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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钧:传统印度法的多元特征

更新时间:2020-01-20 07:43:16
作者: 高鸿钧 (进入专栏)  
法论也具有地域性,例如《摩奴法论》源自印度西北的五河流域,

   《祭言法论》源自印度北部地区,《那罗陀法论》源自当时属于印度的尼泊尔地区,《迦旃延那法论》则源自旁遮普地区。实际上,评注者和汇纂者也有地域背景。例如《摩奴法论》的评注者梅达帝梯(Medhātithi)住在克什米尔地区,《祭言法论》的评注者毗吉纳奈什伐罗的活动范围是贝纳勒斯以及部分北部地区,《达耶跋伽》的汇纂者吉穆陀伐诃那则生活在孟加拉地区。14世纪中叶的摩陀婆(Mādhava)担任过大臣职务,以博学著称,他所评注《帕拉舍罗法论》反映了他所在的印度南部地区法律实践情况。在米萨拉,当地一些著作的观点得到流行,并获得当地王公的认可,其中最重要著作是《维瓦陀芮特纳卡罗》(Vivada Ratnakara)。不同地域的法学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地的差异和所流行的不同习惯。

   具体的法律规则也往往因地域差异而呈现多元性。神启经和圣传经都反对买卖婚姻,但在实践中,孟加拉地区的低种姓人群中却流行买卖婚姻;在马德拉斯地区的各种姓中,新郎须向新娘赠送礼金;在阿萨姆地区,婚姻只有支付聘礼才有效;在孟加拉地区,为了把女儿嫁给较高种姓的男子,新娘家庭则向新郎提供数额很大的嫁妆。一些男性婆罗门通过多妻敛财,而许多生女之家不堪重负。

   法律禁止近亲结婚是指禁止一个人与父系7亲等、母系5亲等内亲属结婚。西北地区比较严格遵守这个规则,但在印度南部地区,婆罗门以外的其他种姓流行表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为了增加家族势力或亲属之间的联系,印度南部的一些地区流行堂兄弟姐妹婚姻,甚至承认侄女与叔伯之间的婚姻。如上所述,《摩奴法论》主张一夫一妻制,但其他一些圣传经则允许多妻。总体而言,圣传经的基本精神是,婆罗门应实行一夫一妻,出身于刹帝利种姓的君王可实行多妻。但在实践中,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19世纪后期的调查显示,孟买和马德拉斯地区的多妻现象比较严重。在马德拉斯,男人有2妻者占已婚人口的4%;在旁遮普地区,1妻以上者不到已婚人口的1%。此外,各地的收养规则也多种多样。在孟加拉,收养必须举行仪式;在马德拉斯,收养不需举行仪式;在旁遮普,收养发生争议时,需要提供证明;在孟买,收养无需遵守任何要求。古代印度早期并没有禁止寡妇再嫁的规定。但《摩奴法论》开始倡导寡妇守节。后来,一些地方出现了寡妇殉葬的习惯。一些圣传经确认了这种习惯,例如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把寡妇殉葬作为妇女的美德予以歌颂。在实践中,各地有关寡妇再婚的情况差异很大。1891年在马德拉斯进行的一项人口调查中发现,60个种姓中有9个种姓禁止寡妇再婚;婆罗门种姓要求女性成年前结婚,禁止寡妇再婚,但其他种姓则允许寡妇再婚。在印度西北地区,当地习惯只允许寡妇与高种姓男子再婚。在奥里萨和阿萨姆地区,除了少数高种姓禁止寡妇再婚,其他种姓和贱民流行寡妇再婚。

   (五)惩罚之法具有多元性

   在传统印度法中,犯罪首先是宗教意义上的罪孽概念。这种犯罪是违反达摩的行为,包括的范围很广,从最严重的杀人行为到杀害动物的行为,还包括无故损害植物的行为。君王和婆罗门都有权惩罚犯罪,后者有权决定赎罪惩罚。此外,惩罚还包括轮回报应性质的未来惩罚。

   首先,君王决定的惩罚主要涉及三类犯罪。①作为大罪的严重犯罪,即杀害婆罗门罪、饮酒罪、偷盗婆罗门金子罪和徒弟奸污师母罪。②属于《摩奴法论》等法论中列举的18类纠纷类型中的犯罪,即抢劫罪、盗窃罪、通奸罪、身体伤害罪和语言伤害罪。③君王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所处理的各种犯罪。前两类犯罪属于严重违反达摩的行为,即属于法的范畴,罪名和惩罚在神启经和圣传经中有具体规定。针对这两类犯罪的刑罚多种多样,主要刑罚包括申斥、责骂、罚款、没收财产、监禁、肉体刑和死刑等。例如,对某些犯罪人的犯罪器官施加报复性肉刑,割掉盗窃犯之手和辱骂高种姓者之舌,对杀害婆罗门的低种姓处以死刑等。君王在审判属于法范畴的刑事案件时,除了陪审法官,常有婆罗门陪伴,对有关案件涉及的法律提供意见,君王宣布并执行判决。第三类犯罪属于利的范畴。君王惩罚这类犯罪在法论中称作“拔刺”,即铲除那些危害秩序的行为。君王“拔刺”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非法越境,在城市之间或国家机构之间进行挑拨离间,违反团体规章,离间父子关系,拒绝赎罪,干扰苦行,制造种姓混乱以及采用不当方式谋生等。在这个领域,君王可根据需要设立罪名,成立特别审判庭,根据不同的犯罪类型和具体情节酌定刑罚。

   其次,婆罗门决定惩罚的犯罪主要有两类。①惩罚某些严重违反种姓之法的犯罪。这种惩罚主要是开除种姓,适用于伤害婆罗门、售酒、欺骗和兽奸等犯罪行为。婆罗门组成会议决定开除种姓或降低种姓。婆罗门会议一旦决定开除种姓,就在特定的时间公开宣布有关决定,通常是在集会日举行打破水壶仪式。具体做法是奴隶或卑贱之人带来一个破旧水壶,由女奴装满水,把水壶中的水倒在被告的左脚上,并把他的头发披散开。然后,被开除种姓者的亲属触碰水瓶,女奴或被告亲属把水瓶倒过来。这种仪式通过象征性地剥夺某人取水的权利,宣告开除其种姓。一个人一旦被开除种姓,就被剥夺继承权,人们不再与他接触。如果被告不服从,婆罗门可请求君王协助执行种姓会议决定。②对需要赎罪的行为决定赎罪方式。赎罪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四种大罪、二等罪、丧失种姓罪、沦为杂种姓罪以及伤害动植物和接触不洁之物的不净罪等。婆罗门决定的赎罪惩罚与君王决定的刑罚存在较为复杂的关系,通常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其一是对于君王予以惩罚的犯罪,婆罗门同时决定赎罪惩罚。例如婆罗门过失杀害婆罗门,君王可决定将其放逐。但犯罪人可以赎罪,在森林居住12年,盖一间草棚,用骷髅作旗帜,以乞食为生,或者纵身跳入烈火中三次,或者把全部财产捐给精通吠陀的其他婆罗门,或者为救助母牛和婆罗门的利益而献身等。犯罪人如果选择赎罪,君王可以免除放逐。但赎罪不能完全代替君王的惩罚,犯罪人必须接受罚款的惩罚。其二是赎罪可以代替君王的惩罚。例如奸污师母的徒弟,可以在君王的惩罚与赎罪之间进行选择。前者是在额头上烙上女阴图形;后者是坦白罪过后,躺在一张火烤铁床上或怀抱一具烧着的女人像,以死获得洁净或者自宫。其三,君王惩罚代替赎罪,例如婆罗门偷了金子,应手持一个棍子,向国王承认自己犯罪,要求君王用该棍子把他打倒在地。这样做之后,犯罪人就算清除了罪孽,无需赎罪。其四,君王通过“拔刺”方式惩罚犯罪时,犯罪人受到惩罚后不再受到赎罪的惩罚,也不得以赎罪代替君王惩罚。其五,许多轻微犯罪行为不受君王审判和惩罚,只需赎罪。例如杀害一只青蛙,应三天只喝牛奶;再生人喝了首陀罗喝过的水,必须喝三天吉祥草水;杀了一条蛇,婆罗门应布施一把黑铁锄;砍伐了树木和开花的植物,应念诵一百节赞歌。赎罪可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自杀、自残、苦行、布施等。

   最后,轮回报应性惩罚多种多样。按照传统印度法具有宗教意义的罪孽概念。人们过去的业果在轮回转世中得到体现。现世的惩罚和赎罪可以洗清或减轻罪孽。罪孽愈深,清除罪孽的难度愈大。有些罪孽需要经过多次在轮回中受苦受难才能清除。然而,犯大罪的人即使下地狱许多年洗清罪孽之后,仍然在转世中遭到报应。例如,杀婆罗门者投狗胎、猪胎或驴胎,喝酒的婆罗门投虫胎、蛾胎或野兽胎,奸污师母者一百次投野草胎、灌木胎或藤蔓胎。有些犯罪没有被发现,因而只能诉诸来世惩罚;或者由于执行各种各样的赎罪惩罚难度很大,有些犯罪人没有按照规定的方式赎罪,只能诉诸现世或后世报应性惩罚。残疾和不可治愈的疾病,要么是对过去罪孽的报应,要么是对现世作孽的惩罚。例如,杀婆罗门者得肺痨,奸污师母者得皮肤病,偷金者坏指甲,喝酒者黑牙,偷食物者消化不良。换言之,人们现世中的身体疾病都是过去或现世作恶的证据。今天看来,转世轮回的报应性惩罚缺乏科学依据,人们现世中的不幸状态与前世罪孽或现世恶行并没有必然联系,而转世轮回的报应性惩罚也无法验证。但是,在印度传统社会中,那些深信转世轮回和业报的人们,对于报应性惩罚的恐惧并不下于对于君王施加的现实惩罚。

  

   三、传统印度法多元的主要原因

  

   在传统西方法中,在法学家主导时期,罗马法存在多元的特征。但通过立法机构的立法、裁判官的告示以及逐渐专业化法官的努力,罗马法逐渐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在中世纪西方,法律呈现多元状态。当时的法律首先分为教会法与世俗法;其次是在世俗法内部,再分为王室法、封建法、庄园法、城市法和商人法。根据伯尔曼的研究,自11世纪,西方法律传统开始出现一些共同趋势,即整体性、客观性、普遍性和发展性等趋势。这些趋势推动了各个法律体系内部的系统化和统一发展,并有助于不同法律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从12世纪开始,英格兰中央集权便得到了强化,王室法院通过司法整合封建法、庄园法和城市法,最终形成了全国统一适用的普通法。在欧陆国家,自15和16世纪,王权开始强化。王室法借助于罗马法复兴,逐渐取得优势地位,并致力于统合其他法律体系。通过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现代法典的颁布,欧陆国家最终实现了法律统一。在古代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法虽然在理论上是唯一的法律,但实践中仍然存在君主的行政命令和地方习惯法等世俗性法律。不过,由于古代伊斯兰教国家采取政教合一的体制,相比政教分离的体制,宗教法与世俗法的二元特征并不突出。在传统中国,只有在春秋和战国时期以及三国等国家处于分裂时期,法律才呈现多元的态势。自秦朝至清朝的漫长时间里,中央集权的政府不仅能够统合地方权力,而且足以驾驭宗教势力。相对于地方法、家族法和宗教团体法,以成文法为特征的国家法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因此,传统中国法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统一而不是多元。一般说来,一个国家法律的理想状态是既有统一性又有多元性,实现统一与多元的互动。但大多数古代国家的法律难以达到这种理想状态,通常情况是法律的统一程度增加,多元程度就相对减少;反之亦然。就上述四种法律文明统一程度而言,传统中国法最强,古代伊斯兰教国家的法律次之,传统西方法再次之,传统印度法最弱。反过来,传统中国法的多元程度最弱,而传统印度法的多元程度最强。传统印度法多元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多神论是传统印度法多元的宗教背景

在传统印度社会,无论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印度教,还是在某些历史时期影响较大的佛教和耆那教,都奉行多神崇拜。传统印度法与印度教多神崇拜存在密切关联。印度教与一神教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早在“吠陀时代”,吠陀本集中充满了多神崇拜内容,地、空、天三界中众神都受到祭祀和赞颂。这种多神信仰成为印度教以及佛教和耆那教的文化基础。但到了《奥义书》时代(公元前8世纪),梵开始成为唯一真神和至上之神。这表明印度教试图试摆脱早期的多神教崇拜,趋向一神教。但抽象的无形之梵,又具象化为梵天,然后又化身为各种有形之神,甚至化身为各种人、动物、植物乃至无生命之物。这样一来,印度教虽摆脱了早期的多神崇拜,却没有走向一神教,而是转为一体多像的形态。梵本身超越时空,衍生和幻化出各种具体形态,包括化身为无数神灵。至史诗和往世书时代,三大有形之神即梵天、毗湿奴和湿婆成为印度教的主神。筣们都是梵的化身,分别代表创造、维持和毁灭的意象。在三大主神中,梵天在名义上地位最高,但毗湿奴和湿婆受到更多教徒的崇拜,因为世界创造之后,更重要的事情在于维持世界秩序,避免毁灭。三大主神不断“下凡”,化身为各种人物和动物,例如毗湿奴最重要的化身下凡就有十次。这样一来,在信徒的心目中,《奥义书》中梵的最高神格和“梵我合一”的哲学命题,就逐渐被民间功利导向的偶像崇拜所淡化。后来,信众竟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所喜欢的神祗进行祭拜,各种神的名目繁多,甚至多达3亿。实际上,在《奥义书》之后,印度教在实践中逐渐回归早期的多神崇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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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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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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