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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茂君 罗雁飞:数字时代中国新闻传播学本科核心课程的变化与问题

——基于21位院长访谈的研究

更新时间:2020-04-07 20:30:36
作者: 周茂君   罗雁飞  
是在选修课里面。”

   武汉大学洪杰文:“我们也将很多新的课程引入到我们培养方案中来,其中数字技术类课程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浙江万里学院陈志强:“我们很多技术类的课程,比如编程语言、数据挖掘与可视化、网站的建设与维护,这些课程都是让我们学校的计算机专业的老师上。”江苏师范大学刘行芳:“将新媒体应用到各个领域,如市场营销、形象维护、舆论调控,很多领域都可以通过新媒体课程将其融进去。”

   西安交通大学李明德:“现在新媒体技术课程多了一些,包括数据新闻与可视化、新媒体广告设计、新闻摄影与摄像、网络编辑与发布、新媒体用户分析等,还有网页设计与制作、音视频内容制作、数字传播技术基础、网络数据挖掘等。”

   中国人民大学张辉锋:“现在的教学方向要以互联网为平台、融媒体为基础工作条件,技术是我们这个行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我们有引进计算机专业博士做老师…… 目前可以开设编程语言基础与程序设计基础课程,能上的课程先上,不能上的课程作为未来进人的依据。”在数字传播背景下,平台课和专业课的调整始终要围绕人才培养的目标。宽口径、厚基础、全媒体是主流。在数字传播时代,人文素养、厚基础的要求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这缘于新闻传播主体发生了变化,普通民众也可以成为媒体内容生产者,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专业性不仅体现在技术实践,更体现在专业的眼光、“专业的观点”和“人文精神和批判力”。[14]

   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围绕数字传播的课程在加强,数字实践在强化,对数字技术的重视甚至已蔓延到对统计学、高等数学的修分要求;另一方面,对通识、人文社科基础的重视,也是一个重要的特征。研究型大学的院长们认为批判性思维、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都应该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

   (二)院平台必修课

   在院长访谈中,我们发现院平台课的设计和实施有几个方面的调整:

   1. 让学校通识选修课部分承担院平台课(专业基础课)的职能随着高校通识选修课的分层管理,不少新闻传播学院根据自己的培养目标,在学校通识课要求的基础上,为学生指定部分学校通识课范围,这些课基本上是为了适应本学科专业的发展需求,行使着专业基础课的职能。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根据培养目标,在学校通识课中为本院本科生划定范围:在计算机类通识课程中于“计算机科学基础” 或“科学计算基础” 中选择一门;在自然科学通识类课程中于“高等数学”或“应用统计学”中选择一门;在通识选修课程中至少在“ 通识核心课程” “ 沟通与领导类”分别选一门;在“科学技术组”中至少修读6 个学分。重庆大学新闻学院也在学校通识课中将统计学、逻辑学列出来。

   重庆大学董天策:“通识课有规定,重庆大学通识课要求8 到10 个学分。但通识课我本人也是不太满意,有些通识课的文化含量远远不足。我们做了一些限定,把最重要的有很大关系的(列出来),比如统计学、逻辑学。学生很害怕逻辑学,但是现在我发现,我们的学生的最大问题就是不讲逻辑,没有逻辑……我们2014 年方案调整,加大了人文社科基础课程,或者说博雅性课程。”

   2. 专业基础课(学院平台课)设置的“通识化”、跨学科化

   专业基础课不限于本专业、本学科,甚至采用在别院“寄养” 的方式。部分院系的专业基础课呈现人文素养和自然科学的双重倾向。

   武汉大学洪杰文:“平台必修课中还有三门跨学院平台课。我们将利用武汉大学综合性学科的优势开设三门跨学院课程:中国文学、社会学导论和心理学基础。”

   复旦大学张涛甫:“我们重点是把学生放到其他专业培养。”其他专业包括“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国际政治、中文和计算机等八个专业”。

   重庆工商大学蔡敏:“我们注意大类打通、交叉融合,打通了文学、新闻传播学、传媒艺术编导。注重文学、文化课程的掌握,我们学科基础课有中国文化通论。”

   华中科技大学何志武:“学院的平台课基本上是每个专业至少拿一门出来…… 还有一些是以往比较注重的,作为新闻传播人才必备的,比如中西新闻史、传播伦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江苏师范大学刘行芳:“学校有平台,院有平台。院里有几个课程包,不同的专业去选,但有些是几个专业统开的,比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常识…… 使他们具备我们院统一要求的基本能力和基本素养。”

   陕西师范大学许加彪:“我们给新闻学、网络新媒体和编辑出版都开了经济学、社会学必修课。经济学的课程,老师是从商学院请过来的,讲的是数学推导,还不是文化研究角度的经济学,学生有五六个不及格……”

   另外,一些高校的“人文实验班”模式和大类招生模式,也在解构传统专业招生基础上形成的专业基础课概念和学院平台课概念。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实验班包括社会学、中文、哲学、马克思主义原理、网络与新媒体五个方向,开设课程除了学校通识课外,还有数学和基础学科课程,包括高等数学、自然科学发展概论、大学计算机基础、普通心理学等。此外还有“人文实验班平台课”,包括哲学的视野、社会与生活、技术概论、传播与社会、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等。“这些课程是文科实验班所包含专业的课程。每个专业拿出一门课程,等分流的时候有个选择参考。”(西安交通大学李明德)在调研中我们还发现有些高校没有“院平台课”的提法,例如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许加彪:“我们没有平台必修课的提法。只有院选修课。学校没有院平台课这个机制。比如,传播学的课,各个专业都会开,但不叫平台课。”

   3. 平台课修读方式创新

   引导学生利用课外的时间、课堂外的空间学习经典知识,并纳入学分考核,成为一些新闻传播院系的创新实践。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的三门通识课程在教学形式上进行了创新:其一,人文社科经典导读课程采用了“选书单———听讲座———写读书报告” 的形式。其二,名篇经典诵读课程采用“ 课外诵读———考试现场背诵讲解”的方式。其三,自由写作课程采用“课外写作———发表或参赛获奖” 的方式。陕西师范大学的经典导读课程采用“晨读”的方式。

   重庆大学董天策:“我们在课程的修读方式上做了改革。比如人文社科经典导读(课程),给学生列出50 本人文社科方面经典性的著作,并不上课,只是每一学期围绕50 本书做一些引入性讲座。要求学生听十多次讲座,然后选3 到5 本写读书报告,完成就给两个学分。就是引导他们去读点书。对学生的评分集中在前两年。两年时间把这一门课完成。”

   (三)专业课

   1. 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指向,淡化专业必修课,开启院课程群自选模式调研发现,众多新闻传播院系有三个共同的做法:其一,降低专业必修课的学分;其二,将各个专业的选修课“升级”为学院选修课,各个专业都可以选;其三,将学院选修课分类,形成“ 课程群”,供学生选择。还有的新闻传播院系设置比“课程群” 更小的“课程模块”。浙江万里学院“ 两门课是一个小模块,总共有40 个左右的模块。三四个小模块组成一个课程群。为什么这样做? 如果一个专业的学生想学另一个专业的课程,如果以课程群的形式就太大了。小的课程模块学生想学就学”。(浙江万里学院陈志强)

   此种做法背后的逻辑是打破专业壁垒、淡化专业、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复旦新闻学院正在进行按照新闻传播大类培养的方式进行教学创新。

   浙江大学韦路:“选修课32 个学分,叫‘个性课程’,可以是院选修课,可以是境外课程,也可以是全校范围的创新创业课程。必修课固然重要,同时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通过学分的设置,体现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关系。”

   深圳大学胡莹:“强调给学生比较大的自主选择的权利。把必修课减少,把选修课放大。原来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是6??4,现在是4??6。”中国人民大学张辉锋:“2017 级培养方案的理念与内容都发生了改变,开始不分专业了……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相关课程,这样毕业时根据你选的课程结构学院给你认定专业,比如学生修够广播电视学专业规定的课程包里的学分(必修加选修15 学分),就可以由学院认定为这个专业的学生。这个改革打破了以往专业培养的模式,更为尊重学生的兴趣与特长。”复旦大学张涛甫:“专业选修课一定是分板块的。比如广播板块、电视板块、平面媒体板块。学生对广播板块有兴趣,你就是学这一类的课程,四个专业都可以选,这个选修课之间的壁垒是打开的。”

   武汉大学洪杰文:“我们学院的培养方案只有一个,就是新闻传播学类。那么这个目的就是想打破我们原有的限制、原有的专业壁垒……我们学院里面每个专业学生之间最后只有9 门不到20 个学分的必修课的差别,其他都是一样……我们把选修课范围扩大了很多倍,学生只要18个学分就可以了,但可以提供给学生的学分差不多80 个学分。”

   华中科技大学何志武:“我们每个专业大概有个3 到4 门的叫这个专业核心课的课程模块,那么这种课程模块就可以拿出来供其他专业的学生来选,这就相当于模糊各个专业之间的界限。”

   2. 加强实践课程,多元实践指向产学研协同化

   在学院平台课中,已经有不少院校采用“理论+实践”的方式进行授课。到专业主干课这个层面,实践课程和理论课程的实践环节都在增加。实践课的形式主要包括理论课实践环节、实践课( 项目)、工作坊、基地实训、专业综合实践、专业实习。院长们谈及较多的是前三种。实践教学形式多样化、产学研合作是大趋势。

   理论课实践环节众多院系都秉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的原则,采用“1+1” 的方式,将理论课和实践环节分开,由理论老师和实践老师分别授课。“理论老师+业界专家” 成为一种比较受欢迎的组合方式。有些院系还在“1+1” 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采用“1+N” 模式,即1 个理论老师加几个实践老师(专家),如辽宁大学。

   辽宁大学程丽红:建院开始就有“1+1”,学院老师主讲理论部分,由他再找一个实践老师,当然实践老师要符合学校任课教师条件。学院先检查,提交报告给学校,学校审批后组成1+1。有些业界专家比较有名。后来我们(和别的学校的院长交流,包括开会交流,大家共同感觉) 发现业界老师有一定的经验,但没有教学经验,术业有专攻,几尺讲台不是那么容易站的。你让他讲几节课可能比较精彩———多数的老师讲几堂很精彩,讲多就不行了。但一学期实践课可能有二十几个课时,你让一个业界专家讲,他可能就讲不好了,而且比较忙,时间也没有保证。后来我们开发了“1+N”,1 个理论老师加几个实践专家共同完成一门课。

   中国人民大学张辉锋:“我本人教的广告媒体计划课程,采用半对半的授课方式,我讲+业界讲。”工作坊是新兴的灵活多变的实践形式:课程形式方面,它既可与现有课程结合,也可作为独立课程存在;时长方面,它或是两三天的实训,或是长达一学期的训练;授课者方面,它可以是高校老师,也可以是业界专家,或者二者组合。总体上,与业界合作创办工作坊的倾向更明显。浙江大学韦路:“今年(2018 年) 和腾讯企鹅学院合作,企鹅学院浙江分院开在浙大。企鹅学院给学生开了面向全校的选修课‘传媒创新前沿’,包括大数据、可视化、新媒体营销等前沿课程。工作坊有两种:跟现有课程结合的工作坊;完全新开的工作坊。工作坊只占1 个学分,重在鼓励兴趣。”

复旦大学张涛甫:“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坊。实务课程对工作坊是有要求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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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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