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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浅论中日关系的鉴往知来

更新时间:2020-01-06 22:44:56
作者: 王缉思 (进入专栏)  
比如,20世纪50至70年代,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发生的两场严酷战争,中美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对抗,均给中国造成了巨大资源消耗和人员损失,日本却置身于其外,不仅毫发无损,反而发了几笔“战争财”。后来的柬埔寨战争、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直到最近缅甸国内局势的动荡,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中国带来了损失,而对日本的负面影响并不大。

   日本基本上不存在民族宗教、领土统一等中国遭遇的国内难题。只要能理顺与美国和中国的两对关系,适当处理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的问题,日本的安全就有了保障。日本早已进入现代社会,成为发达国家群体的当然成员,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对日本是有利的。所以,日本有条件集中精力处理其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很多是“后现代”问题)。对中国来说,美国、日本、俄罗斯(苏联)、印度都同中国发生过严重冲突,必须谨慎处理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内现代化的任务远未完成,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中国有利有弊,存在诸多需要改革的方面。可以说,双边关系在中日两国各自政治和外交议程中的权重是不同的。

   100多年来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变化,也是影响双边关系的决定性变量之一。明治维新之前,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远超日本,但日本后来居上的速度是惊人的,几十年内就形成了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直至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企图占领中国全境。战后的日本只用了很短时间,就又一次超越中国实力,成为非西方国家中唯一的发达国家。然而中国反超日本的能力也是惊人的,在二三十年内便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的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2.6倍,这一差距还会继续扩大。

   于是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博弈中,中日之间的地缘战略竞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如果处理不好将可能日趋激烈。“一山容不得二虎”的心态,在两国社会精英中都是长久存在的。十几年以来,日本数次提出建立“自由繁荣之弧”或“亚洲民主繁荣之弧”的战略构想,即围绕欧亚大陆外围画出一条弧线,以东北亚为起点、绕过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中亚、南高加索,直至欧洲。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一直拒绝做出明确的积极反应。在加强自身国防力量和日美合作的同时,日本近年来又侧重于同澳大利亚、印度、越南等进行战略协调。这些构想和政策的实施其实很难,不过日本并不隐讳其目标,即要“应对中国快速崛起”。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也不含糊。前些年中国动用了大量外交资源,力图阻止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努力获得了成功,但也在日本人心中留下了阴影。中日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一系列多边问题上,一直在合作的同时暗中“较劲”。

   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一场更大的地缘战略博弈正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展开。虽然中国一再表示无意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但美国特朗普政府已明确认定中国为最大的战略对手,制订了“全政府”对华战略,其主导思想是对中国全面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大幅度修改现行的内外政策。一方面,中美关系趋于紧张,中国会因防止腹背受敌而努力推进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方也会借此机会减轻来自中国的战略压力。另一方面,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日本显然站在美国一边,这就必然加剧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相互疑忌。此外,日本在台湾地区留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台独”支持者在日本政界大有人在。日美两国政府都没有真正承认过台湾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最大外部隐患。

  

   四、中日相互认知

   中日战争结束之后,两国都没有用武力威胁过对方,也没有对对方构成国内政治稳定的重大挑战。在可预见的将来,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没有酿成严重冲突的危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日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扩大了许多倍,使双方都获益良多。令人遗憾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双方关系从“政冷经热”转入“政冷经冷”,总是磕磕碰碰,风波不断,迄今为止从未重新热络过,未来几年估计也很难再热起来。这种状况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近二三十年来,中日关系的困难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战争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另一类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纷争,包括台湾问题。这两大类问题可能波及两边国内政权的威信以至合法性问题,却无关重大经济利益纠纷和意识形态对立。一旦一方遇到更严重的内部或外部挑战,就可以掩盖争议,暂时偃旗息鼓,这种情形已被历史所证明。不难看出,这两类问题的本质是民族感情的纠葛,是民族主义的碰撞。

   中日两国之间相互看法之重要,感情之复杂,不亚于当代世界上任何一对双边国际关系。理解中日两国相互认知的特殊性,才能理解中日关系为何陷入了一个长期难以自拔的陷阱。

   一些研究表明,日本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以平等、正常的眼光看待过中国。古代日本怀着敬畏、崇拜之心仰视中国,全方位学习、模仿和接受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中取得对俄国的胜利之后,日本开始同欧美列强平起平坐,不再对中国有任何的尊重感,而是开始滋生“引领亚洲”、对中国居高临下进行“启蒙”的心态。这种自命不凡的“亚洲使命感”,是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中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前奏。日本轻视乃至蔑视中国的民族沙文主义甚嚣尘上,直至最终发动侵华战争,奴役中国。

   中国赢得抗日战争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按理说应当怀抱悔恨之心,转而尊敬中国。可惜的是,中国很快陷入内战,新中国成立后,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长期被台湾当局占据。日本同台湾当局是“邦交国”,彼此交往甚密。“中国”的概念在日本出现了错乱。

   不过,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浪潮之下,日本民间反美情绪高涨,不少日本人开始羡慕中国的革命精神,崇拜毛泽东和周恩来,认识到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所犯的种种罪行,萌生了一层反省和赎罪的意识。然而好景不长,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及其后几年里,日本视中国为“理想之国”的观念彻底崩溃,“羡慕崇拜”转为“彻底失望”。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对中国的社会实际有了更多了解。当日本的经济实力远强于中国时,不少日本人又开始同情中国,希望能够帮助中国改变相对落后的面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力迅速上升,对日本的态度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钓鱼岛等争端发生之后,日本的中国观又一次发生转变,可以说既非“仰视”或“俯视”,又非“平视”,而是近年来一些民意调查中所说的“不服气”“恐惧”,甚至“厌恶”。民意调查显示,即使在最近中日官方关系升温的环境下,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也并没有增加,远远低于对美国的好感。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和认知同样经历了很多波折。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没有致力于报仇雪恨,反倒有许多社会精英开始“仰视”日本。光绪皇帝于戊戌之年启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效法日本,变法图新。从君主立宪到辛亥革命的一段时期内,日本成了中国实现富国强兵之梦的榜样。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留学日本,在政、法、理、工、农、医、军事等各个领域开展学习,其中包括李大钊、周恩来、鲁迅、蒋介石、戴季陶等诸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反满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在日俄战争中,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但是上至朝廷,下至民间,中国人的感情大都倾向于日本。

   以1915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为开端,日本对中国不断采取蛮横的扩张,激起了中国强烈的反日情绪,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意识日渐增强。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其导火线便是中国民众坚决反对日本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此后中国人理所当然地将日本视为中华民族生存的头号威胁。日本在1931年至1945年侵略奴役中国的罪恶行为,连同对这段历史不可磨灭的记忆,构成了至今中国人对日本负面印象的主要来源。

   中日战争结束之际,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提出对日本“不念旧恶”,形成后来被称为“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政策,在很短时间内协助将二百余万日本战俘和侨民安全遣返回国。在此过程中,中国民众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下,救助、收养了很多被遗弃的日本妇女和战争遗孤,体现了中国民众的宽大胸怀和深切同情心。

   新中国成立之初,最大的安全威胁来自美国和美国扶植的台湾国民党政权。新中国和台湾当局都没有深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军事占领、摆脱美国控制的斗争,大力开展对日民间外交。毛泽东多次说过“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也说过中国和日本是平等的两个伟大民族。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的外国来宾中,日本客人所占的比例最高。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和1972年中日建交后,中国明确支持日本收回苏联在1945年占领的北方四岛。除了“文革”中的个别情况以外,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感情总的来说是友善的。1996年中国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主要针对的是美国。它的书名就借鉴了1989年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著)。《中国可以说不》和当时的民间情绪(以至某种官方思想),对日本的态度是“怒其不争”,希望中日能携手对抗美国霸权主义。

   此后中国人对日本的反感,随着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升温而越来越强烈。一段时间内,中国电视节目里几乎每天都会上映“抗日剧”。2005年春,中国不少城市发生大规模的反日游行,有一些过激的言行,对中日关系伤害很大。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之后,对日本“轻视”“鄙视”的态度,在一部分中国人中间十分明显。中国国民乃至官员和社会精英的普遍印象,是日本从来没有为侵华战争道歉,或者没有过真正的反省(日方则认为历史认识问题是中方在需要时“敲打”日本的一个工具,道歉多少次都不会产生真正效果)。2007年4月12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温家宝同时还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不幸的是,后来激化的中日钓鱼岛争端又一次挫伤了两国间的感情,而温总理的话当时就没有多少人关注,后来更很快被忘却在脑后。

   2015年中日官方关系再次回暖之后,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又一次发生显著的积极转变。赴日中国游客在2011年只有130万,到2018年猛增到800万以上,其中将近一半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日本的社会安全、科技教育、服务态度、商品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以及对文化传统的保护,在中国游客心中普遍留下了良好印象。

  

   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与日本在人种和文化方面最接近,而日本对中国所造成的民族灾难和心理创伤也最严重。纵观历史,中日两国的相互认知和感情一直处在不断波动的过程中,俯视、仰视、平等、鄙视相继出现,循环往复。这种波动反映了两国文化传统的相互借鉴、发展道路和政治价值观的差异、相对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变化,同时也深受双边官方关系和两国总体内外政策的影响。当代日本的发展变化比较缓慢而平稳,可预测性较强;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相当迅速,其前景预判容易引起争议。就此而言,中国在中日双边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大于日本。

   中国国内经常听到的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民族生性缺乏平等意识,只懂得尊崇和服从强者,轻慢弱者;日本人之所以现在还不尊重中国,是因为中国还不够强大。这种观点说,等到中国的实力足够厉害,在国际上跟美国平起平坐乃至超越美国,日本人就会乖乖地服气,就像现在对美国那样,对中国俯首称臣。不过,中日关系180年的历史事实,难以支持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论。日本崛起之后对中国弱肉强食的态度和政策,不仅深深伤害了中国,也最终给日本招致了民族灾难。所以,在180年的中日关系历史中,最应当吸取的教训,是国家间关系不能只遵循实力原则,外交政策不能诉诸狭隘民族主义,而必须遵守国际行为规范与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中日合作,假以时日,到21世纪中叶中日战争结束100年之时再回首,两国间和平与友好的记忆一定能超过惨痛和仇恨的记忆。

  

   [注释略]

   原文刊载于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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