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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法关系的再定位——国际关系创新的伙伴

更新时间:2020-01-28 22:10:41
作者: 张骥  
英国"脱欧"改变了欧盟内部近几十年来德、法、英三大领导国并立的局面,人们普遍期待"法德轴心"的重启,为英国"脱欧"后的欧盟重振领导力和凝聚力。然而,"法德轴心"的重启面临重重挑战。德国经济的"一枝独秀"以及在欧债危机中不断增强的权势使"法德轴心"向 "德法轴心"演变,加之安格拉·默克尔(AngelaMerkel)的长期执政,德国一度成为欧盟的领导力量。随着欧债危机的结束和难民危机的蔓延,德国的欧洲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不满,默克尔本人在德国的执政地位也遭到削弱,已经开启"退休"的准备进程。德国在欧盟中突出的领导地位开始出现走弱的趋势。

   英国的"脱欧"和默克尔地位的下降为法国重振在欧盟中的领导地位提供了契机,坚守欧洲一体化立场的马克龙的当选抓住了这一机遇。马克龙在竞选中以及当选后表现出强烈的"重振欧洲"的雄心,并提出了一系列推动一体化和复兴欧洲的主张。在新一届欧盟机构的人事布局上,马克龙也赢得了主动。法国大有重执欧盟牛耳之势。然而,法国不断衰落的国家实力、内部治理和改革面临的重重困境以及国内高涨的民粹主义浪潮,都构成对其欧洲领导力的制约和挑战。欧洲雄心与国家实力之间的矛盾依然是法国外交政策中的一对基本矛盾。此外,法德如何弥合对深化一体化的政策重点以及外交政策的分歧也将对"法德轴心"的重启提出考验。

   最后,欧洲权力格局的变化还体现在欧盟内部大国与中小国家、西欧与东欧的关系上,欧盟大国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欧盟东扩曾经是冷战后国际权力格局的重大变动,欧盟对中东欧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其主张的"规范性权力"成为自身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来源。然而,扩大进程在大大拓展欧盟的地缘范围和影响力的同时,也对其内部的利益结构和决策结构带来了复杂变化,欧盟的权力结构趋于扁平化。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不仅加剧了欧盟成员国间的利益分化,而且严重削弱了欧盟对中东欧等成员国的吸引力。由于欧盟整体实力的下降和大国采取的严苛的纾困政策,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或遭遇严重经济困难的成员国加大了寻求欧盟外部经济机遇的努力,其中就包括希腊以及中东欧国家率先开展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这却被法、德等核心成员国及欧盟机构视为"分裂欧盟"。此外,波兰、匈牙利等一些中等国家也在移民政策、经济政策等领域向核心大国发起挑战。

   欧洲权力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使得法国在欧盟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复杂变化,这给中法关系带来了复杂的影响。第一,法国外交赖以借力"放大影响力"的欧盟地位下降,将影响法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力,内部问题和危机也将限制法国和欧盟在外交上的资源和精力。第二,总体上法国不再具有过去那样在欧盟(欧洲国家)对华政策中的主导性影响,欧洲大国的对华政策更难协调,中小国家也在对华政策上奉行更加独立的立场。中方需要客观认识法国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影响力及其制约因素,平衡 好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层面的关系,平衡好对欧盟几大核心国家的关系,平衡好对核心成员国和对中小成员国的关系。第三,英国"脱欧"和后默克尔时代的开启所形成的权力关系变化客观上为法国领导力的发挥提供了新的空间,法国十分强调其在英国"脱欧"后成为欧盟中唯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独特地位,并坚决拒绝德国提出的由欧盟取代法国担任常任理事国的主张。法国提出,欧盟要在同美中等大国的竞争中保持地位,需要有更加统一的对外政策,要确立所谓欧洲的"主权"。马克龙总统最新一次访华特意安排了欧盟候任贸易专员和德国教育与研究部长随行,试图展现法国代表欧盟对华的姿态,意欲在中欧关系中形成新的引领角色。

   (二)国际关系转型的伙伴

   权力结构的变化首当其冲对大国间关系提出挑战。大国间的相互定位和行为方式对国际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引起了法国对自身国家地位、国际权力结构和国际关系行为方式的担忧。马克龙总统指出,美中两国正在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主要"玩家",印度等新兴国家也在赶超欧洲,法国和欧洲如果不能奋起维护自身的"主权",将来可能被迫在美中之间进行选择,成为它们其中一个盟友或者"小伙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用西方国家成为世界主导力量的发展经验和行为逻辑来看待中国的崛起。

   中国崛起走过的道路及其战略已充分表明,中国将走一条与过去西方国家成为世界霸权所不同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将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发展以及与世界的共同发展,从而超越以霸权、冷战与零和博弈为行为方式和行为逻辑的旧式国际关系。中国从来都坚决否定所谓"中美两国集团"(G2)。中国认为大国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可通过大国协调和合作来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这与法国倡导的"平衡"的大国关系结构具有共同点。中法可以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构建平衡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伙伴。

   要成为国际关系转型的伙伴,中法首先应该在双边关系中加强战略沟通,准确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和发展战略。构建中法新型大国关系,要朝着发展战略协调合作的方向努力,而不是针锋相对。马克龙提出的"平衡大国"外交战略和捍卫"主权"的核 心政策手段,既有针对美国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的一面,也有针对新兴国家的一面。在新的外交布局中,法国强化了印太战略,要在亚洲发挥"平衡大国"的作用,尤其是增加了军事和意识形态色彩。法国印太战略中具有制衡中国地区影响的导向,在南海问题上从过去的总体保持中立向高调介入转向,这对中法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中法在印太区域没有地缘战略矛盾和重大利益冲突,不应形成战略竞争关系,完全可以以合作共赢的精神实现法国印太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协调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经济文化合作倡议,并非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盟。具 有丰富的区域一体化合作经验的法国,不应使用"双重标准"看待中国推动的区域合作倡议。"一带一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开放型的合作框架,始终对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敞开合作大门。中方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也在不断积累经验,回应法国和欧盟的关切。例如,中方从一开始就提出要注重生态保护,建设"绿色丝绸之路",这与法国对生态的关切相契合。"一带一路"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始终邀请欧盟作为观察员,并进一步回应了法国和欧盟对遵守欧盟有关法律和规则的关切。中法在第三方市场上的合作正在务实推进。中方还要完善意图的表达,让外界更为准确地认知"一带一路",合作进程的推进也需要更好地照顾各方的关切和舒适度。

   若要成为国际关系转型的伙伴,中法还需进一步增强"战略自主",推动双边关系和中欧关系健康、稳固发展。中法关系的起点就是"独立自主"外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随着美国"一超"地位的下降和国际权力结构的扁平化,更加具备了"战略自主"的外部条件。中法双方都要降低美国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和干扰,更加独立地对待和建设中法关系,稳固独立自主的战略基础。中方始终将欧洲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将联合自强的欧洲视为国际战略均衡的积极力量。马克龙总统致力于推进更加团结、更有效率的欧盟,并在对华政策中寻求更加协调统一的欧洲立场。欧洲权力格局的变化也为法国的领导力提供了空间和机遇。中方明确表示支持法方在欧洲联合自强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因此,对更加协调统一的欧洲立场的追求和引领作用的发挥应该朝着促进中欧关系积极发展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恰好相反。

   三 秩序结构的变化:国际秩序创新的伙伴

   (一)秩序结构的变化

   秩序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权力结构的变化,过渡性特征显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形成的国际秩序正日益面临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双重挑战。作为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的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秩序的不满和破坏,通过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行为带头违反自己制定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承诺。作为现行秩序主要受益者的发达国家群体同样对秩序表现出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试图维护自身在既存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和收益;另一方面,又由于在秩序中收益的减少而日益对秩序表现出不满。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付出巨大代价,通过学习和改革融人现行的秩序和规则体系,既得益于现行的秩序又不断推动现行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新旧秩序交织 变革、原有秩序维护者向秩序修正者转换、原有秩序接受者向新秩序构建者转换的进程。

   第一,国际秩序的变革首先缘于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面临危机。其中最大的变量易上的霸凌主义,以及一系列退出国际机制和国际承诺的行为,加剧了原有国际制度体系的危机,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法国在对待国际秩序变革的问题上是矛盾的。

   一方面,法国是美国破坏国际秩序的受害者。中法对此存有共识。法国认为,当前国际秩序受到动摇,某些领域的平衡被打破,多边体系面临被摧毁的风险,国际事务不能由一个国家说了算,不管它有多么强大。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政策是对法国政府近年来取得的最重要多边外交成果的严重打击。美国对法国和欧盟发起的关税威胁引发大西洋两岸之间新的贸易争端。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及减少对欧洲安全和北约的承诺给欧洲安全带来新的威胁,法国又重提欧洲"战略自主"和共同防务建设。法国在维护《巴黎协定》《伊核协议》等国际机制方面迫切需要中国的支持,尤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又一显著特征,而中法恰恰是这种变革的两个典型代表。

   法国经济不适应全球化的问题由来已久,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法国竞争力的下降,使其产生了一种焦虑和失去感,也越来越将全球化视作一种威胁而非机遇。益普索(lpsos)在2017年进行的一项针对22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 调查显示,67%的法国受访者认为国家处于衰落之中,对全球化的负面效应高度忧虑。民众对国家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中的收益愈加敏感,民粹主义政党利用民众对现状和"体制"的不满,将国内经济、社会危机的症结指向欧盟和全球化。这股势头在法国国内引发的对立情绪于2017年的总统大选中达到高峰,传统的左右之争被演变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支持欧洲一体化与反对欧洲一体化的对决。尽管主张适应全球化、提升法国竞争力的马克龙赢得了大选,但反全球化的力量已经在法国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不久便爆发了"黄马甲"运动。以反对政府征税兑现全球气候治理承诺为导火索的"黄马甲"运动表明法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愈发加剧。

   中国对全球化的态度恰恰经历了一个相反的路径,从最初的反对、担忧,到接受、参与和引领。当反全球化的浪潮在全球化策源地美欧资本主义国家兴起时,中国认 为,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具有进步意义,不应 把当前世界面临的乱象归咎于全球化。回到孤立、封闭的状态不能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要适应和引导全球化,消解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使其惠及各国人民。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适应和引导全球化,提出一条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道路。

   第三,秩序结构的变革还体现在国内秩序的变化,传统政治结构和治理机制面临危机。这一变化非常典型地反映在法国国内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的重大变革上。201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和2018年爆发的"黄马甲"运动都体现出对传统秩序的颠覆性特征。在2017年的总统大选中,法国传统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自第五共和国以来

   首次出现两大主流政党在第一轮投票就出局的状况,并且进一步导致传统的"左翼"社会党一蹶不振、"右翼"共和党力量衰落。而民粹主义政党和极端政党国民阵线和"不屈法国"却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获得前所未有的超过40%的选票,极右翼候选人玛琳娜·勒庞(MarimneLe Pen)杀入第二轮投票并获得国民阵线建立以来最多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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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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