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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下):思想前沿

更新时间:2020-02-05 15:04:52
作者: 刘擎 (进入专栏)  
换取更多的的闲暇时间,而中产阶级则通过收入和地位的增长,得以重返美国社会生活的中心。他构想的改革并不是一场激进的革命,去推翻优绩制的资本主义体系,只是采用了过去福利国家的政府干预路线。

   《优绩制的陷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但也出现一些批评。几位评论者指出,马科维茨将超高技能和高技能职位的增长,归因于精英阶层的蓄意操纵,这完全没有说服力,而且涉嫌阴谋论。就业结构的变化是全球化和数字革命的产物,当代社会和经济的复杂性,需要高技能的人才来运作,因此教育投入的回报也在增加。

   马科维茨揭示了严重的不平等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令人信服。但追究优绩制导致不平等的责任是错置了嫌疑对象。优绩主义从未承诺结果的平等,促进机会平等和阶层流动在逻辑上无法提升结果平等。杜克大学荣休教授斯达顿(John Staddon)在Quillette网刊发表的评论指出,即便在一个极端理想的机会平等环境中,天赋才能(natural talents)的差异仍然会在竞争中产生等级差别,无论竞争的目标是什么。

   当然,严格的机会平等必须矫正不平等的起点,可以通过补偿措施“拉直”扭曲的起跑线。但在每一次比赛的起步线之前,还存在更早的起步线,而补偿的要求总是可以正当地向更早的阶段延伸——从大学录取延伸到幼儿园入学,一直追溯到遗传天赋这类“道德任意”(morally arbitrary)的运气因素,这会走向类似“运气均等主义”的道路,主张“敏于抱负,钝于天赋”。但我们很可能会发现,“抱负”和“努力”等品性也仍然与遗传有关,那么彻底的补偿措施只能走向(姑且称为)“基因平等主义”的绝境,否则严格的机会平等仍然无法实现。

   改变竞争的目标也只能更换获胜的人群而不是等级结构本身,在狩猎时代可能是体力(身强力壮)的等级,而在今天的信息技术时代可能是数学才能的等级。硅谷的程序员和公司的装卸工在五百年前的等级地位可能正好相反。但用一种等级来取代另一种终究也无法达成平等的结果。

   显然,竞争是优绩主义的界定性特征,即便是公平的竞争,结果也只能造成等级差异。我们崇尚优绩制并不是出于平等的理由,而是因为自由与效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优绩制有其无可替代的长处:最有效地发掘、选拔和使用社会最需要的人力资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使整个社会受益。“优绩”(merit)的确立当然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功能需求,其内涵会随文化和时代而变化。但无论是骑马射箭、吟诗作画,还是工程设计,一旦被确立为“优绩”,就成为竞赛的目标,最终会让特定的擅长者胜出。

   在我看来,马科维茨对于优绩制是否应当导致平等的问题缺乏融贯的立场,这使得他无从选择究竟是放弃优绩制还是改善它。他最初提出了新颖的挑战性论点——美国目前严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优绩制还不够完善,而恰恰是它成功运转造成的。但依据这个论点,只有彻底抛弃优绩制才是摆脱困境的出路,但他建议的促进机会平等的对策,实际上选择了对优绩制的改善。马科维茨在一次访谈中坦言了自己的犹疑不决。他一方面深信优绩制的陷阱危害广泛,但同时又感到在许多领域(比如他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完全抛弃优绩主义是否还能维系。而这种犹豫蕴含着深刻的启发,促使我们思考平等主义理想的独立维度——平等无法依赖优绩主义实现。

   这部著作杰出的贡献在于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两个重要观点:让优绩制的竞争成为压倒一切的最高原则,会导致社会的分裂,进而危及西方社会赖以生存的民主政治体系。此外,严重的结果不平等也将损害机会平等,反过来会侵蚀优绩制本身的原则。但马科维茨的核心主张带有含混的暗示,声称优绩制是资本主义困境的根源,好像若非如此,本来可以有一个更美好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优绩制得以大行其道,可能正是由资本主义的逻辑所驱动。

   优绩主义的霸权源自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逻辑和效率最大化原则,这造成了当代西方社会新的危机。但西方社会不只崇尚单一的资本主义逻辑。马科维茨将我们带回政治理论家持久争论的难题:如何应对在自由与平等之间、效率与公平之间、资本主义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寻求两者调和的努力实际上贯穿于整个现代历史。当今西方社会再次陷入平衡失调的困境,这个教训告诫人们:优绩主义无法单独应对平等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在这两种核心的现代价值之间,我们无法二择其一。

  

   资本主义的问题

   今天西方思想面对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如何在当代条件下重新构想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传统左翼的大政府主导的福利国家政策有其明显的弊端,否则很难有“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兴起,及其里根-撒切尔的“黄金时代”。但在经过2007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之后,资本主义仍然在放任自由主义的延长线上滑行,贫富差距依然不断加剧,阶级裂痕仍在日益深化,正在危及西方国家根本的社会政治基础。

   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往往激发左翼思想的回潮。英国《卫报》6月刊登著名记者贝克特(Andy Beckett)的长篇文章《新的左派经济学》,介绍了一个“跨大西洋的左翼经济学家运动,正在构建一种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性方案”。对现实的不满是普遍的,连英国保守党的财政大臣哈蒙德(Philip Hammond)也承认,市场经济如何运转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裂痕已经打开了,“有太多的人感到这个体系对他们不利”。许多左翼经济学家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出现了类似1930年代危机的前兆,开始了各种新的构想和规划,从主张社区财富自治的“社区所有制”,到追求更平等的经济权力的“民主经济”等等。其中一部分人属于(工党影子内阁财政大臣)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组织的网络,为工党的左翼经济政策提案出谋划策。还有许多人活跃在这个网络之外。

   左翼经济思潮也在美国发生影响。皮尤中心6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当中仍然有百分之五十五的比例对“社会主义”持有负面态度,但表达正面观点的人群比例已经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二(当然,美国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更接近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民主党候选人竞争下届美国总统的初选辩论中,如何应对不平等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出现的提案包括财富税(Wealth Tax),加大所得税区间的税率差,提高遗产税,以及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纽约客》10月发表报道披露,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的财富税方案受到了皮凯蒂(Thomas Piketty)名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启发,而具体方案的设计者是三十四岁的法国经济学家祖克曼(Gabriel Zucman),他是皮凯蒂指导的博士与密切的合作者。

   新一期《外交事务》(2020年1/2月号)发表专辑“资本主义的未来”,旨在清算它“正在面临的自身缺陷”。其中,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塔克(Todd Tucker)和祖克曼(Gabriel Zucman)合作发表文章,谴责富豪精英们利用体制保护自己的利益,揭示种种危机的征兆,但他们的解决方案仍然是大幅增税,坚持“资本主义的拯救取决于税收”。更为激进的英国左翼经济学家法恩布拉(Miatta Fahnbulleh)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耗尽了其潜力,现在需要社会主义的方案才能适应当代世界的现实。

   美国历史学家穆勒(Jerry Muller)则表达了对激进左翼方案的质疑。他批评“巴黎经济学派”(皮凯蒂和祖克曼等)支持的沃伦和桑德斯的财富税方案,称之为“新社会主义运动”(neosocialist movement),已经越过社会民主派的传统边界,断定这场激进运动将严重损害投资与企业创新的能力。他指出,从亚当·斯密开始,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捍卫者都承认有必要克服其弊端,以此维护政治安定与社会和谐。而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批评者,也总是敬佩其惊人的增长和创新能力,成功的进步运动从来都致力于“驯化市场”,而不是废除它们。然而,“新社会主义者们”的计划与此不同。他们厌恶不平等现象,但解决方案就是简单利索地“剔除顶端的离群值”。他们漠不关心企业是否能保持活力,以及能否将其收益用于公共投资。“他们不关心鹅的健康,因为他们的经济学家假设,金蛋的供应是无止境的。”穆勒将这场运动称为“妄想”。

   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的竞争还在进行之中,财富税等平等主义提案的前景需要由选民来决定。在法国,马克龙总统已经在2017年的经济改革方案中取消了财富税,而在民众抗议运动之后仍然坚持不能恢复,理由是“鼓励投资和确保劳有所获”。英国议会选举中工党遭受重创有多重原因,但左翼的经济方案显然还需要对选民形成足够的感召力。

   思想具有改变历史进程的力量,但左翼思想的历史实践记录并不令人乐观。贝克特在文章中回顾,在1930年代经济衰退到二战之后的时期,许多商界领袖认识到需要一种更加平等的经济,并与工党建立密切合作。但随着经济与社会逐渐稳定,撒切尔主张的右翼方案便显示出更强的吸引力,商界人士也随即改变了立场。那么,左派如何才能让人们抵御右翼政策的诱惑?追求的目标究竟是“终结”还是“转变”人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对此新的左翼经济学家们仍然存在分歧。

   在贝克特的报道中,有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线索。几位年轻的左翼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寻求一种“适应社会的经济”而不是“屈从经济的社会”。他们期待出现一种不同以往的“更为良性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以社会为中心的“新的世界观”。

   让经济学回归社会也是皮凯蒂的努力。他不久前出版了新著《资本与意识形态》(法文版,英文版将于2020年出版)。米兰诺维奇在书评中谈到,皮凯蒂学术研究的特征体现为一种“方法论的回归”,就是重返经济学原初和关键的功能——“阐明利益并解释个人和社会各阶级在他们日常(物质)生活中的行为”。而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的主导范式,却是把所有人都当作利益最大化的抽象行为者,“从经济学中清空了几乎所有社会内容,呈现了一种既抽象又错误的社会观”。

   也许,缺乏社会内容的经济学,恰恰呼应着四十年来漠视社会的资本主义模式,这才是资本主义根本的病症。

   在2019年的思想讨论中,一个反常识的事实正在浮现。人们熟知的常识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追求平等理想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平等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矛盾。但这种常识掩盖了一个被忽视已久却重要的事实:在现代条件下,资本主义必须依赖最低限度的社会平等才可能维系,否则将无法存活,更遑论繁荣。原因并不复杂,资本主义需要社会的存在,而社会的整合依赖基本的平等。如果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终将造成社会的分裂甚至崩解,那么资本主义也将无处安身而瓦解。

严重的不平等会导致社会的崩解吗?西方社会的分裂和政治极化与近年来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有关。对这些现象的成因,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解释。而皮凯蒂更强调其经济根源而不是文化(身份)原因。他在《欧洲与阶级分化》一文中指出,英国的低收入人群中有百分之七十支持脱欧,但他们并不比精英阶层更加排外。更简单的解释是,欧盟经济以区域间竞争为主,这有利于流动性最强的富裕阶层,如果不消除严重的不平等,民族主义的分裂社会的效应将会持续下去。民粹主义也是如此。在《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中,皮凯蒂研究发现,半个多世纪前西方左翼政党推进的社会民主派议程相当成功,这使他们所代表的经济中下层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实现了向上流动,成为教育良好和较为富裕的中产或中上阶层。但这改变了左翼政党内部的社会结构,成功向上流动的左派领袖们成为新的精英,皮凯蒂称之为“婆罗门左派”,脱离了那些未能改变命运的下层群体,使后者沦为 “不被代表的”(unrepresented)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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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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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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