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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杰:血脉与学脉:从颜元的人伦困境看他的学术思想

————一个心理史学的尝试

更新时间:2020-04-26 10:29:31
作者: 王东杰  
被“乡党遐迩”当作一个疯子 (8) 。颜元居丧期间, 一切遵从家礼, 在周围的人看来, 想必也是古怪举动。他在当时写的一份笔记里透露:“后世俗坏制湮, 有一尽礼者, 浮薄之人群起而怪之, 笑之, 詈之, 伺其隙而诋挠之, 务欲其败志半废而后已, 则虽名为长者, 其言亦何可听哉!” (9) 应该就是实录。

   俗世的嗤骂令人不快, 但颜元可以不理, 甚至更进一步强化其“虚拟的成圣感” (10) ;对于自己的“祖父”, 问题就不这样简单了。在一个以孝道为本的社会里, 常人犹不敢轻违父母之命, 何况颜元早以圣贤为志?他很清楚, 祖父是按照世俗标准要求自己的。因而, 决心“弃举业”后, 他仍继续“入文社, 应岁试”, 以“取悦老亲”。然而, “弃举业”的消息还是传到朱九祚耳中, 致其大怒。从朱翁“怒不食, 三请不语”的表现看, 他很清楚, 自己只需稍露威色即可将颜元折服, 而也果然如此。尽孝本是圣贤的内在要求, 但为此不得不屈从俗道, 对颜元来说, 岂能轻轻放过, 云淡风轻?

   从现存资料看, 颜元与朱翁因科考而产生的直接冲突, 就只有这条。这不等于说, 这是一个不重要的问题, 相反, 它攸关颜元的终极价值取向, 是其生命的“中心面相”。这事很快过去, 但在风平浪静之后, 是颜元的高度自持力。实际上, 就在朱翁向其发难前一年, 颜元还到易州参加岁试, 恰值其妻生下一子, 颜元为其命名“赴考”。这似乎只是一个纪念性质的名字, 但颜元对赴考本不情愿, 以此为子命名, 殊非常理。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尽管生子是桩喜事, 赴考则是勉强, 但在践行孝道这点上, 它们是统一的。故“赴考”一名象征性地传达了孝道对颜元的双重意味:既是对自己生命价值的积极肯定, 也是一重沉重负担。

   除了价值观冲突外, 颜元和朱翁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朱氏抱养颜?, 是因朱媪无法生育。据《年谱》, 颜元生下数月, “母疮, 损一乳, 乳缺, 朱媪抱乞奶邻妪, 不得, 则与朱翁嚼枣肉、胡麻薄饼, 交哺之”;九岁上学后, 朱翁亦“时以钱给先生, 令买饼饵” (1) , 可知朱氏对幼年的颜元还是不错的。但朱翁与侧室杨氏生下朱晃 (时颜元十一岁) 后, 情形立变。《年谱》云:朱翁父子“与先生日有间言”;钟錂为颜元所写传记, 也说朱翁生晃后, “稍疏先生”, 而“晃后更谗害” (2) 。貌似一语带过, 但从颜元被令与朱媪“别居东舍”看, 双方矛盾显然已无法调和 (3) 。朱媪去世后, 朱翁父子与颜元冲突更加激化:“晃唆朱翁逐先生, 先生乃请买居随东村” (三十四岁) ;“晃唆翁百计陵虐先生。一日, 谋杀之, 先生逾垣逃, 忧甚” (三十六岁) ;“是时先生尽以朱氏之产与晃, 且代偿其债百余缗, 而晃又欲夺其自置产, 屡兴变难也” (三十八岁) ;朱翁死后, “朱晃复谋吞先生随东产, 起衅, 先生不校” (三十九岁) 。 (4)

   后边这几件事已在颜元明了身世之后, 尽管冲突升级, 甚至面临性命之忧, 但对其心理冲击已没有那么大。问题发生在其三十四岁之前, 颜元尚不知自己本系外姓, 对朱翁溺爱少子, 必曾愤愤不平。他二十四岁所写《王道论》 (后改名《存治编》) , 就以“为父母者, 使一子富而诸子贫”作比, 以肯定井田制的意义 (5) , 或就有对朱翁偏袒朱晃的不满。在三十岁左右所写《礼文手抄》的一段按语中, 颜元又大谈宗子之义:“观古人, 曾祖之小宗即不敢祀高祖, 至于次子即不得祀其父, 名分何其严!” (6) 时晃已十九岁, 元、晃矛盾当较前更烈, 而颜元自以为朱家嫡长孙, 此段议论明言“次子”, 绝非虚发。

   颜元曾对王法乾说, 时人爱言“仁人之心无怒无怨”, 实“不知仁人”。盖“仁人遇弟骂一句, 较平人骂之更怒, 但转眼便忘, 不慝于怀也;当弟打一拳, 较平人打之更怨, 但转眼便释, 不留于中也”。又云:“有人于此, 越人射之, 则己谈笑而求宽免, 道其自卑尊伊之情, 望其一念大义而恕己也, 无所责望也。其兄射之, 则己垂涕泣而求宽免, 道其一体骨肉之情, 咎其忍心不仁而杀己也, 不能无悲愤也。” (7) 对来自“一体骨肉”的虐待, 悲愤异常, 必有刻骨经验为底样。因此, 当颜元征引孟子称舜“不藏怒, 不宿怨, 亲爱之而已矣”, 而谓舜乃“千古之圣”, 孟子乃“千古之善言圣者”的时候 (8) , 他实际是在表露自己的“怒”与“怨”, 只是他强调这无碍“亲爱”而已。

   不过, 颜元对怨怼所蕴含的破坏力量又异常警觉。他三十一岁赠王法乾语云:人“有一分怨君、父心, 即不能保不为乱臣贼子” (9) 。即是一例。但它也恰好提示我们, 颜元心中很可能对祖父抱有怨望之情———尽管若我们起颜元于地下, 他绝不会认可这个判断 (前边讲“怨”“怒”“悲愤”, 皆对兄弟而言) , 实际上, 这情绪在他亦是不自觉的:恐怕这种危险念头还未升起, 早被其圣贤人格抑制下去。不过, 就在他对王法乾的话中, 那潜在的怨意还是忍不住以“超我”的方式泄露出来。

   即使认祖归宗后, “不怨”这个主题也不断出现在其言谈中。兹从《年谱》摘录两条:“曰:瞽瞍愚父也, 而舜齐肃祗载;定、哀庸君也, 而孔子鞠躬踧踖。故孝莫大于严父, 忠莫大于严君。” (四十一岁) “贾子一问家变。先生曰:‘舜之化家也, 其机在不见一家之恶。为子计, 须目盲、耳聋、心昧, 全不见人过失, 止尽吾孝友, 方可化家而自全。’” (四十五岁) (10) 《言行录》亦有:“或诉家变。先生曰:‘圣人称舜为大孝, 他圣其不孝乎!贤人称曾、闵为孝, 诸贤其不孝乎!惟其际变而不失常, 故称耳, 处常者无称焉。此固人子之不幸, 亦人子之大幸也。’引劝以负罪引慝。” (11) 反复称引大舜, 以为榜样 (12) 。颜元对朱翁、朱晃, 的确遵循了“目盲、耳聋”的原则, 但他并未“心昧”:“一家之恶”四字就对朱翁父子的作为下了结论。这样, 他反复陈说的“不怨”, 正是“怨”的流露 (1) ;即使早已脱离朱家, 当年的不幸所造成的创痛, 仍无法抚平。

   处于颜元的境遇, 有怨有怒乃人之常情, 但他以为“兄宽、弟忍”只是“为俗人言之” (2) , 他要做圣贤, 当然要努力向上, 怨怒中恒存亲爱, 已是难能, 却还不够。宋元以来, 儒教提倡一种在人伦困境中行孝, 乃至今人看来不无“受虐”倾向的观念, 而颜元对此有高度认同。《年谱》四十七岁:“谓夏希舜曰:舜何罪?须知父母不悦, 即我之罪;舜何慝?须知感动父母不能, 即我之慝。‘慝’字更苦, 更精。盖罪犹有事实可指, 慝则并无其事, 但见父母不允不若, 必我心中暗有不可感动者在也。” (3) 一个“慝”字, 将全部忧愤化作成就圣贤的重任 (4) , 然而毕竟遮不去那个“苦”字:朱翁逝世一月后, 颜元有日“买食豆腐, 怆然流涕。盖先生养恩祖、祖母十一年, 未尝特食一腐, 今伤腐之入口也” (5) 。委屈和自伤之泪, 在完成使命后, 终于夺眶而出。 (6)

   颜元对朱翁父子的不满, 还有一个出口, 就是对父亲的怀念。从记录看, 颜元的父亲颜?“形貌丰厚, 性朴诚, 膂力过人, 爱与人较跌, 善植树”;朱翁则“有才智, 少为吏, 得上官意” (7) , 且“性厉介” (8) 。一个憨厚老实, 一个精明干练, 性格全然相左, 颜?想必很难获得朱翁欢心。颜元说, 其父“因不得所后欢, 愤愤有遁行志” (9) , 显然不是虚构。惟二人之间到底有何恩怨, 前人不说, 我们不知。我们知道的是, 颜父出走时, 颜元只有四岁 (按中国传统算法) , 对父亲大概没什么具体记忆。他对父亲的点滴印象, 应都来自母亲叙述, 而其母又在其十二岁时改嫁。颜元为父亲所写传记, 有一半都在讲颜?出走的经过 (详见下文) , 另一半写颜?在辽东故事, 仍是听人讲说而得, 论到事实的丰富和生动, 远不若他为朱翁写的传记。

   颜?因和朱翁不睦, 而将妻儿抛开, 一走了之, 杳无音信, 实在不能算负责的男人 (10) 。然而这不妨碍他成为颜元思慕的对象。颜元十九岁时, 朱翁遇讼 (具体原因不详) 遁逃, 元被逮入狱, “作文倍佳”, 其老师有“是子患难不能乱, 岂凡人乎”的品评;及至“讼解, 因思父, 悲不自胜!”这是《年谱》中首次出现颜元思念颜?的内容, 而其表述方式提示我们, 他在狱中虽表现得异常平静, 内心其实充满了委屈, “思父”正是这情绪的自然结果。父亲于他已成温情的象征, 恰和 (养) 祖父的无情形成对比。此后, 相关记录不断出现:二十二岁, “元日望东北四拜父, 大哭恸, 作《望东赋》” (11) 。三十一岁, 某日“有所感, 思父悲怆!”三十二岁, “入京秋试, 拜寻辽东人, 求传寻父报帖”。 (12)

   颜元思父, 必不止此数次, 而这几条被特别录出, 一定有更特殊的缘由, 惟今已无法追考。不过可以肯定:对父亲的思念, 和他同养祖父关系出现裂痕分不开 (1) 。在朱翁那里的受挫, 使其和同样与朱翁不睦的颜?在心理上发生了叠合。这叠合产生了两方面效应:一方面强化了他的责任感, 使他感到自己有必要承担父亲未尽的孝道。在为养祖母治丧期间, 颜元“恸父出亡, 不能归与敛葬”, 决定代父“承重”, 以致“过哀病殆” (2) , 就出于此一心理。另一方面, 却也给他一个发泄机会。在颜元信奉的价值体系中, 怨怼祖父乃大逆不道, 思念父亲却值得大书特书。可以想见, 在他“思父”的哭声中, 充满了委屈、悲愤和自怜。换言之, 对父亲的孝思, 正以一种迂回方式表达着但同时也缓解并掩盖着他对养祖父的不满。

   这样, 三十四岁之前的颜元是异常压抑的:他为自己设计的道路被朱翁粗暴打断, 又在日常生活中遭遇苛待, 而他所信从的道德准则要求他不能有丝毫不满, 更使其多了一重抑郁 (3) 。试想, 在此愁云惨雾之中, 突然得知自己本非朱姓, 岂非拨云见日, 立地解脱?对颜元来说, 这意味着再无人可以阻止自己, 他可以真正做到“天下非之而不摇”了。此后他仍尽力服侍朱翁, 但这举动在心理上的意义变了:这是为了报答养育之恩 (4) , 而非与生俱来的使命。

   颜元后来不断回忆这段经历。如康熙八年十一月三十五岁时所作《存学编·性理评》:

   至戊申 (康熙七年———引者) , 遭先恩祖妣大故, 哀毁庐中, 废业几年, 忽知予不宜承重, 哀稍杀。既不读书, 又不接人, 坐卧地炕, 猛一冷眼, 觉程、朱气质之说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 因徐按其学, 原非孔子之旧。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学》之说, 为后二千年先儒就参杂之小失, 为前二千年圣贤揭晦没之本源。

   他宣称, 若非此段曲折, 他“将日征月迈, 望程、朱而患其不及, 又焉暇问其艰否哉” (5) , 颇有庆幸意味。虽是针对学业立言, 终不能与朱媪之死解脱干系。此处“哀稍杀”数字, 下笔克制 (当然, “稍”字也应准确描写出颜元的实际心情。毕竟朱媪于其有恩, 颜元对养祖母是有深情的) ;不过, 连用“忽”“猛”几个表急速的字眼, 则将其突破心理障碍之后的顿悟感和盘托出, 而随后一个“徐”字, 又使人想见其立论之慎———然而, 没有“猛一冷眼”, 又何来“徐按其学”? (6)

   颜元将身世之变和学思之变连贯一气, 提示在他心中, “忽知予不宜承重”带来的解放, 不仅是人伦的, 而且是学术的。他在晚年也提到此事, 不及此处生动, 但云:

至康熙戊申, 遭先恩妣大过, 式遵文公家礼, 尺寸不敢违, 觉有拂戾性情者, 第谓圣人定礼如此, 不敢疑其非周公之旧也。岁梢, 忽知予非朱姓, 哀杀, 不能伏庐中。偶取阅《性理·气质之性总论》、《为学》等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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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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