把第九章题为《朝向民族主义之道》。因为在幕末也就是江户后期,“王权”与“神佛”两极都出现了危机。一方面,来自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之消息,刺激了日本,但这时的幕府在各个大名牵制下,有弱化的趋向,恐怕它无法回应天崩地裂的巨变。特别是在一八五三年“黑船事件”之后,“尊王攘夷”便成为思想家们的思考重心,使得日本不能不出现“从大政归还到王政复古”这种政治思想史变化。在书中,作者用了“雪崩”两字,说明“王权”这一极在幕末时期不得不变的趋势;而另一方面,来自水户学派会泽安(正志斋)有关“国体”的议论,给幕末的国家变革提供了思想资源;而平田笃胤的“复古神道”,正好配合了“尊王攘夷”的呼声;稍后的佛教西本愿寺月性等不仅支持“尊王攘夷”而且提倡“护国即护法”,不仅给吉田松阴带来影响,也给佛教带来变革的可能。很明显,这预示着思想史的另一极“神佛”,也即将发生巨变。 

   读者从这部书中可以看到近世日本思想史,仍然是在“王权”和“神佛”两极的延长线上挣扎与蜕变。

  

   四

  

   这本书的第四部分,涉及作者所说的“中传统”和“小传统”,也就是明治维新时代的国家、启蒙、信仰,“二战”期间从马克思主义到超国家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提出,以及近代的超克,甚至还涉及战后宪法与天皇、“五五年体制”、新的政教关系、知识界与大众化等问题。最后一直讨论到丸山真男、鹤见俊辅,以及一九六八年“全共斗”的代表性人物吉本隆明,内容相当丰富。令人深思的是,全书最后末木用了相对悲观的题目《幻想的终焉》,作为全书的“结语”,也是他对刚刚过去的平成时代的盖棺论定,显示了一个对同时代始终持批判意识的学者立场。 

   我非常佩服作者举重若轻的日本思想史叙述方式。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再次让我想到一九九八年自己出版《中国思想史》第一卷时,引起诸多争论的“思想史的写法”这一话题。其实,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同样面临“思想史写法”的难题。而这难题来自三方面:一是西方哲学史的影响,即如何挣脱近代西方哲学史叙述概念和方法之笼罩;二是思想史的视野,即如何把一国的思想史放置在更大的视野中来重新定位;三是思想史的内容,即重写思想史的时候,什么可以写进思想史中。

   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影响,很有趣的是,末木在本书一开头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有没有哲学?他引用中江兆民《一年有半》中的话说,“我们日本自古至今没有哲学”(1页)。这句话也许很有刺激性,所以,在第十章讨论近代日本的自由民权时,他再一次引用(173页)。但是末木提醒我们,说日本没有哲学,并不是否定或贬低日本思想,而是说日本并不是用西洋哲学方式来思考的。也许读者会记得,二十多年前我的《中国思想史》出版时,曾提出用“哲学”还是用“思想”来叙述传统中国,这一话题曾引起过学界争论,而二〇〇一年德里达与王元化先生的对谈中,曾说中国没有哲学,也曾引起某些学者的愤怒。其实,无论是末木还是德里达(也包括我本人),都并不认为“没有(西方式的)哲学”是一件让东方人丢脸的事情,因为东方人有东方的问题焦点、思考方式和表达词语。如果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在中国和日本按图索骥,“选出而叙述之”,倒并不那么值得夸耀。更重要的是,一旦我们跳脱“(西方)哲学”或“(西方)哲学史”的笼罩,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思想史”,内容会大大丰富起来,末木文美士笔下的“日本思想”,比如“王权的重层结构”“神佛习合”“显冥两极”等,很多未必涉及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认识”或“伦理”,也不见得可以区分出“唯心”或者“唯物”,却在日本思想世界中,是活泼泼的存在。 

   再说思想史的视野和背景。正如末木所说,由于思想资源往往来自日本之外,所以,日本思想史的研究者不能不把论述的视野扩大到中国或者欧美,而且还要关注作为传播路径的朝鲜历史上的百济、新罗、高丽。特别是“大传统”时代的日本思想史,正如前面所说,时时刻刻会出现中国背景,而在“中传统”或“小传统”时代的日本思想史中,我们又常常会看到西洋的身影。我常引用歌德的那句名言:“只知其一,便一无所知。”(麦克斯·缪勒在《比较宗教学》的开篇也曾引用这句话)可是,在传统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领域里,我们很少看到把中国置于东亚或者亚洲,乃至世界背景中去讨论,也许,这是因为传统中国思想确实有独立性和封闭性的缘故。不过问题是,如果没有异域思想状况的对比和刺激,也许不太容易“倒逼”出本土思想史的独特问题。我在阅读《日本思想史》时,总是从日本思想史中“王权”与“神佛”作为两极的论述中,想到有关中国思想史的几个问题:第一,中国的“王权/皇权”为何可以一极独大?从日本所没有(欧美也没有)的历史,即秦汉中国实现大一统、帝国内部推行郡县制、儒法学说制度化,到科举制与官僚体系等因素中,是否可以解答这一思想史中的特殊现象(已故刘泽华教授的“王权主义”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其实已经有很深的探索)?第二,前面末木指出传统中国特有而日本早期并没有的“华夷观念”,它如何孕育了中国顽固的帝国心态和脆弱的天朝观念,以至于形成一直影响中国的国际观念与民族观念?第三,古代中国何以没有日本那种“神佛”与“王权”两极的传统,也没有近代欧洲所谓“神权”与“王权”的冲突?从这里反过来思考,那么,中国宗教为何会被政治权力全面压制,最终出现我所谓的宗教“屈服史”,而这种“屈服史”又对中国思想史有什么影响?顺便说起,好几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当皇帝作为思想辩手》,想说的是中国皇帝不仅管天管地,而且管知识、思想和信仰,不只是梁武帝、宋孝宗,明清两代皇帝更是亲自下场,嘉靖皇帝写《正孔子祀典说》和《正孔子祀典申议》,强调“夫礼乐制度从天子出”,雍正皇帝写《大义觉迷录》和《拣魔辨异录》,评论华夷中外和儒家佛教。当皇帝亲自下场加入论战,政治权力和思想权力集于一身,就使得宗教只能失语,无法“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也许是世界思想史上比较罕见的现象。因此,思想史家一旦把视野放大,把异域作为背景,这些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的现象,是否就显出它的思想史意义了呢?

   最后再看思想史的内容。当年我写《中国思想史》曾提出,由于我们改变了哲学史的路数而采用思想史的方法,特别是强调“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因此我们需要把过去不太注意的材料,比如塾本等童蒙教材、非文字类的考古文物与图像资料、皇历一类通用手册以及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纳入思想史的视野。这次读《日本思想史》,也特别注意到,末木不仅讨论“王权”和“神佛”之间的冲突、协调和变化,而且如同前辈学者津田左右吉那部名著《文学中的国民思想之研究》那样,格外注意社会与文学中的思想史,在这部书里,我们看到他不仅常常涉及日本思想史学界过去引述较多的汉文汉诗、《万叶集》、《古今和歌集》和《源氏物语》,而且也谈及物语、能乐、浮世绘、歌舞伎以及庶民文艺。特别有趣的是,在讨论明治时代的“文学家的抵抗”时,他还专门讨论了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和岛崎藤村的《破戒》(186—187页),这不仅使得思想史深入了日常生活和民众观念,也使得思想史呈现了丰富的层次和多彩的背景。

   我们中国的思想史研究,也能把戏曲、小说、诗歌、绘画、雕塑等等也纳入吗?这需要我们继续思考和实践。

  

   五

  

   正如末木在第一章中所回顾的,日本思想史研究有着深厚的积累,在第一章里,他提到大正时代的津田左右吉,昭和时代的和辻哲郎与村冈典嗣,马克思主义者的永田广志和三枝博音,以及战后产生巨大影响的丸山真男,日本思想史的研究曾经相当辉煌,也形成了日本思想史特别的分析框架和基本叙事。尽管末木在全书最后说,如今日本思想史盛况不再,各大学里仅仅剩下东北大学一个思想史讲座,并且略有悲观地用《知识人的终焉》和《幻想的终焉》这两个“终焉”,分别作为正文最后一节以及全书“结语”的标题。但是我仍然觉得,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思想史已经走向“终焉”。我的朋友黄进兴曾经说,近年来西方思想史在衰落,他还用了麦克阿瑟的名言“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来形容这种颓势似乎不可逆转,但我也看到,最近的西方思想史领域也在逐渐回暖(中国思想史领域始终不曾衰落)。末木这部书,就恰恰说明,日本的思想史研究并不会“终焉”,这本书的出版,也许象征着日本思想史研究的重新起步。 

   在写最后这几句话的时候,突然联想到熟悉的艺术史家巫鸿教授,他在二〇一九年的一次讲座中,用了“终止即开始”的标题。这个意思很妙,我也想借用这句话回应“终焉”一说,“思想史研究会重新开始在结束的时候”,并以此与中国思想史和日本思想史的研究者们共勉。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至十九日,疫情蔓延时写于东京

   (《日本思想史》,[日]末木文美士著,东京岩波书店二〇二〇年版)

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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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0年5期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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