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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竹汝: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若干依据

更新时间:2020-05-01 23:00:39
作者: 程竹汝  
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

   2019年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图片来源:新华社)

   我国民众广泛有序参与的制度安排是体系化的。像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的执政党也是实际政策提供者;中共全面嵌入中国社会各类组织之中;所有民众都直接面对中共组织,都有充分机会与中共组织进行主动或被动、有意或无意的意见互动;中共有群众路线传统和制度化实践,群众定期评议党员、干部、基础组织;9000多万党员本身的组织参与就有一定代表性。总之,中国共产党基本的政治功能就是为民众提供利益和主张的表达通道。“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8]各级人大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国家权力机关,因而是民众最正式的有组织参与系统。人民民主集中表现为“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19]。人民政协由各界别推荐的委员组成,委员大都是在各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政协的四级组织系统完整;同时政协本身就是社会精英人士进行政治参与的组织,是专门通过协商形式进行政策表达的机构;民众可通过身边的政协委员表达意见,政协委员的考察、调研也是民众参与的有效途径。信访是民众制度化参与的有效途径,信访机构嵌入政权体系各个部门,其中,最主要的是隶属各级政府的信访机构;信访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是在政策实施环节通过民众参与为进一步优化政策提供资源和可能性。如果说“中国之治”得以实现的直接原因是政策具备社会适应性的话,那么,这种适应性是有制度保障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运行的结果。它充分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民主性质。我国的人民民主之所以在实践上凸显民众广泛有序参与的形式,除了关于“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的经验认识外,更多地与这一民主形式本身的性质相关。首先,广泛有序参与,是最接近民主本源即直接民主的一种民主形式,从参与的范围来看,是一种实践中“最广泛”的民主。其次,它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随时可以表现的民主形式,而不是像选举民主那样要受任期的限制或像议会民主那样要受集体行动的限制,从而也是一种“最真实”的民主。最后,民众广泛有序参与主要是围绕政策选择展开的,是政策具备社会适应性的根本保障,因此,也是“最管用”的民主。

   [参考文献]

   [1][4][5][6][8][16][18]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3,1-2,4,3,11,3,42.

   [2][10][12][15]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23,36,35.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10.

   [7][11]程竹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结构特色与功能优势[J].思想理论教育,2017,(5).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3.

   [13]本书编写组.党的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8.

   [14]本书编写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4:7.

   [1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22/c64094-25704157.html,2014-09-22.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39.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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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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