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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产业竞争优势的动态演变:基于新结构经济学拓展的战略模式

更新时间:2020-01-20 06:38:23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在加入新的竞争者而形成更大范围的市场竞争后,很可能就不再拥有比较优势,这也就预示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基础实施建设的必要。显然,这更接近于传统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的实情:它们在市场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产业比较优势丧失或企业自生能力不足,并不一定是因为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之间就存在显著脱节,而更可能是凸显出从一个较小规模的国内市场转到另一个规模大得多的国际市场时所面临的比较优势转换以及相应的要素组合调整。

   在某种意义上,开放环境下的企业自生能力也就体现为国际竞争优势,相应地,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层次来对国际竞争(力)优势的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第一个层次,国际竞争优势根本上取决于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价格,而销售价格又决定于产品生产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其中,前者主要体现为国内环境中的企业自生能力,后者则主要决定于软硬基础设施。第二个层次,决定企业(国内)自生能力的生产成本主要取决于要素成本和规模经济,前者体现为企业所在产业的比较优势,后者则由企业规模和分工水平决定。第三个层次,决定产业比较优势的要素成本可以分解为生产要素价格以及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前者取决于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后者则取决于该产业的技术水平。这样,国际竞争力的三层次分析就可用图1表示。由于在新结构经济学着重强调了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这里进一步对技术水平和经济规模做一分析。

图1  国际竞争能力的三层次分析

   (一)就技术水平而言

   一般地,劳动、资源、资本以及技术都是现代生产的基本要素。这些生产要素往往具有这样的基本特性:(1)土地、能源等自然资源在数量上可以看成是既定的,而在回报上则受制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2)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则具有比其他生产要素更高的流动性,因而资本短缺对一国经济发展所构成的障碍就日益式微;[⑧](3)劳动要素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粗放式的劳动投入具有边际收益递减取向,另一方面劳动也因嵌入技术因素而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现象;(4)技术则渗入其他生产要素之中,如凝结在劳动者身上就带来了人力资本,凝结在机器设备上升就提高了物质资本,此外还可以以专利等形式作为直接的投入要素,从而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由此也就成为现代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成为决定国际竞争优势的根本性因素。

   同时,不同产业的技术进步轨迹往往是不均匀的:一些产业的技术水平因特定原因(如巨大的资源投入或者特定的偶然因素)而发展比较快,而另一些产业的技术则发展比较慢。正因如此,一个国家的不同产业往往会出现不同的技术水平,进而,也就会同时存在使用不同生产要素(劳动、资源和资本等)组合的产业,这在大国尤其明显。因此,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中,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中也可能在一个资本相对丰富的产业中生产劳动相对密集的产品。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一些背离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甚至往往因先进技术的注入而拥有更大的国际竞争优势。例如,正是依靠政府金融支持而在技术和生物学上的突破,以色列成为农业技术尤其是干旱终止技术方面的世界领军者,进而在沙漠中创造出了农业的比较优势。[⑨]

   由此可知,纯粹由外生的自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技术含量不高乃至技术对生产力影响还不显著的产业上,或者主要体现在整个社会还未出现技术明显分化的工业化初级阶段。事实上,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考察,波特就认为,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原理之所以能在18、19 世纪间风行一时,主要与当时产业还很粗糙、生产形态是劳动力密集而非技术密集有关;相应地,在当今社会中,要素禀赋已经被列为重要考虑的产业,除了依赖天然资源的产业外,只剩下那些依靠初级劳动成本或是技术单纯且容易取得的产业。[⑩]同样,也正是针对发展中国家中明显落后的技术水平,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侧重于从理顺要素禀赋的角度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但问题是,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当工业化发展到较为成熟阶段后,技术水平在比较优势中的影响权重就会越来越大,乃至将逐渐成为影响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很大程度上,技术的重要性就充分体现在经济增长方式从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上,从而必然会影响到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进而也就会影响一国对产业发展的目标选择。

   其实,无论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还是由此发展出的HOS理论(即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它们都以给定的不同生产技术或者以不同要素禀赋结构为前提,主要考虑短期(乃至静态的)的社会效率或交换价值问题。这意味着,这些理论并不适合对中期调整和长期发展的关注。尤其是,生产技术往往随时间推进而呈现出内生演进的趋势,而要素禀赋构成的优势则随时间推进而呈现出日益衰退之势。这意味着,在短期内,充分发挥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有助于(迅速)提升产业竞争优势或企业自生能力;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一国致力于发展由生产技术带来的比较优势往往更为关键,这种产业很可能会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例如,日本就用近四十年之久的高关税来保护其汽车,期间不仅提供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补贴,并几乎禁止该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直到该产业在世界市场上变得有竞争力。更进一步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任何产业、任何企业要保持国际竞争力,都必须需要花费巨大的乃至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技术研发和创新,从而使得致力发展的目标产业与要素禀赋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

   然而,根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原理却将每种产品或产品的最佳生产技术视为给定的,每个国家都有相同的能力使用这个技术。为此,张夏准指出,这恰好把决定一个国家是否为发达国家的最关键的因素给假设没了,这就是各国开发和利用技术的不同能力,或所谓的“技术能力”。[11]那么,新结构经济学为何强调产业升级应该根基于要素禀赋结构之中呢?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前提假设: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个资本密集度从低到高的技术和产业谱系的给定存在;相应地,以引进为主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不断进行下去,而根本性的障碍在于资本的稀缺。由此,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新结构经济学着眼于要素禀赋结构主要有这样几个基本依据:(1)它集中关注处于追赶阶段的发展中国家;(2)它假定全球的产业和技术是一个给定谱系;(3)生产技术内生于生产要素结构之中。从中也可以看出,新结构经济学从来没有否认技术进步(通过盗用、模仿或创新)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性来源,而只是强调,技术进步不能与要素禀赋结构相脱节。在这里,通过引入技术利用和创造能力这一维度,我们就可以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作更全面的审视。

   (二)就经济规模而言

   如果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那么,生产要素收益递减规律就会发生作用,最终将难以跳出低收入水平的马尔萨斯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相应地,要摆脱这一困境,主要有两大途径:(1)通过技术水平的提升以提高这些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这是单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通过组织规模的扩大以优化这些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般地,技术进步体现为个人技能的提高以及生产工具的改进,规模扩大则体现为组织结构的变动和劳动分工的深化,体现为生产要素之间组合和协调的优化,进而也就会带来规模报酬递增以及要素报酬递增。事实上,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地广人稀,因而在劳动力上甚至技术上都不具有相对英国的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形下,美国一开始就朝大规模作业、生产线上进行工业设计,工厂规模平均要比英国高出许多,由此也就获得了更高的生产效率和规模效果,进而很快就超越了英国。[12]

   同时,技术水平与经济规模又密切相关:一方面,技术的创新和使用往往也依赖于一定的生产和组织规模,乃至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往往是经济规模的函数;另一方面,技术的创新和使用又有助于促进经济规模的扩大,乃至经济规模往往又成为技术水平的函数。此外,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在更高水平上提高了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这又有助于推动技术研发和创新;这样,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之间又存在着显著的正反馈效应,进而带来持续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马歇尔就说,自然要素在生产中具有报酬递减倾向,而人类要素在生产中则具有报酬递增倾向。[13]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及其相伴随的规模经济。其实,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分工深度和广度都会随生产和组织规模的扩大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拓展,这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内在原因,也就是企业内生优势的实质。尤其是,在技术日益成为关键性生产要素的现代社会,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变得越来越凸显,技术研发和使用对企业规模的依赖性也变得越来越强。譬如,现实社会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明显现象:同一产业中的不同企业,尽管它们使用了相同的要素结构和技术水平,但所获得的资本回报率却相差很大。这是为什么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企业的生产规模存在很大差异。

   正是基于规模经济的差异,我们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一些企业选择了根基于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产品,从而在封闭市场环境中就拥有获得一般利润的自生能力;但是,一旦这些企业置身于开放市场环境中,就仍可能因生产规模太小而缺乏获得一般利润的自生能力。譬如,一些企业采用了现代技术且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而在国内市场中拥有显著的竞争优势,但在开放市场中却面临着来自拥有更高技术水平和更大生产规模的企业的竞争,从而也就会失去国际竞争优势;相反,一些企业由于依旧采用传统生产方式且只具有小规模生产而在国内市场中缺乏竞争优势,但在开放市场中并没有受到拥有更高技术水平和更大生产规模的企业的竞争,从而反而拥有了国际竞争优势。事实上,早期出口创汇企业往往不是大型现代工业部门,而更多的是小型企业。在这里,我们从内涵上对林毅夫提出的自生能力概念作了扩展,自生能力泛指在没有政府保护或补贴的情况下而依凭正常的管理就能够在竞争性市场获得正常利润率的能力。[14]这个竞争性市场可以是是封闭的国内市场,也可以是指开放的国际市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知。(1)在封闭国内市场中,只要产业之间依然是充分竞争的,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往往就拥有在国内市场中由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等共同决定的竞争优势;相应地,在开放世界市场中,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往往就拥有在世界市场中由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等共同决定的竞争优势。(2)竞争性市场的范围不同,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需要拥有的竞争优势水平也存在差异,其中,在国内市场竞争中不需要依赖政府保护和补贴就能生存的企业,到了国际市场竞争要维持生存很可能就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3)由于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要大得多,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代社会中,很多产业领域的企业往往也只有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才具有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自生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忽视了竞争的规模问题,一些国家的企业即使在国内市场上已经经受长期的竞争磨练,但在按照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推崇的“华盛顿共识”而实现全面的市场开放后,大部分企业依然不具有全球竞争环境下的自生能力。

  

   四、提升产业竞争优势的战略模式演变

  

上面的分析表明,影响一国的产业竞争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的因素,不仅仅是要素禀赋,而且也包括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这三大互补因素为不同的学者或学说所强调。当然,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和规模经济这三大因素对产业竞争优势进而对企业自生能力的影响力在不同时空下往往存在显著差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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