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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我希望激发人们了解中国的愿望

更新时间:2020-03-30 19:50:00
作者: 史景迁 (进入专栏)  
生活在同一地区,思索着同样的问题。让我们把他当作一个同盟吧,不要忽视了他。”蒲松龄是个很好的同盟。他和黄六鸿(郯城县官)一样对这些问题有兴趣。黄六鸿来自精英阶层,王氏则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毫无地位的小百姓,然而黄六鸿关心这个屈死的妇女。这确实是《王氏之死》一书的目的:有这样一个县官愿意通过恰当的验尸来破案,事后又不忘将事实公之于众,并由此引出道德上的教训。黄六鸿实在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批评家。所以再说一遍,蒲松龄是我的一个有用的同盟。

  

   卢汉超:你在书中也用了地方志的材料。

  

   史景迁:地方志是好材料,但是地方志是由精英们编撰的,他们往往赞美他们自己的家族。

  

   卢汉超: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不容易研究普通百姓的生活。

  

   史景迁:是的。

  

   卢汉超:在中国研究领域内的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倾向于写叙事性的作品,比较不关心理论的运用。然而近年来学者们在将社会科学理论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也引起了不少讨论,例如明清时期中国的发展和不发展问题,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后现代问题,等等。您怎样评价写作叙事性历史和看来是更合潮流的、将历史和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与模式相结合的做法?

  

   史景迁: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想法。在西方有许多很好的中国历史学家,他们对中国历史比我懂得多得多。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甚至不把它灌输给我的学生:我认为对理论的一种过度的强调其实是有局限性的。我们从过去的经验或历史中知道大部分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相当短暂和过渡性的。它们往往有一时之重,但绝少有人能有马克思和韦伯那样的影响。大部分理论在流行时冲击很大,但通常不能行之久远。简单地用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去解释历史是不妥当的——不管它是解构派,后殖民学说,后现代学说,次文化研究,还是“公共领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理论大部分已过时了。

  

   我读过一些别人写的讨论理论的书籍,但我大概更愿意阅读原著。我不想读一系列用哈贝马斯或其他任何理论来解释某方面的中国历史的书。我会试图了解一点这些理论。如果我对某个理论有兴趣,我会用一种我称之为“匿名”(anonymous)的方法把它运用在我的书里。但我关注的重点是我以前没有研究过的中国社会的某个方面。有时我对某方面的历史有兴趣的时候,在这方面还并无多少理论可供参考。我对“王氏之死”产生兴趣时,大部分人还没有开始研究中国妇女。

  

   卢汉超:那时大部分人还没有开始研究社会史。

  

   史景迁:社会史对我来说是一种自然。但我同时也注意到有许多关于社会史的应用、社会史的重要性、社会史和相关的女权论说等等理论。我试图去消化一些,不过当我认为某种理论有价值时,我只是用它来影响我叙事的方法。现在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或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是有关“观点者的观点”,是有关“一种事实在多种层次上的解释”,是有关“事实的不可确定性”,如此等等。这些理论如今流传很广。但我想对张岱这样的人来说,这类冥思苦想在晚明和清初就出现了。历史上许多中国学者是在观察“观察者”。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会对读者说,我不是准备跟你们讲一套理论,我是准备讲一个张岱怎么讲别人的故事的故事。对我来说,这种方法要精彩的多。有人读了我的故事后或许会说:“哦,这是在用后现代理论!”我说:“也许是,也许不是,也许这只是合情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人的价值。”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理论的运用。

  

   卢汉超:由于大多数最近的理论发源于西方或者是得之于西方的经验,您是否觉得我们的研究领域里有时可能会有一种将中国的实际或中国历史牵强附会于西方模式的倾向?

  

   史景迁:不一定。一种理论也许来自某个西方哲学家或思想家,但这不等于这个哲学家或思想家对于真理就有了某种垄断权,也不等于这个哲学家或思想家所反映的只是西方社会。我想人类行为有许多相同的方面,同时也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差异。马克思主义在被应用到中国或法国,英国或美国时会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人也可以将诸如解构派等理论应用到中国小说或西方小说上。我不会说我们不要采用某种理论,只因为它是西方某人创造的,正如我不会说我们不要去理会道家的隽语,因为它们来自中国。我们应该跨越文化,两者并视,互相参用。

  

   卢汉超:也许应该谨慎地应用。

  

   史景迁:谨慎地,是的。我还是想用“匿名地”一词。我对把理论生硬地插入写作中的做法没有兴趣。我或许会加个脚注,但我绝对不会在叙事时突然加上一段“现在我要讲哈贝马斯了”或“现在我要讲德·塞尔托(de Certeau)了”。我对这种做法没有兴趣。

  

   卢汉超:您大概不把自己看作主要是一个社会史学家。但您的著作中有不少对社会史有贡献的内容,您也对您所说的“社会的力量”的理解作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如果说费正清和他那一代的历史学家“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不表示特别的同情”,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史和社会经济史还是成了中国史研究的一个主流。譬如说,耶鲁大学从70年代起就训练出一批优秀的社会史学家:韩书瑞(Susan Naquin)、高家龙(Sherman Cochran)、彭慕兰(Ken Pomeranz) ……

  

   史景迁:他们都是研究面很广的历史学家。这并不是我加之于他们的。我在教学中优先于理论的一点是,如果一篇论文的初稿有一些细节的话,我会说:“这非常有意思!”例如,这或许是高家龙第一次用广告做研究。我记得他告诉我,他发现了一些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的香烟牌子,他应该用作研究吗?当时我们一般还不习惯把香烟牌子当作史料。但是我说:“这非常有意思!”当韩书瑞开始发现被捕的白莲教徒的案宗时,我们曾一起讨论过,并不是讨论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细节。我说:“这告诉了我们人类精神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人们会冒着一切危险抵抗国家政权。”这些小小的细节组成了人类能共同理解的故事。我们不应该将这些细节弃之不顾,而是应该更仔细地研究它们,并由此组成一幅关于社会是怎样运行的广阔而深入细致的图景。彭慕兰在他的《腹地的构建》一书中也是如此。书中有描述人们坐在田沟上防灾的情景,读者能由此进入到一个赤贫的农民的世界:虽然庄稼几乎全死了,人们还愿意雇人守田。这是关于农业社会坚韧性的极具洞察力的报告。这就像法文中的“心智”(mentalité)一词的使用一样。对我来说这是做一个历史学家的直觉。我在耶鲁曾经和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讨论过。他是《奶酪和虫子》一书的作者。我读了他的书才知道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兴趣。我们曾很好地讨论过什么样的细节能捕获世界这一问题。所以,就如你提到的理论问题一样,这大约是一种自觉。我不会说:“好,这个星期我要写社会史了。”

  

   卢汉超:你不想把社会史、社会经济史、思想史等等分得泾渭分明。

  

   史景迁:它们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人物的生活会有所侧重,我不会拒绝这种差别;但如果这种差别只反映了社会史的一个侧面,我也不会欣然接受。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像来自越南的那种社会观那样,只有邪恶的地主或是只有善良的农民。如果有好的地主,我们要讲出来;如果有邪恶的农民,我们也应该谈一谈。如果有善良的工厂主,或恶狠狠的工人,也是如此。

  

   卢汉超:所以,名称是后来放上去的——当你完成写作之后;读者可以有自己的判断,按不同的种类来进行分类。

  

   史景迁:是的。这对我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想让他们这样做,他们当然会这样做。正如传记这样的种类,我并不认为自己写的是传记,但有些人却这样认为。

  

   卢汉超:譬如您的著作《康熙》?

  

   史景迁:在某种意义上,是的。我将之称为“自画像”(self-portrait),所以看上去有些像是自传。

  

   卢汉超:在我看来,我们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的研究远非理想。您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有一些关于平民百姓的食物和住房的描述,但大部分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书都过于侧重研究精英阶层,对普通人民的生活则忽略不顾。在您看来,就史料而言,这种情况是因为有关日常生活的史料太多了,还是太少了?

  

   史景迁:这方面有大量的材料,虽然它们往往是关于司法或税务方面,是那种更合适于作各种量化性历史分析的材料。这类材料中有许多是关于那些生活在接近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至少是那些远离精英阶层的人们。困难之处在于很难从这类材料中得到不同的细节,以清楚地区分出不同的人们。这不是这些人的错误,这是把他们归档入案的社会的错误,或者说是历史学家的错误。就量化的研究而言,这些是很好的材料。我们能得到人们的平均收入、平均期待寿命、平均卡路里摄入量和人口方面的各种信息。但是像我在《王氏之死》中用的那种材料就相对比较少了。事实上关于这个案子《福惠全书》上只有十几行字。

  

   我的感觉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材料不是太多了或太少了。有许多材料存在,但无论哪方面的又都不足。很难利用这些材料,因为它们对人物的性格不加区别。它们不像诗歌那样可能会有性格——诗歌当然不都是如此,但一个官僚可以通过诗歌来表达政见。我们通常所说的精英阶层或知识分子阶层的人们往往有更多的表达方法。

  

   卢汉超:而他们会写他们自己。

  

   史景迁:他们会写他们自己,他们也可能不说实话。

  

   卢汉超:一般农工大众则不写自己。

  

   史景迁:一般农工大众不写自己,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写作。但有时他们的谈话也会进入记录。有人会记录他们的谈话,警察会记录他们的谈话,所以司法方面的档案很重要。但是司法方面的材料的大麻烦是只有打官司或吃官司的人才入档,而我们大部分人都尽量避免与官司有牵联,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记录在案。关于普通人民有许多研究可做,但这是难度很大的一种历史。

  

   卢汉超: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史景迁:这是非常精彩的一个领域。

  

   卢汉超:研究中国政治的人或许会注意北京的权力斗争这些大题目,但中国普通的老百姓会说,“菜篮子里看形势”。

  

史景迁:这话言之有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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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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