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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下):思想前沿

更新时间:2020-02-05 15:04:52
作者: 刘擎 (进入专栏)  
那么美国甚至连尝试都没有意义。所以,无论别国怎么做,从“理性”自利的角度计算,美国最优选择都是不限制自己的排放。但每个国家都会做同样的理性计算,结果就导致非理性的共同大灾难。克服囚徒悖论的常用办法,是依靠政府的法律强制。在没有世界政府的前提下,需要世界各国自愿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严格而有效的监管和奖惩机制,确保共同遵守协定。但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有效的合作太难了。

   罗森伯格对合作困境的描述并无新意,但他提出一个有趣的办法。想象一下你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富翁,发现周边的马路上没有路灯,没有任何人愿意花钱修建。假设当时的路灯极为昂贵,贵得你无法独自承担,而穷人们也无力分担。那应该怎么办?你应该去找爱迪生!花钱资助他的发明,让他研发出既好用又便宜的路灯,便宜到你愿意独自支付而免于夜间行走的不便。罗森伯格说,这就是科学技术的用武之地,现在应该想尽办法去发明各种性价比极高的节能减排新技术和产品,其成本必须非常之低,以至于个别国家或公司愿意独自支付,因为这个成本仍然会低于它们摆脱恶劣环境所获得的收益。于是,“减缓气候变化的这项公共品,对于至少一个消费者(国家或公司)会变得如此有价值,以至于这个消费者愿意独自为自己购买,而其余的人可以免费搭便车。”

   这有可能吗?罗森伯格并没有把握,因为科学的发现和突破要借助偶然的运气。但他主张“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增进科学使我们脱离困境的机会……去支持纯粹的研究,以不朽之名而不只是金钱,去自由地传播和回报科学研究”。

   2019年,大自然和科学家都传达了“气候紧急状态”的讯号。我钦佩弗兰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付诸力所能及的努力,去面对可能失败的未来。同时怀着一丝希望,期盼我们时代的爱迪生,成千上万个爱迪生。

  

   优绩主义的陷阱及其教训

   美国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高校招生舞弊丑闻。联邦检察官在3月对五十人提出指控,名演员、商业领袖以及其他富裕的父母涉嫌行贿(金额从五万到一百二十万美元不等),为子女“购买”耶鲁、斯坦福及其他名校的新生入学资格。舆论哗然,美国两党政要也纷纷予以谴责。

   公众的愤怒无需解释,因为这践踏了美国人深信不疑的“优绩主义”理想或“优绩制”(meritocracy)原则: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merits)来决定。人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成绩优异者获胜。因此,最好的大学应当录取成绩最出色的学生,收入最高的职位应当留给最有能力的人才。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容挑战的理想原则。

   挑战者出现了,他自己就是优绩制竞赛中的赢家,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他评论说,人们对招生丑闻的谴责完全正当,但并没有触及深层的问题,只看到有人破坏游戏规则,却没有看透这个游戏本身是一个陷阱。他的新书《优绩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于9月出版,引起巨大反响。美国几乎所有主要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都发表了报道、采访和书评。《纽约时报》刊登多篇评论,《新共和》和《高教纪事》还组织了专题讨论。作者的核心论旨是,现在“美国生活中主要的痛楚,不是因为优绩制没有充分落实,而是优绩制本身造成的”。优绩制根本无法兑现它许诺的公平竞争与社会阶层流动,在虚假承诺的伪装下只是一个陷阱。这本书力图阐明(如其副标题所言)“美国根本的神话如何滋养了不平等、瓦解了中产阶级并吞噬了精英阶层”。

   马科维茨对优绩制提出了三重批判。

   首先,优绩制固化了社会等级,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这是最致命的批判,因为优绩主义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就在于打破凝固的世袭等级,让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凭借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独立宣言》中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所谓“美国梦”的感召力所在。马科维茨论证,美国社会的现状是,精英阶层能够将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这当然不能依靠被废弃的世袭制度,而是通过教育。

   教育本来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通道,但优质教育是稀缺资源,需要竞争才能获得。争夺优质教育资源是一个全球现象,在亚洲是如此(想想电视剧《天空之城》《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和《小欢喜》中的情景,还有“小学不读民办,大学就读民办”之类的广告),美国也不例外。

   无数家庭卷入焦灼的战场,但精英阶层最终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这突出体现在著名高校学生的家庭阶层分布。马科维茨援引数据表明,在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和耶鲁大学等名校,来自收入水平前百分之一富裕家庭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后百分之六十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人数总和。目前在贫富学生之间的学业成绩差距,已经超过了1950年代黑人与白人学生之间的差距。早在1960年代,耶鲁大学校长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曾明确主张,学校录取要根据学生的成绩而不是其家庭背景来,希望由此打破精英的世袭。但他的期望落空了,因为精英阶层找到了保持优势的秘诀:通过支付高额费用,让孩子获得最好的升学训练,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外加各种昂贵课外补习班和培训项目,让他们的子女在各级入学申请中获得难以匹敌的竞争力。顶层富裕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是惊人的,每个孩子的累积花费可以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由此“维护了一个有效的世袭统治阶层”。

   第二,推行优绩制的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由于工作职位和收入等级与教育水平密切关联,可想而知,优绩制会导致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最平等主义(egalitarian)的社会,托克维尔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当时在美国不到百分之十(而在英国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但今天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在1950年代,CEO的工资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资的二十倍,而现在达到了三百六十倍。贫富差别的加剧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中产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内不断衰落,少部分进入上层和精英阶层,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断下降(这也使中产与底层人口的贫富差距相对缓和),结果形成了顶层与中下层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由中产阶级占据美国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消失了。

   第三,优绩制的操作具有欺骗性。与传统的贵族精英不同,新精英阶层的兴起具有道德的正当性,他们宣称自己获得的优越地位全靠努力奋斗和聪明才智,因此这种地位完全是其“应得”(desert)。但马科维茨指出,这是一个操纵性的作弊体制(rigged system)。精英阶层不只用财富优势获得教育优势,而且他们故意提高了社会职业的技能门槛。金融投资、律师、医生和高新技术等高收入行业,都属于“超级技能工作”(super-skilled jobs),对受雇者要求的资质极高,主要接受精英大学的毕业生,而普通学校的毕业生很难达到准入门槛。因此教育背景的优势也就转换为就业和晋升的优势。

   如果用体育竞赛作比,马科维茨似乎是说,精英阶层在双重意义上作弊。首先是在入学竞争中,他们的子女接受了昂贵而优质的强化训练(这是中下阶层完全无力负担的培训),这相当于包揽了最优秀的教练和训练设置,因此获得了竞争优势。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就业竞争中改换了比赛项目,原来的比赛是(比如拔河之类)人人可以参加的项目,现在变成了(冰上芭蕾之类)未经特殊训练完全无法入场的项目。这些新设置的项目对获胜者的奖赏(收入)极高,但普通家庭的子女根本达不到准入门槛。马科维茨相信,这些高收入行业的出现,表面上是新型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实是精英阶层有意为之——为了将普通人隔离在游戏之外,来确保他们的绝对优势,最终造成了无可战胜的坚固壁垒。因此优绩制的实际操作证明,所谓的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是虚假的承诺,实际上是一个陷阱。

   在揭露了优绩制的本质之后,马科维茨还阐述其有害的后果。他强调优绩制同时对穷人和富人以及整个社会都造成了危害。在这场游戏中没有真正的赢家。

   中产阶级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优绩竞争的失败者,很难获得精英教育才能提供的“超级技能”,也就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那些成功“逆袭”的励志故事因为罕见才成为“新闻”,正如彩票的中奖者。他们只能做简单平庸的工作,收入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却无法为孩子负担私立学校和课外培训,也就难以期待下一代能改变命运。停滞的工资和上升的债务使他们被排除在社会经济的繁荣之外。而这场竞争因为貌似“公平”,他们被淘汰出局的命运只能归咎于自己,视为自己的“应得”。实现美国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中产阶级也就失去了进取精神。他们工作得越来越少,是因为没有多少工作可做,陷入一种“被迫懒散”(enforced idleness)状态,感到自己是对社会无用的人。这种被排斥的感觉导致了普遍的精神沮丧。美国从2015年开始,出现连续三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这是史无前例的,在发达国家中极为罕见。虽然很难断定因果联系,但药物滥用和抑郁自杀的增加,以及预期寿命的下降,都集中在贫穷和中产阶级的社区。

   马科维茨还呈现了一种格外反讽的图景:优绩竞争的赢家陷入了另一种悲惨命运。老派精英阶层的特征是闲散,因为可以不劳而获。而现在的精英主要是“超级技能”的劳工,过着超级繁忙的生活。他们拼命地工作,好像是要向昂贵的教育投资索要更高的回报。《哈佛商业评论》的调查显示,高收入人群每周工作在五十到八十小时之间,而“极端高收入工作”的人群中有百分之九达到每周一百小时甚至更长。这是一个不断自动强化的循环:更高的收入要求工作时间更长,而更长的工作时间又需要有更高的收入来证明其合理性。于是,衣食无忧的精英们承受着严重的“时间饥荒”(time famine),损害了私人和家庭生活的品质。而他们的下一代,从幼儿时代开始就被培养成有强烈进取心和竞争力的孩子,怀着与父母相似的野心和期望,也带着对失败的担忧和恐惧,精心筹划自己的未来。精英阶层生活在无止境的竞争命运中,必须付出极端的代价才能守护自己的特权地位。

   于是,美国社会落入了优绩制的陷阱:一面是中产阶级“无劳可做”转向“被迫懒散”,一面是精英阶层“过劳而获”陷入“时间饥荒”。优绩制本身成功了,但这场竞争中的成败双方都过着悲惨的生活。这很接近马克思的一个论题,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家和工人同样处于“异化”状态。

   在马科维茨看来,优绩制是一场骗局,实际上成为财富和特权世袭相传的机制,造就了新的“贵族阶层”,滋长了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怨恨。目前的不平等状况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一代人之前都难以识别。的确,美国人崇尚的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但这部著作提出一个警告:严重的结果不平等必定将破坏机会平等。作者相信,这种社会分裂的状况会侵蚀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为特朗普的黑暗民粹主义提供推动力量。

那么,我们如何摆脱优绩主义的陷阱呢?马科维茨并没有给出强有力的对策。他承认转变优绩制的难度之高,相当于在大革命时代推翻贵族制度。他建议的改革方案十分有限,着眼于教育与就业两大领域。首先,通过建立更包容和开放的教育体制来促进机会平等。比如,让私立学校接受相当比例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否则无法享受捐赠的免税资格),以及政府通过公共补贴来鼓励学校扩大招生。其次,促进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和质量。比如,在医疗、法律和金融等服务系统中,许多工作其实并不需要高等学历就可以胜任。政府应当鼓励增加这类中等技能的工作职位。在他看来,这两个方面的改革是相互促进的,重建更平等的社会秩序会让所有人受益。精英阶层能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以收入和地位的下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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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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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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