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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汉学家詹嘉玲(上):“过去即异国”

更新时间:2020-04-04 20:55:43
作者: 詹嘉玲   赵静一  
你都可以了解到并阅读他们的文章。当然了,现在这一领域已经历了飞速发展,再这样做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不过我认为这是件好事。

  

   我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应当对世界其他地方感兴趣。能够与不了解中国的人谈论我的工作,从而让他们能够理解、欣赏或者学习到一些东西,这对我来说十分重要。事实上,我们责任重大,因为这些外行人永远不会阅读原著,所以,他们只能相信你所说的。

  

三、“学习历史意味着忘记那些你所知道的”

  

   静一:针对那些不会阅读原著的学生,请问您开过关于中国数学史的通识课吗?

  

   詹嘉玲:我曾经开设过这样的课程,但我在 CNRS 其实并不需要承担教学任务。我负责组织一个研讨会,其中有些学生学习过科学史,有些对东亚文化感兴趣,他们懂中文、日文或者韩文,当然不全是文言文。所以在与他们交流的时候,我需要注意我所讲的要与他们的研究兴趣相契合。

  

   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原始文献的阅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责任以某种形式把这些文献呈献给学生,并让学生清晰地意识到我们阅读理解方式的局限。刚刚提到,我在做一些翻译工作。翻译的过程意味着我需要做一些决定,而那些会法语和古代汉语两种语言的读者可以选择是否同意我的观点。翻译永远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它不像解决数学问题那样有正确或者不正确之分,做翻译时,译者是具有选择权和责任感的。

  

   静一:学生在学习中国数学史的过程中,是否会常常发现一些令他们惊讶的特定元素?如果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数学史对于他们而言是不是很陌生?

  

   詹嘉玲:事实上,我认为,成为一名科学史研究者,意味着你会发现,正如某位作家所言,“过去即异国”(“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并不认为 13 世纪的中国数学对于我来说比当时的意大利数学更加陌生。我可能会说,我不是中国人,我的祖先是意大利人,但那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家谱,告诉我是从来哪里来的。我认为这并不是历史的意义所在。

  

   学习历史意味着要忘记那些你已经知道的东西,这是我从一开始就进行的训练。研究明安图的时候,我意识到他求极限的方式和我在学校里学到的不一样。如果我直接下定论,说这是错误的,那么做研究就没有意义了。当你做这样的判断时,就说明你不想再进一步努力去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有人告诉你 “2+2=5” 时,你必须说这是错误的。但理解中国数学典籍的过程肯定不是这样的。这些典籍完全有道理,而且在解决问题方面也非常有效。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当时的数学家为何那样做,以及在他们看来,什么对他们来说是相关的、合适的。我们应该总是假设他们的做法是正确且有道理的,而我们需要做的是付出巨大的努力来理解他们为什么按照这种方式做事。这大体上就是我研究历史文献的路径。

  

   静一:或许这是讨论数学普遍性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李约瑟曾提到 “普世科学”(universal science),您认为数学作为一个范畴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遍的”?

  

   詹嘉玲:如果我们考虑专业数学家所做的数学,那么它就是普遍的。这些数学家属于一个特定的群体,与任何专业科学主题一样,数学在国际意义上具有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仅限于他们所属的社会上、专业上的群体。我们知道,将科学的结果告知大众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事实上,我认为普遍性不是既定的,而是构建的。通过国际合作,科学家们让科学变得具有普遍性。如果我们停止在学术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交流,那么普遍性就会受到威胁。因此我认为,人们通过相互交流和验证而实现普遍性。

  

四、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静一:可否再请您介绍一下您为国际组织所做的工作,比如您为国际科技史与科学哲学联盟(IUHPST)所做的工作?

  

   詹嘉玲:事实上,这个组织汇集了两个特定的群体,即科技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我是科技史分部秘书长。2005 年我第一次担任这个职务,当时是刘钝教授提议我为候选人的。这一国际组织汇集了全球的科技史研究者。会员为国家制而不是个人制,每个国家接受同等待遇。科技史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主要由北美大陆主导。但是,在科技史分部,我们招募了很多新成员国家,比如,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现在南非和坦桑尼亚也已加入我们的组织。我认为在建制层面建立普遍性十分重要,而科学也可被视作一种建制。

  

   2005 年,第 22 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北京召开。我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完全融入了科技史研究的国际群体。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拥有诸多学术人才和成就;同样,中国也是一个主要出版语言为非英语的国家,所以在国际上的能见度有限,这意味着中国的加入更加意义非凡。

  

   静一:请问国际科学技术史学会开展哪些合作工作?

  

   詹嘉玲:学会在不同领域设有委员会,在举行代表大会期间运行。比如,我们有一个数学史委员会,最近也成立了一个关于科学、技术和外交方面的委员会。在科学与技术方面,还有一个关于妇女与性别的委员会。有一些委员会是根据不同文化区域设立的,比如伊斯兰地区和东亚地区,等等。代表大会因资金原因每四年召开一次,而这些委员会每年都保持着活跃状态,保证了活动的连续性。

  

五、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工作

  

   静一:您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工作,这个中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是类似于中国科学院吗?

  

   詹嘉玲:是的,可以把它视为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的合体,“科学”一词包含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层面。CNRS 设立的是终身全职研究的职务,我于 1991 年被一些哲学家聘用,因为在传统上,科学史依赖于哲学。我可能是第一个被哲学家聘用的中国研究方面的专家。

  

   在 CNRS,我们有充分的自由出国工作。研究中心可以为短期旅行提供资金,但如果我想在中国待上半年,那么我必须自筹资金。除了个人研究,研究中心还对我们有所期待,即在集体层面的研究中发挥作用。提到组织研究项目,我同时在国家和欧洲层面做这样的工作,我认为建立科学研究上的联系很重要。当然了,大学教师同样做此类工作,但比起他们,我的责任更大些,因为我没有教学方面的任务。

  

   静一:作为研究主任,您有怎样的职责?

  

   詹嘉玲:应该说,职责的多少主要是看自己。我们当中仍有少数人只注重个人研究,将一生投入到书本中,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当然,我们也要指导博士生,支持年轻的研究人员,有外国的访问学者前来访学,我们需要为他们提供帮助,与他们互动讨论。目前,我是一个专门研究东亚的小组成员。每个研究小组都有一个 “五年计划” ,而我们组的研究课题之一便是知识以及知识的实践,我是负责人之一。我认为,此类研究组的意义是让人们聚到一起,确定每个人做什么,了解大家共同的兴趣点,商讨如何分配工作。

  

   比如说,我们正在利用网上数据库构建一个共享字典,以便分享我们从翻译中学到的知识。当然,正如我们所知,当我们检索十八世纪中国的某些术语时,往往在字典里找不到它在科学文本中的意思。因此,我们的想法是建立一个数据库,录入如何在特定情境中翻译词汇。也就是说,我们在构建一个更为专业化的字典。作为项目负责人,我要让大家了解数据库的意义,然后与技术人员沟通交流开发正确的接口界面。此外,我的职责当然还包括陆续发表学术论文,且每隔几年,我必须递交一份报告,陈述我的工作和发表情况,因为我的工资来自于纳税人,我得保证用得适得其所。

  

   静一:您精通英语、法语、汉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日语,并且可以用英语和法语进行学术写作。您注意过在英法两种语言之间进行转换时有什么有趣的现象吗?语言会改变您构建或表述想法的方式吗?

  

   詹嘉玲:是的,语言确实会改变我构建想法的方式,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其他语言无法表达的可能性。我不认为语言改变了我的想法,但是每种语言表达事物的可能性是不同的。当你进行翻译的时候尤其明显。有时我发现,英语里有一个特定词组可以表达中文文言文的意义,而法语则没有,或者情况正相反。用两种语言写作让我意识到,翻译的问题往往是译者本人经验的问题。

  

   所以,造成困难的是我们自己,不是语言本身。当然,时间的距离会让事情变得更困难。有时我会与一些中国同事交流,向他们请教关于文言典籍的困惑。某些时候,他们理解得更好,因为他们以前可能接触过。但很多时候,他们不见得比我更理解其意。因此,还是那句话,“过去即异国”。我认为用不同的语言会让你意识到学习永无止境,而如果你是一个研究者,那生活的意义便是如此。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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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静一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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