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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地位与理论贡献

更新时间:2020-03-10 13:15:46
作者: 刘少杰 (进入专栏)  
明显受到了列宁和布哈林的影响,他们像列宁和布哈林一样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科学的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并且,他们还把唯物辩证法,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运动变化和阶级分析以及阶级斗争等原理,看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方法原则。

   李培林曾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与传播做了总结,他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称为唯物史观社会学,指出:“在唯物史观社会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社会学,是一种‘新社会学’和‘现代社会学’,它与西方传统社会学的最根本区别,实际上是改造社会的道路和途径的区别,也就是‘革命’和‘改良’的区别。”应当说,李培林的这个总结是十分明确并且符合实际的。

   令人遗憾的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直到70年代后期开始改革开放,不仅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鲜有人提,而且其他方面的社会学研究也进入了长期的禁闭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社会学在恢复重建中逐渐走向了繁荣。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主流是沿着实证社会学的立场和脉络发展起来的。虽然有几位学者试图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发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但同实证社会学的发展势头相比,其影响范围和响应程度还是明显有限。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一些学者试图厘清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发表了一些探讨二者关系的文章。1981年,丁克全发表论文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唯物史观社会学,可以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尤其是唯物史观,而树立的社会学,不限定是讲的上列公式;狭义的,则是讲解上述公式而构成的社会学。”与丁克全的观点不同,费孝通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大量的长远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基本理论,但是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并没有、也不企图代替关于社会的各方面现象的具体研究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不等于整个社会科学的对象,也不等于社会学的对象。”潘允康对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做了深入讨论,其基本观点与费孝通相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学具有指导意义,二者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在讨论历史唯物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关系的同时,一些学者对国外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观点也做了考察。一般说来,西方社会学者包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通常把历史唯物主义都直接看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者看作与实证社会学、解释社会学并列的重要社会学传统。但在苏联和东欧社会学界,在如何判断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的关系上却存在很多分歧。波兰社会学家魏特尔概括了苏联和东欧社会学三个方面的观点,其一,“‘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这两个术语是同义的,均指对于社会所作的科学研究。一些人因而得出结论:‘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应该用来表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而‘社会学’这一术语则应单独表示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其二,“‘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历史唯物主义指对社会作哲学的和理论的分析;而社会学指的是对社会作经验的调查研究及在这一调查研究基础上所作的概括。”其三,“‘历史唯物主义’,就它吸收了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成果这一点而言,是与社会学交叉重叠的,然而,它比社会学更具一般性。”

   总之,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关系的讨论中,不同的观点都能找到自己的根据,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哲学与社会学都是视野广阔、没有明确边界的学科。如果历史唯物主义是追问社会发展或历史变迁的社会哲学,那么它怎能仅仅玄思远离生活的抽象概念或历史规律,而不去关心那些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或不断转换形式与内容的社会问题?如果社会学要对社会问题做出深入实际的认识并对其产生原因和演化趋势做出解释,而不具备深厚而坚实的理论基础,它怎样才能完成自己承诺的使命?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密切关注,社会学对理论基础的紧密依赖,构成了二者之间不可排除的交互渗透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础理论

   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苏联、欧洲和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史考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社会学没有被排斥为资产阶级学说之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原则是被各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对待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了理论指导的作用。可以进一步说,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之外找不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并且,不是在这个基础理论之上开展的经验研究,也谈不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研究。

   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础理论,也就是在社会学研究中经常被提到的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元理论。事实上,无论在哪一个学科甚至在哪一个学派之中,但凡具有独特性或独创性的传统或流派,都一定有元理论层面上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原则。就连对元理论、元叙事开展了激烈批判的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和利奥塔等人,也阐述了一些具有元叙事意义的元理论。德里达关于分延论、约定规则论、不确定结构论的论述,利奥塔关于人类知识新图式、话语方式、知识立法的论述,都不是指向个别社会现象的具体叙事和具体观点,而是对人类社会变迁的具有元叙事和元理论意义的普遍性论断。

   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历史发展和理论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基础理论体系。并且,正是因为在历史唯物主义名义下系统阐述的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基础理论,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展示了与其他社会学传统或流派不同的本质特点和理论构架,而且正是这些基础理论使其在复杂的社会实践或历史变迁中,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深厚的学术底蕴。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础理论亦即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建立,是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从19世纪40年代初到40年代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大量经验研究为基础而阐述的关于市民社会、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等方面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起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市民社会、劳动本质、异化劳动、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得到了进一步阐述。而在《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关于实践观点和社会结构矛盾运动的论述,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础理论正式形成的标志。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已经明确地阐述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而是市民社会、私有财产决定国家的观点,但这个观点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即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市民社会、私有财产及其决定物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如何?而这些问题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和回答的问题。受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阐述的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和私有制开展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异化劳动理论。通过对异化劳动现象的深入解剖,马克思对劳动的本质、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和压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生产实践的地位与作用、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都做出了深刻论述,为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1844年8月至11月,马克思同恩格斯合著了《神圣家族》,在这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化了先前阐述的关于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等方面的思想理论,更深入地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去论述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并且明确地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论断。虽然《神圣家族》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论阐述得还不够系统,但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论述了物质生产是历史的根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核心观点,所以,《神圣家族》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形成的一个重要环节。

   1845年至1846年,马克思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并与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篇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诞生标志的著作,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本原则和基础理论全面阐述或系统创建的标志。恩格斯把马克思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在这篇纲领性的文献中,马克思深刻地阐述了实践观点的基本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社会观和个人观都建立在崭新的基础之上,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全面阐述确立了崭新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首先从一般世界观阐述他的实践观点。在马克思看来,当时他所面对的世界观主要有法国机械唯物论、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和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虽然法国唯物论和费尔巴哈承认世界的客观性和实在性,但是他们却用机械论的形而上学的眼光看世界,所以世界在他们眼里是以静态和受动的形式存在的,他们仅仅观察了世界的直观存在形式;虽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用能动的眼光观察世界,把世界看成是动态变化的历史过程,但是他们却把世界的现实内容抽象掉了,仅仅用思辨的概念逻辑来说明世界的运动变化,因此,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是一种抽象的、没有实在内容的世界观。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应当克服机械唯物论的消极直观性和思辨唯心主义的抽象空疏性,要从感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去观察、理解和解释社会生活和现实事物。马克思一再强调要把现实、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去理解,这不仅否定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抽象性,而且也克服了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的机械直观性。因为马克思讲的感性活动,是以生产实践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活动,是人们以自己的身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或社会环境中展开的可经验、可感受的物质活动。感性的实践活动不仅是人们真实具体的经验过程,而且是人们以其能动性作用于对象、改造对象的创造性过程。

   从感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去观察事物、理解现实,必然形成对人及其社会活动的新理解、新认识。从机械唯物论的眼光理解人,人是被动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从抽象唯心论的眼光去理解人,人仅仅是在思想观念中表现出能动性的抽象的人;而从感性的实践出发去理解人,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中活动着的人,人不仅用自己的意志、情感和思想支配自己的行为,能动地作用对象、改造世界,而且人不是抽象的精神,是受到各种条件限制、并且一定要进入各种交往关系中才能存在的社会的人。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崭新概括,他不仅批判了费尔巴哈抽象地讨论人的类本质的错误观点,而且否定了各种脱离实践从孤立的个人去界定人的本质的观点。

   当马克思从实践观点把人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说明他要从实践观点去揭示社会的本质。因为既然从实践观点观察人,发现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那就说明社会关系同人们的实践活动有着本质的必然联系。事实也是如此,人们正是在实践活动中结成了各种社会关系,并且也正是实践活动展开和发展了人们的社会关系。据此,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原则,它不仅同直观唯物主义和抽象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也同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划清了界限。实证社会学奠基人迪尔凯姆明确地指出:“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规则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这就要强调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外在性,并由此而忽视作为人的内在性的能动性;解释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斯·韦伯则强调要重视人的社会行动的主观意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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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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