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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道义理想主义:中国外交的政治逻辑

更新时间:2020-03-25 22:00:32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因为中国在外交上总是愿意跟弱国打交道,国家的国际道义形象塑造便比较自觉。中国自觉将自己塑造成为后发国家的代表,在道义上非常自如地采取一种国际理想主义政策。这与中国悠久的儒家传统文化有关。儒家的精神主调就是道德理想主义。“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

   这样的道义理想主义,即排除功利追求、一心实践德性价值原则,固然在个人行为上可以臻于极高尚的道德境界。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则可能将其带入一个非政治、反经济的道德地带:由于抵制利益,因此对那些追逐国家利益的强国心存反感,对实力外交思维严加拒斥。从国际政治、外交活动的道德原则上讲,这固然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但从国际实务、国家交往的利益得失上讲,则会对国家竞争制胜造成心理障碍。  

   道义理想主义的外交思维,与国际政治的实力思维本可相反相成、相形而在。前者作为价值基准,制约与引导外交行为,以免外交活动成为赤裸裸的利益之争;后者作为行为导向,以硬实力、软实力与巧实力的选择性使用,让外交沿循有益于保护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两者的相互配合,是一个国家外交纯熟的表现。达到这样的外交境界,实属不易。因为大多数国家常常处在实力不济的现实处境中,因此只能寄望于前者为国家拓展一片外交天地。中国长期处在这样的状态中。西方国家的实力外交,在中国人眼里就是强权外交。西方国家在外交中秉持的价值原则,被中国人视为虚伪不实的托词与幌子。  

   这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遭遇具有密切关系。自晚清以来,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往来中吃尽了苦头。国人认定西方之所以在外交上占尽优势,就是因为它实力强大,西方国家靠“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是一种丝毫不加修饰的“实力外交”。抗拒西方的实力外交,只有祭出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武器。因此,在外交活动中,中国全力谴责恃强凌弱、以大欺小;大力倡导强弱平等、不分大小。这是一种典型的道义理想主义外交思维。因为它完全是基于道德应当做出的判断、确定的行为。但其中潜蛰着的价值意念和行为倾向,即一旦国家实力陡增,这种道义原则就换作是中国作为强者在国际社会执行相关规则。永远的弱者盟友自认,不变的强者之敌定位,成为一以贯之的道义理想主义外交价值理念自我维系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定势有了显著变化。1983年邓小平给景山学校的题字,不仅仅是为教育系统题写,而是整个中国内外政策的调整标志。这一题字的内容是“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7〕三个面向,各有针对,都是战略调整的重大改变:面向现代化,就是逆转新老传统方向,真正启动中国的现代化转轨;面向世界,就是逆转闭关锁国态势,真正向全世界开放;面向未来,就是逆转固执陈旧的意识形态说辞,真正敞开国家发展的大门。这不仅是对文革前一个时期局部融入世界政策的重大校正,也是对闭关锁国的“文革”政策的终结、向世界全面开放的一锤定音。邓小平向世界打开的大门,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局部的“世界”,以人们更熟悉的词汇就是“全球化”。在外交上,它指引人们走出面向发展中国家厘定外交方略的境地,走进以发达国家为伍的新型外交天地。这是对建国前三十年外交定位的重大矫正。  

   向西方发达国家敞开大门,对近40年中国的疾速发展,意义非同小可。而与西方发达国家修好的外交取向,让中国的现代化进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排除西方发达国家这个变量,就完全无法解释当下中国的崛起。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意义在此。在中美关系遭遇调整的情况下,有人设想中国对美国关上大门,向世界其他地区保持开放。这是异想天开的说辞。不对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开放,就不叫开放。况且美国及其盟友就是原来我们全力对峙的“西方国家”,对美封闭,就是对发达国家的封闭。对世界先进国家不开放,只对落后国家开放,那岂不是回到“文革”的“外交”局面。由此可以理解“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8〕的深意。  

   确立“三个面向”,既调整了外交思维,也调整了内政思维。但也需要清醒认识到,中国在务实的政策取向中,仍然保持着的深层外交思维,依然是道义理想主义的。不过这样的思维进路,已经与改革开放前有了明显的不同:在国家明面上的政策取向,确实已经转变为现实主义的风格;在国家的基本理念上,则以坚持国家形态所注定的既有原则为特质。就前者言,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也讲计划,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当然也可以借助市场。这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现实主义特征。这是中国近40年内政外交取得巨大突破的动力。以此为据,在内政上,为取得经济发展成效不断调整僵化的经济、社会体制以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在外交上,不断与西方国家周旋,而赢得国家发展的宽松国际环境。就后者言,无论中国经济发展处在顺境,还是处于逆境,支持中国国家运转的基本原则是丝毫不能撼动的。对此,在改革开放前期,邓小平便以决绝的口吻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9〕这四项原则,在政治上被称为“立国之本”,似乎是一种权力现实主义的设定。其实,只要明了它背后的预设,就知道它的理想主义深层含义: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因为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人剥削人的道路,在道义上必须受到谴责;而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人民当家作主之路,道义的正当性毋庸置疑。之所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资产阶级专政仅仅为少数掌握资本的人群服务,唯有无产阶级政权才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两者的道义高低毋庸多言。之所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因为中国的其他所有政党都是为一个利益群体服务的,唯有中国共产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0〕的。之所以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因为它们揭示了历史的基本规律和不易真理,此外的思想体系都达不到这样的高度。邓小平设定的“四项基本原则”扼注国家基本价值与基本制度的高位,这与经济领域中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与外交上与西方国家的修好相比,都更为重要和根本。可见,在内政上寻求成为强国的经济、社会、政治举措,都得服从价值观上的国家意识形态定位;在外交上寻求与强国平等的地位,突破强国对中国的限制,学会与强国打交道,都得服从国家高端定位的价值要求。  

   在近期,习近平也特别强调作为中国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完整性与完善性,“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因此,他进一步强调,在实践原则的基础上,确定马克思主义不易的指导地位。“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实践还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11〕这是对邓小平强调的价值-政治原则的再次重申。  

   起自晚清、迄于当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一直是在强国环伺的情况下展开国家重构和外交活动的,在所谓“弱国无外交”的历史体认中,中国处在被强国牵引的被动状态。这造成两种结果:一方面中国追求成为强国,另一方面也习于跟弱国打交道。这种外交处境,让中国的道义理想主义理念或直接曝露在人们面前,或潜藏于深处引导中国的内政外交。

  

   三、内政与外交互动:道义感的内外统合  

   几成共识的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何以如此呢?这中间有两个基本理由。其一,现代外交源于民族国家的建构。在国家内部,是为内政;在国家间发生关系时,是为外交。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订定后,民族国家作为世界政治主体的局面便逐渐固定下来。一些论及民族国家间关系即外交关系的人士,将这一局面无限前推,其实是一种难以成立的论说。此类论说,如春秋时期外交关系,古希腊城邦之间的外交关系,等等。须知,外交关系是现代国家间的关系,其兴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古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关系,很难说是外交关系,譬如雅典对斯巴达,到底是希腊内政还是外交?它们都属于希腊地区的城邦国家(city state),彼此之间常有攻防联盟。当其一致抗拒波斯帝国入侵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是内政关系;当其与波斯发生关系的时候,才可以仿照现代外交关系来对待。中国周代的分封国家之间,也不能用现代的外交关系直接看待。在早期,分封国家之上还有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权;在晚期,尽管诸侯蜂起,但基于正当性需求,还得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这就与现代外交相去甚远了。  

   在中世纪阶段,西方建构起一个世界社会,在统一的基督教名义下,世俗国家的疆界意义并不是最凸显的。国家或者在帝国的名义下运行,国家或帝国间有些往来,差可以外交名之。在帝国逻辑中,古代民族聚居区多无国家属性,或直接就是属国,属国之间的往来很难以外交视之。在基督教世界社会中,教徒人人都是上帝的特选子民,民族的身份被忽略,民族建立的政治体界限也被遮蔽。所谓外交,难觅踪影。只有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框架下,现代所谓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的巨型政治体才得以凸显,民族国家才成为最重要的巨型政治社会。由于内政、外交在民族国家那里被明显区分开来,现代外交才以独立面目展现在人们面前:一个国家在主权范围内,自主处理自己的事务,主权政府成为主导内政的机构,也成为对外事务的代表。所谓“对内保护,对外御敌”的现代民族国家双重特征就此呈现出来。这两种国家功能,不论政体形式,即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无甚差别的。  

   “对外御敌”并不是对民族国家外交活动的全部内容。但这一命题凸显了现代外交的基本特征。一者,由于国家是建立在自然状态基础上的,只有在成员们同意参加共同体的时候,他们便信守承诺和协议,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离开一个既定的共同体,一个人就处在国际的自然状态下。一个主权国家的管辖权是地域的,个人则可以进入或离开。进入一个共同体就承诺了这个共同体的受托管辖权,离开这个共同体就意味着不受其管辖。这就是国与国之间界限的标志,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内外关系的浮现。对内,成员即是同胞;对外,则区分出国际公民与外国人的界限。二者,不同国家之间,为了解决它们之间的领土界限问题,需要订立一些条约和协议,以解决管辖权的地域范围与有效性,确定劳动和工业等财产归属。为此,国家间可以结盟。在条约与协议之外存在的广阔空间如海洋与太空,则属于人类共有。三者,一个主权政府所行使的对外权,包括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的一切人士和社会进行一切事务的权力。因此,国际关系的动态性特点非常明显,不存在稳定不变的国际关系。所谓“没有永久的敌人,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即此意。但和平选项胜于战争,对抗选项弱于合作,兼容性联合强于排斥性联盟。  

为什么说民族国家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呢?基本理由是,一方面,内政是国家能够存续的前提条件,一个国家的内政混乱到难以为继,哪还有什么外交可言呢?这样的国家,内政外交的主体等于接连消失了。另一方面,内政作为外交延续的基础,是因为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在内政中有迹可循。在现代国家的权力体制中,对外权不再属于洛克所设想的第三种权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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