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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刚: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中国当代文论的基本关系

更新时间:2020-04-21 22:10:54
作者: 张永刚  
就是要进一步增强理论性,要在发现总结规律与逻辑、形成强大的理论品质和理论阐释力量等方面下功夫,最终在构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道路上取得新成果。

   上述研究者发现并提出的问题是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论化的一个良好开端,但要解决这些问题,抵达理论构建的目标则还需要艰难的努力,其中理论的提升力量是至关重要的。有学者认为:“宏观地看,面对当今历史语境、现实思潮和创作实际,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总体上表现得比较窘迫、被动,主体性回应和建构性理论基点都十分贫弱。”14这个总体性不足,正是理论建设的难题所在,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念指导下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理论形态”来提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价值?为什么“研究”本身的丰富性不能成就研究工作的完整意义而要由理论构建来达成?为什么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构建必须在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交往融合中才能得以实现?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断发展的今天,这些问题内含着“理论自觉”性质,应该得到进一步重视,这是理论发展规律决定的。马克思说:“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出整个体系”15,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该按这种方式实现朝向理论的自我提升,否则它只在现象中徘徊,很有可能会被现象淹没。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只有实现了“理论自觉”,获得理论品质,才能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从而在中华当代文化整体中展示出更大价值;与此相应,中国当代文学也才能在实践和理论上获得进一步充实,成为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华多民族文学。

   在此意义上回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状态中情况就十分清楚。我们所说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习惯上是指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具体研究,它体现出明显的文学批评(或文学评论)特征。少数民族文学史料乃至文学史的梳理编撰也带着这种具体化的研究特点。一般情况下,这种具体化的研究当然具有支配性的观点,有时这些观点还很独到很深刻。事实上正是依据这些观点,才形成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与现象多种多样的分析阐释。但在这里,观念总是与想象相随,想象又与感觉相随,文学评价因此无法离开体会、品味、领悟和鉴赏,批评家的个体艺术修养与个人嗜好扮演着这幕内心演出的主角。在这种状态中,就研究主体心理而言,关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可以达到绝对“自明”的境界,却与其他人保持着间隔与差异。这样的理解方式将理解者与作品紧紧捆绑在一起,并迫使他的阐述在总体上采用与作品相一致的艺术化方式,带着想象和领悟特点,形成个性化的语言表达。16这是笔者在《文学理论的实践视域》中对文学批评方式及特点所作的概括。从某种角度不能否认,这是简洁而有效的文学研究方式,被许多研究者不断运用。问题是这种个性化的、与他者保持着间隔和差异的方式,因为缺少普遍性规约,在展示具体研究丰富性的同时必将带来芜杂与零散的负面效应。因此,有力度的批评总是要向理论索求支持,并努力使自己升华为理论,或带上理论色彩,以增加研究价值。

   但是,理论不会凭空而生,它有赖于时代的思想资源和思想环境。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还有赖于研究主体的角色意识和对研究对象的思考、处置方式,也就是所谓“主体性回应”。它要求研究主体不满足于“个人自明”的富有特色的解释,而必须通过超越批评的方式向理论的普遍规律索求阐释价值与话语品位。这两种做法的差别在哪里?“要称得上是一种理论,它必须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这还不够,它还应该包含一定的错综性。”乔纳森·卡勒在谈论理论的基本特质时特别强调了这种“错综性”,认为这是使理论超越一望即知的推测形成自身张力的重要因素,有了这种“错综性”,“被称为理论的作品的影响超出它们自己原来的领域”,因此“要证实它或推翻它都不是件容易的事。”17具体研究方式如果达到这种状态,意味着它实际上已经获得了理论生命。因此可以说“错综性”不仅是理论构建的结果也是构建的一种基本方式。用通俗的话表达,“错综性”就是要求在丰富的现象之中凝练出规律性因素,首先获得逻辑起点,进而形成整体逻辑自洽,以此奠定话语体系的理论合法性,最终具备理论的普适原则。在这种状态中,思想和作品融为一体,达到了自为的存在状态。在当代文论发展中,这种状态被称为一种“新的类型”。乔纳森·卡勒引用理查德·罗蒂的话说:“从歌德、麦考利、卡莱尔和爱默生的时代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著作,这些著作既不是评价文学作品的相对短长,也不是思想史,不是伦理哲学,也不是关于社会的预言,而是所有这些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类型。”18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说得更明确:“一代人以前,依然有职业哲学家的专门话语以及与之相应的完全不同的其他学科的话语,譬如政治科学、社会学、文学批评等。可是今天,我们有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就叫做‘理论’的写作,它同时涵盖了这一切学科。”19今天,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该努力构建的正是这种新的理论类型。

   用什么力量使研究涵盖“一切学科”,获得“错综性”,进而成为一种“新的类型”呢?从根本上看,回答只能是理性思维的概括方式或抽象功能。它抛弃个别追寻一般,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在文学现象深处搜寻本质与规律,避免过分沉浸于现象而让就事论事的研究掩盖了观念和方法。也就是说,要用观念和方法引导具体研究,去伪存真,在规律层面上形成更明晰的目标,产生更大的话语力量和言说自信。在这里,区分理论与批评的不同就变得很重要。我们不应该仅仅常识性地注意到文学理论与文学评论的差距,而是要在思维方法上深入理解文学理论的基本特性,正如西摩·查特曼所强调的:“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本质的研究。它不会为了自身而关注对任何特定的文学作品进行评价或描述。文学理论不是文学评论,而是对批评之‘规定’的研究,是对文学对象和各部分之本质的研究。”20可见,将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混为一谈实际上是取消了文学理论的功能价值,结果是仍然停留于无理论状态。相反,肯定和突出文学理论的“决定性作用”可以给文学评论带来积极的意义,它给予批评以工具和武器并优化提升了批评,同时又在这种批评中获益,使批评成为理论自身完善的先锋,为理论不断提供新的养分。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具有重大文化意义——如果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能够理解和调动理论即能使自己的实践理论化,也就是在当代文化政治中为自己获得了公民权。”21在这种状态中,理论的价值实际上也就超越了理论本身。换句话说,你不仅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学”,同时还使它在文化整体中成为不可忽视也难以忽视的存在,具有了“文化权利”,研究对象和研究本身的价值当然就会随之得到巨大的提升与强化。

  

   三、交往融会的理论发展途径

   进一步提升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品位,不断推进中国当代文论建设,这是关系到新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其内涵繁复,涉及宽广。如果仅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当代文论建设的关系而论,我认为,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当代文论的交往融会,这是理论发展的必要和有效途径。其中有两个侧重应予注意。

   (一)重视当代文论的主导作用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其理论发展(包括理论品位的逐步提升、理论形态的逐步形成等)不能离开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基本观念和主导方向。这是中国文学整体状态决定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只有上升到中国文学整体理论高度,不断汲取中国当代文论的积极因素,才可能形成更为开阔的视野,获得更大价值。

   今天,世界文学理论多元多样,中国文论也丰富复杂,但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主导下的理论建构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力量,也可以说是主导力量,特别是新时代文学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的理论观念、方法,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文论建设的思路,更是文论建设的基点。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主流文论学习、借鉴西方和俄苏文论,逐步建构了文学基本理论的框架体系,围绕文学本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和文学接受等,形成了研究的基本范畴和逻辑理路。虽然不同理论家在具体观念和研究方法上理解不同,差异很大,但并不影响这些基本范畴和逻辑理路作为理论结构的基本要素在文论构成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每一种理论实际上都有着自己的内在规定性和建构方式,这是理论的“元语言”,文学理论当然要“致力于创造一种元语言,借此可以系统地探讨文学问题,如果取消了概念和概括,如果没有元语言的术语,对文学的组成因素和文学史的研究便不可能科学化。”22可见,在这个方法层面,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必须首先满足“文学理论”和“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种概念”要求,才有可能作为一种理论形成自身特点。理论总是要以这种强制方式促使现象显示本质,促使个别走向一般,然后在普遍性上形成“理论自洽”状态。在此层面反观现象,方可达到视点更宽、层次更深的澄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化过程,应当适应文学理论的构建规律,完成经由抽象概括达成的“错综性”,而不是被浩繁的现象淹没。只有这样,无论是继续致力于批评化的具体研究活动,还是开启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体系化书写,才会形成新的视野和新的思路。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该着重解决这六个基本问题及其相关指涉,形成理论取向与表达,以便为当代文论建设提供更多的民族文学新的理论因素。一是文学本体问题,即要探讨“文学是什么”,这是文学理论作为理论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它涉及到文学的哲学意义和思想基点。二是文学的表现对象问题,即要弄清“文学写什么”,文学与生活的基本关系要在这个范围里得到阐明。三是文学创作主体问题,即要追问“文学怎样写”,要解密文学的创造性并展示出可以依循的创作规律。四是文学的文本问题,即要描绘“文学什么样”,以语言符号为体现方式的文学“象”“意”体系必须在此得到清晰阐释。五是文学的价值问题,即要探讨“文学有何用”,这是从历史文化层面对文学价值的再审视,它让文学理论再次回到广阔的外部世界。六是文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即将文学理论本身作为对象进行反思与探讨,以此了解文学理论的科学属性,促成深层的文学理论自觉。在文学基本理论的构建中,这六个问题构成了它自身相对的自足性、独立性和有机性,“这是它作为一门学科的最大立足点”23。离开了这个“立足点”,理论主干残缺,理论之树不能健康生长,理论话语就会苍白散乱。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化过程绕不开这个框架中的上述基本问题,甚至可以说,这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融入中国当代文论的重要路径。

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这种理论构建工作实际上已经有了可贵的尝试。比如,“20世纪90年代,梁庭望开始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进行深化探索,建构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首先是在研究生中开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讲座,逐步积累研究成果。”1988年由梁庭望、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作为研究生教材面世,这“是迄今唯一一部从理论上论述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著作”,它在少数民族文学定义的基础上,由“少数民族文学的起源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分类”“少数民族文学纵横论”“少数民族文学与周边国家文学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法论”“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社会”六章构成。24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论化过程中,这是一个重要成果,迄今这样富有理论意识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著作并不多见。理论空档引发了进一步思考,2007年刘大先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角度强调,需要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领域、范畴、对象、理念和方法,理清那些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习焉不察的错觉和由来已久渐成僵化的析解。25还有学者认为应改变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与汉民族文艺理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少数民族文论研究要走出过去大而化之的空泛比较,走出为自己“正名”的初步阶段,在时代精神关照下赋予新的阐释。26这些积极思考,是不断推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论进程的重要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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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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