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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自由与美德的双重政治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概念[1]

更新时间:2020-03-13 21:02:26
作者: 李涛 (进入专栏)  
也被后世所沿用。基于自由与平等的πολιτική,即政治统治是希腊特有的东西,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的统治,现代发展为republic,即共和政体。δεσποτεία,即主人统治,仅仅考虑统治者的利益且统治者垄断统治权,后世就表述为despotism,即专制政体。οἰκονομική,即家长统治成为众多民族实行的“慈父式”的patriarchy,即父家长制,父家长拥有独断的权威却又是为了子女子民利益考虑的慈父,多为东方社会的特点。

  

   二、政治性的五重规定

  

   通过主人统治、家长统治、政治统治的对比,我们已经看到亚氏的政治概念具有的自由与美德的双重含义。而这双重性可以展示为五方面的特点。

  

   1.自由与平等

   自由与平等是古希腊的政治理念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古代政治理念的地方,也是西方政治从古代到现代一以贯之的特点。政治这种“共同生活总是包含了某种意义的平等。”[8]城邦就是自由人的共同体,不是一个等级社会。能够参与统治的公民互相之间是平等与相似的,其身份都是自由人。“政治统治是统治自由与平等的人。”(1255b20)在自由人之间没有固定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某种意义上是轮流统治。理想公民是既能当被统治者又能当统治者。自由人之间的统治,要求统治者知晓被统治者的意见,熟悉互相之间的生活方式,从而拥有统治和被统治两方面的知识。无论是做统治者还是做被统治者,双方在政治地位上都是平等的,都是政治上的自由人。

   自由人,一方面区别于奴隶,有人身自由,免于体力劳动;另一方面拥有充足的财产而保证闲暇,无需像商贩或工匠那样要去谋生计;最后是有政治参与权。前两方面可以说是参与政治统治的前提条件。而政治参与主要是包括从事军事战争和参与决策两方面。理想的公民就是既能在战争时期从事打仗保卫城邦,又能在和平时期从事决策维护共同利益。“最好的城邦,包含军事部分和对利益与正义进行决策和决断的部分,这是城邦的部分。”(1329a2-5)

   从事军事部分,不是所有公民都需要有做将军的才能,主要是训练成为战士。从事决策部分,也不需要所有公民都能参与最高执政官,只需要能够参与公民大会和法庭审判。作为自由人的公民,参与政治统治在某种意义上只需要最低程度地参与统治。即使是较低程度地参与,也是行使统治,而非单纯地被统治,否则政治统治就变成了主人统治。

  

   2.法治

   法治即法律在统治而非个人意愿在统治,这也是来自于公民之间是平等与自由的关系。公民之间是平等的,则不能由某个公民任意的主观偏好来行使统治事务和裁定冲突,只能由置于所有公民之上作为公共理性的法律来统治。“不是法律统治就不存在政体。”(1292a32)

   法治与人治的竞争被亚氏明确地提出,他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法律统治(νόμον ἄρχειν)比公民中的某一人统治更值得选择。”(1287a18-20)为何让法律去统治比让某一个人去统治更好呢?因为法律是公共理性,是没有私人欲求在其中的。“谁说让法律统治,就是仅仅让神和理智统治;说让人来统治,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因为欲望就像是兽性,意气会腐蚀最好的人。而法是没有欲求的理智(ἄνευ ὀρέξεως νοῦς)。”(1287a28-32)只要是人,就有欲望和意气,欲望通常是身体性享受,而意气则导向暴力复仇,这两者都是不受理性控制的欲求,都可能导致破坏。法律包含理性原则,是理性的或不受欲求影响的。[9]只有理性才能指向“为了共同的利益”,才能是一种考虑共同利益的公共理性。正确的政体实行法治,而变态的政体则实行人治,按任意的想法统治,仅仅为了统治者自身的利益。

   希腊政治是要培养具有美德的贤人来从事最高统治,但统治者拥有的统治权是小于法律的统治权的。“法律应当拥有主导权,统治者(不论一人或多人)只对法律无法精确规定的事务具有主导权,因为不容易对所有事务都有普遍的规定。”(1282a42-b5)可以把所有的统治事务分为两类,即普遍性的事务与个别性的事务,法律应当统治所有普遍性的事务,政体的官员则统治个别性的事务。在法律、统治者、普通公民的统治权的排序中,无疑法律具有最大的统治权,所有普遍性事务皆由法律来统治;在个别性事务中,政体的官员即统治者享有较高程度的统治权,普通公民则享有较低程度的统治权。

   希腊法治的另一个特点是法治与德治紧密相连,两者都与人治对立。法治与德治都是实践理性的表现,而人治则是欲求的表现。法治与德治相联系,一方面体现在法律的内容就是要培养美德,要如何培养公民具有勇敢、节制、正义等美德。另一方面,美德的培养需要法律起教化作用。“立法者制作好公民是通过习惯化。”(EN. 1103b3)好公民就是有美德的公民,而习惯主要就是指νόμος,法是广义的,包括法条、风俗、习惯等。离开了法律的指导示范作用,良好行为的习惯就无法养成,作为秉有的美德也就无法产生。故而德治与法治总是一体两面的。法治反对人治,但与德治相容。

  

   3.基于美德的分配正义

   在城邦里,贤人与大众是说服与听从关系,表明了自由公民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而要在这多样性上建立起统一性,就需要有一种共同的分配机制,也即分配正义。[10]

   城邦的自由公民是具有多样性的,有穷人、富人与贤人,城邦要从不同种类的人构成。而要建立统一性,要“从多中产生一”,就需要某种正义机制,“从不同种类中产生一。这就是为何我们早先在伦理学中说回报平等(ἴσον τὸ ἀντιπεπονθὸς)保存了城邦的缘故。”(1261a28-30)正义是某种平等,回报平等是正义的核心内容,而回报正义是与分配正义又是一体两面的。“正义是某种平等,所有人都同意我们在关于伦理的哲学作品中所断定的。正义是给某人以某物,给平等的人以平等的物。”(1282b18-23)这显然也是分配正义,“一种是与荣誉、财富或其他共有一个政体的共同体中可区分的东西相关的分配正义(τὸ ἐν ταῖς διανομαῖς)。”(EN. 1130b30-32)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分配与回报统治与被统治,这是分配正义与回报正义共同来决定的。

   这个统治权是基于什么呢?“竞争应当基于哪些东西是城邦的组成部分。因此,出身、自由、财富有理由要求分配官职。必须有自由人和富人,因为城邦不能全由穷人和奴隶组成。正义和政治美德(ἀρετῆς)也同样是必须的,因为没有这些城邦就无法治理。没有前者(自由和财富),城邦就不能存在;没有后者(正义和美德),城邦就不会有好的治理。”(1283b14-21)普通自由人(穷人)、富人、有美德的贤人,对城邦的存在和良好治理都是必须的。但有美德和明智的贤人,与自由人和富人相比,对城邦的贡献相当于亚氏说的“活得好”与“活着”的区别,故而贤人参与统治也更多。

   城邦之所以比家庭、村落等共同体更高、更完善,就是因为城邦带来了有美德的生活。“政治共同体是为了美好行为而存在,而非仅仅为了共同活着。最有贡献于这种共同体的人分享城邦的更大部分,超过在自由与出身方面平等或出众而在政治美德上缺乏的人,也超过了在财富上出众而在美德上缺乏的人。”(1281a2-7)有美德的贤人,对于城邦的美好生活的贡献,超过了拥有财富的富人,也超过了普通自由人,从而应当“分享城邦的更大部分”,也就是享有更多的统治权。

  

   4.政治的自然性

   希腊政治强调自由与美德的双重性,是因为其对政治的“本性”即“自然”的理解。政治学是实践哲学,处理的是本原可以变化的存在,即人的变化,实践哲学是包含着人为性的。那么政治必然要在“自然性”和“人为性”之间确定某种关系。

   现代政治学把政治看作完全是人为的,霍布斯在《利维坦》引言中写道,“国家这个庞然大物‘利维坦’是用技艺(art)制造的,它只是一个‘人造的人’(artificial Man)……它的制造材料和它的创造者,这两种都是人。”[11]古代也不否认政治具有人为性,[12]会使用“技艺”来修饰“政治学”,把政治学说成是“统治性的技艺”,而技艺的本原是人。政治学就是要改造灵魂和变化气质,突出了政治学有很强的“人为性”。

   但是,古代政治在承认人为性的同时更加突出了政治的自然性。政治虽然可以在自然的基础上制作灵魂,但并非反乎自然,而且某种意义上是对人的自然的完善。“伦理美德的产生,既非直接是自然(ἄρα φύσει)也非反乎自然(παρὰ φύσιν)。因为自然我们能够获得它,因为习惯而完善。”(EN. 1103a23-26)从而,人在自然上就是政治的动物,城邦是自然存在的。政治的自然性意味着政治活动在灵魂中有基础,人的实践理性使得人能具备正义等美德,从而建立为了美好生活的城邦。

  

   5.政治内含超越性

   政治生活内含超越性,是古代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政治不仅仅要提供某种秩序和安全、防止相互伤害,还要培养伦理美德,甚至把目光投向最高的哲学即沉思生活。

   亚氏认为政治共同体不同于其他非政治的共同体之处就在于政治要指向伦理美德。“城邦必须关注美德,否则共同体就变成了一个联盟,法律就变成了协约。”(EN. 1280b6-10)美德与幸福首先是伦理性的,政治不仅要维持秩序,还要能培养具有伦理美德的人,要具备节制、勇敢、正义、明智等多种伦理美德。可以说古代政治的基础就是伦理,政治生活就是要具备伦理美德,城邦共同的幸福就是伦理幸福。

   再进一步,政治还不止步于伦理活动,政治不仅要在劳作之际有所规定,还要在闲暇之际有所规定,既能应对战争的忙碌活动又能应付和平的闲暇生活。“所有生活被分成劳作(ἀσχολίαν)与闲暇(σχολὴν)、战争与和平,行为也被分为关乎必然和有用的与关乎美好的。关于这些东西的选择应当依从我们关于灵魂的部分及其相应的行为的选择,即选择战争是为了和平,劳作是为了闲暇,必然和有用是为了美好。政治家应当注意所有这些东西,但应当更注重更好的东西和目的。”(1333a30-36)这里的闲暇除了欣赏音乐,主要就是从事沉思哲学;音乐与哲学沉思也是政治生活的一个指向。音乐与哲学能够防止主导战争的意气指向同邦公民。亚氏认为斯巴达就是因为没有能够调和战争意气的闲暇生活,故而取得霸权、战争停止后就衰败了。另外,政治也为超出贤人之上的有智慧的人留出空间,在政治忙碌之余的闲暇中过沉思的生活也是被鼓励的,从而政治在其自然性(伦理美德)之外也内含某种超越性(沉思活动)。

  

   三、政治概念与最佳政体

  

何种政体对于城邦是最好的,是希腊政治关心的核心问题。只有在亚氏对政治概念作了界定之后,才能回答最佳政体的问题,也才能进行政体的优劣排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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