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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新冠疫情全球化冲击下的国际格局

更新时间:2020-03-12 20:02:16
作者: 梅新育 (进入专栏)  
明神宗万历帝寿辰时,出使北京的越南使臣冯克宽答朝鲜使臣李睟光诗有云:“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最强烈的认同来自文化和血缘认同,从日本援华抗疫物资上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到韩国援华抗疫物资上的“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以及韩国驻汉新任总领事姜承锡逆行赴任,中日韩三国能否借此次抗疫“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突破近代历史恩怨和现实纠葛,推动三方经贸和政治合作,改变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南胜于北”的局面,值得积极稳妥探索,拭目以待。

  

   上述机制是否也会出现在南海区域,同样值得关注。

  

   在上述基本面之上,如果中国能够抓住时机,不仅开展双边合作和中日韩、中国—东盟合作,而且发掘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等区域安全组织的潜力,将这些组织安全合作的范畴拓展至防疫国际合作,那么将有望收获国际安全合作的新成果。

  

   在既是“世界油桶”又是“世界火药桶”的西亚区域,新冠疫情的效果更有可能与东亚恰恰相反。在美国与伊朗极度敌对、前不久还爆发了苏莱曼被杀危机的环境下,伊朗爆发疫情,更有可能被伊朗国家及其现政权的对立面视为天赐良机而加紧活动,以求削弱、甚至颠覆对方。对于全球能源市场,对于区域地缘政治格局,这都蕴藏着不可忽视的风险。

  

四、新冠疫情加速推动中国与外部市场“脱钩”?


   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国内外政、经、学、媒各界普遍将疫情视为可能加速推进中国与外部市场“脱钩”的因素。直到近日韩国、日本疫情爆发式升级前夕,海外股市连续较大幅度上涨也被视为外部市场与中国制造“脱钩”压力测试取得成功的标志。毫无疑问,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必须高度重视中国制造与外部市场脱钩的潜在风险;但上述流行分析逻辑存在明显的思维误区,其下列隐含前提显然不符合实际:

  

   ——中国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将旷日持久;

  

   ——新冠疫情冲击将局限于中国境内;

  

   ——其它国家和地区控制新冠疫情的行动能力与意愿至少与中国一样,甚至更强;

  

   ——中国控制新冠疫情的一些严厉的具体措施是过度的,也是不必要的,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佛系”应对措施足以有效应对。

  

   结合实际调研见闻,审视上述流行论点及其隐含前提假设,不难看出这是不符合现实的。

  

   关于中国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是否将旷日持久不能决胜,连日来的我国疫情数据对此已经作出了有力的回答。鉴于湖北之外省市自治区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下降到了个位数,“零新增”省市日益增多,尽管我们需要继续保持警惕,但湖北之外全面复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已非遥不可及。即使湖北,也宣布了3月10日复工的目标。

  

   关于新冠疫情冲击是否将局限于中国境内,新冠疫情“全球化”波及几乎所有主要经济大国的趋势已经作出了答复。新冠疫情对中国造成了如此巨大冲击,根源在于新冠病毒传染性强烈;惟其如此,即使流行病学研究最终证明新冠病毒源起中国国内,它也很难仅仅被遏制局限于中国之内传染。

  

   关于其它国家和地区控制新冠疫情的行动能力、意愿与中国相比的情况,时至今日,客观的观察者都不难看到,即使不提中国之外的那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仅就中国之外的工业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而言,他们控制新冠疫情的行动能力、意愿与中国之间也都存在显著落差。这一方面是经济基础所致,毕竟不是每个国家都拥有中国这样发达的基础设施和电商产业,即使采取“封城”、小区全封闭等极端措施,仍能保证居民基本生活需求,能够用大数据等技术提供全国几乎所有人是否出入疫区的行动轨迹;更重要的是体制差异。在以下两方面,源出体制差异的中西抗疫能力差异体现得格外突出:

  

   首先,中国体制决定了中国在在需要组织全国资源应对重大挑战时决策更加迅速果断。次贷危机走向高峰时,中国迅速出台实施反危机对策,美国的财政救援等决策则仍是按部就班,欧洲议会更是在那种火烧眉毛的紧急关头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去讨论制定、推动“人道养鸡法”之类不急之务。随着这次疫情在西方国家蔓延,我们还会更多地目睹类似对比。

  

   其次,在“法治”旗号下,过度严密的法网,过于僵死的法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发达工业化国家市场主体自主创新、应对系统性风险挑战的能力。此次疫情爆发、全国进入一级响应以来,中国产业界在技术产品、产业组织、劳动市场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迅速调整和创新,不仅有助于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度过难关,而且某些创新有可能在未来成长为中国经济的参天大树。但在西方国家现行的许多法规下,这些创新是不可能付诸实践的。

  

   在实践中,根据推动复工而从各地政府、企业处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复工进程虽然不乏磕磕绊绊,但总体上快于我此前的预期,而且一些情况也与流行的观点不同。

  

   如社会上普遍担心出口订单流失、产业链外移,但从我实际了解的情况来看,即使是家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他们的反映也是国内消费市场暂时休克,但出口订单却没有出现同样的流失,因为海外采购方不易寻找替代货源。一些电子通信技术产品、一些国产大品牌,甚至可能在3月份出现出口井喷,因为新品发布暂停了一两个月,积累了相当大的需求。考虑到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新兴出口国如孟加拉国、越南等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与设备,其中孟加拉国等国还人口极度密集,公共卫生系统极度滞后,疫情全球化很有可能重创他们的加工出口制造业,而不是促进。

  

   “但居者不知负载之劳,从旁议者与当局者异忧”(《盐铁论·刺复第十》),过度沉溺于象牙塔的研究者可能看不到中国一线实践者从工人到企业家、政府干部的实践与创新精神;如果对此有了充分认识,那么,疫情全球化的结果恐怕将不是加速中国制造与外部市场“脱钩”,而是相反。前些天海外股市连续较大幅度上涨并非外部市场与中国制造“脱钩”压力测试取得成功的标志,而更多地来自主要经济体货币宽松的推动,甚至带有浓重的金融危机前“末日狂欢”色彩。

  

五、新冠疫情国际影响的最大不确定性:美国


   新冠疫情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影响的最大不确定性在于美国,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来自美方在疫情期间可能做些什么,另一方面来自疫情全球化是否会波及今年的美国大选。尽管正在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声称“美国完全有能力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但疫情在美国社区扩散应该是大概率风险。而且,美国政府对此是否做好了充分准备,很成问题。在25日美国参议院就疫情举行的听证会,国土安全部长“一问三不知”,令人忧虑。

  

   如果疫情在这个国家大范围爆发,那么今年的美国大选会是怎样的结局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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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梅新育论衡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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