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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以财 刘志民:“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现状评析与提升路径

更新时间:2020-04-06 22:56:48
作者: 朱以财   刘志民  
都是由语言建构起来的一种客观存在的柔性支配力量。[30]“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是话语、知识与权力的融合,高等教育生产的知识为话语权提供了实质性内容,形成了“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独特的话语体系。在这里,“话语”是话语资格与话语影响力建立的基础,但只有当其与不同的知识结合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故而,“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多因素影响的过程,总体包含三层含义。其一,“话语”是“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载体,“话语”本身远超出狭义的“言语”概念,“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理念、目标、愿景、制度设计等都包含在此列。其二,话语规则是“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核心,获得话语权的核心是创造话语秩序、确立话语规则[31]。“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语言文化、价值信仰等十分复杂,形成了国家内部多样化的“话语”模式以及各国家高等教育多元化的“话语”立场,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话语”差异、隔阂,甚至是误解。因此,“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话语”所建构的意义和价值必须得呈现出共通性,这样才能得到他国的理解、认同和接受,最终形成对他国具有吸引力、影响力的规范和权威。其三,话语实践是“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支点。国家内部高等教育话语权的建构更多是基于政府权威的控制和支配,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是平行关系,缺少纵向的权利结构,其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权利维系更多依靠的是共通力和影响力。可见,只有在话语实践中反复强化和巩固话语规则与话语事实的联系[32]45,使话语的含义在一定范围内实现相对稳定,对话语对象产生影响并取得实际效果后,才能生成“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话语权。

   概言之,“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是利用多种话语及形式,通过建构价值规范、培育社会权威,为沿线各国高等教育之间的平等对话提供平台,并争取更多的国际认同,最终形成的能够影响“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发展的力量及其组合。“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就是要把“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知识理念、基本内容、发展方向等向国际社会阐释清楚,以获得充分的理解和认同,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多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三、“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现状评析

  

   伴随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及《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实施与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高等教育合作与对话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话语。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一带一路”朋友圈的扩大,中国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高等教育话语权塑造意识。

   (一)“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形成的有利条件

   历史上,中国曾通过古丝绸之路开辟了东西方商贸往来和文明交流的大通道。“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古丝绸之路为中国如何再次走向复兴提供的新的灵感。经过六年多的运行,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一带一路”倡议在增进各国高等教育交流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方面的初衷也正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同和接纳。一方面,沿线国家高度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高等教育发展机遇,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机制不断完善。另一方面,中国高度重视“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建设,在话语实践中不断创新传播理念和方法,系统介绍中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和发展格局,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的国际学生数量持续增加,为赢得国际话语权、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再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一带一路”研究分会、“一带一路”高校联盟、中巴经济走廊大学联盟、丝绸之路大学联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等合作组织的成立,推动了我国与沿线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对接,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建设夯实了社会根基。与此同时,伴随高等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发展进程,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竞争优势高等教育体系逐渐形成,人文交流内涵与广度不断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国际认可度日益提升,这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形成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彰显的现实挑战

   纵观国际化的历史进程,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权正是其借助创造工业文明获得的先发优势及其综合实力,在不断向外进行资本扩张、价值输出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33]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之间除了经济贸易联系,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也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根据“普雷维什命题”(Prebisch Proposition)[34],西方发达国家位于世界体系的中心,掌握着国际话语的议题确立、规则确立、框架构建等主导权,是国际主流话语的生产者[35],发展中国家则处在外围。而随着外围国家的兴起,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渐提升,必然期待与之相对应的话语权,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话语冲突日益常态化。毋庸置疑,人力资本是影响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高等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渠道,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日益重视高等教育治理,[36]高等教育的知识生产也日渐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对外扩张的一部分。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话语体系包含了自身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价值、制度、文化与知识生产相结合,使得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及合法性得以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亚非国家占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三分之二席位,历史上部分亚非国家曾遭受过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或半殖民统治,相互之间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在这一过程中,亚非国家高等教育话语常常会处于对西方发达高等教育话语的被动模仿和依附状态[32]46,这给“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平添障碍,也使得“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提升面临重重阻力。

   (三)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提升的内在困境

   从内部看,当前“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建设尚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设置的统领性不强,顶层设计和整体战略筹划不足。虽然在目前的“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框架下,不同区域、国家之间建立起了相应的多边机制和合作组织,但这些机制、组织关注的领域和政治功能上相互重叠,且协同度不高,难以形成合力,“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话语权提升缺乏持久的内生动力,也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政策执行的低效。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一套系统的、符合“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实际并能超越个体和双边层面的对外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各不相同,尤其是地区间、国家间的高等教育发展程度与水平参差不齐。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差异较大,有的国家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是普及化阶段,有的国家尚处在精英教育阶段。[37]再一方面,由于“一带一路”建设横跨亚欧非,涉及文明、语言众多,“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存在于不同文化的交汇之处,在其发展进程中地缘差异将长期客观存在。上述内部不利因素将制约“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给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对接增加难度,同时也对“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提升形成掣肘。

  

   四、提升“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路径选择

  

   高等教育有责任对自己输出的知识做出恰当的阐释,换句话说,高等教育理应拥有独立的话语权。提升“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高等教育知识生产、知识创新、思想输出的需要。而如今“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务实合作丰富了高等教育知识生产的资源,给“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提升带来了契机。

   (一)推进话语平台建设,强化“共同在线”

   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切实推进舆论宣传,积极宣传‘一带一路’建设的实实在在成果,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38]117话语平台是提升话语权的有效载体与渠道,也是话语得以顺利表达所依托的媒介。建设好各类话语平台,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增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的传播能力,增进世界各国尤其是沿线各国对“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知识理念、基本内容、发展方向的了解和理解,同时促进我国与沿线各国共同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的理想路径。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有许多话语平台可以用来提升“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话语权,如大众媒体、官方互访、国际会议、国际组织等。客观地说,要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中国迫切需要在推进话语平台建设上有所作为,以期“共同在线”维护好“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话语权。面对中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话语困境和国际舆论形势,我们必须通过恰当的表述,以发挥“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应有的正面影响,避免误读和曲解。[39]具体而论,中国需要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传播三个层面推进“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话语解释。在话语主体上,我们要加强各类大众媒介的建设与整合,构建对外宣传的多元主体,寻找让“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声音“传出去”的更多载体。如充分调动媒体、企业、高校、国际留学生等主体的积极性,让他们有效参与到“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话语解释与舆论宣传中。在话语内容上,我们既要介绍“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知识理念、基本内容、发展方向,又要呈现其客观存在的真实问题,既要有宏大叙事,又要有生动故事,努力做到让更多人了解“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真实目的。历史和实践都表明,摆脱了强势文明体的影响后,弱势文明体必须通过自我审视、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40],开展自我强势传播,唯有如此,文明之间方能平等对话。因此,在话语传播上,中国应在推进“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对外建构自己的理念价值和话语体系。同时,还应加快建设一支专业化、本土化、国际化的话语人队伍,积极向国际教育组织推荐更多的专业人才,为提升“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争取更多有利条件和规则保障。

   (二)重视话语智库培育,实现“共同在场”

智库掌握着足够的话语资源,智库话语的有效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共舆论的形成与发展。[41]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强化智库的支撑引领作用。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要发挥智库作用,建设好智库联盟和合作网络。”[38]185。高校是人才荟萃之所,是智库的重要输出基地,高校智库也是其他智库的政策、思想、学术和人才输出基地。根据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在场可得性概念,人们可以跨越无限时空距离,实现共同在场,以达成在具体情境之中的沟通和互动。[42]本文认为,共同在场可以有多种形式,如主体在场、符号在场等,主体在场是主体本身在事情发生、进行的现场,能够对在场的事物产生影响;符号在场则是通过智慧、影响力等营造的一种虚拟化在场效应。一方面,中国应紧密依托高校智库资源,重点打造一批有代表性的国家级、不同区域间、国际间的智库,不断输出新思想、新举措、新成果,积极围绕建设“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开展教育资政咨询服务。同时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吸纳更多的国际学者加入“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研究中,这是“主体在场”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要重视智库扮演的公共知识传递的角色,让他们通过公众教育的形式传递“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理念、方向,以实现价值共鸣,最大化地实现“符号在场”的效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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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大学教育》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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