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韩大元:战争、和平与宪法共识

更新时间:2020-01-04 09:11:53
作者: 韩大元 (进入专栏)  
国家决策独裁化;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领导下的内阁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提出要建立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也即伪满洲国)、华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正式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1938年4月1日,政府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加强对经济、文化、言论等的管控,可以使用全国力量对外战争;1938年底,近卫内阁提出了所谓善邻友好的“近卫三原则”,试图掩盖侵略的本质;1942年2月24日,政府又公布了《战时刑事特别法》,加强对反法西斯行为的处罚力度。在上述这些规定之下,日本法律体系逐渐法西斯化。〔17〕 从形式来看,日本对外侵略具有宪法和法律上的授权或依据:在天皇制的框架下,军国主义日本政府仿照德意两国的法西斯体制,推行党和国家、社会、个人的一体化运动,强化军部的统治力量;在《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背书之下,军部通过了一系列法西斯化的法律文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都确立起了军国主义体制。

   德国纳粹政权、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与日本军国主义天皇体制,都是法西斯主义的体现。法西斯主义奉行国家至上主义,主张国家权力、领袖意志、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反对个体的自由民主。由于强大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占主导地位,法西斯政权主张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极力宣扬本国文化的优越性,反对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互利,遵循强权即公理的原则。当然,无论是德国纳粹政权、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还是日本,法西斯政党的上台、国家的对外战争等,形式上都有宪法和法律的授权。换言之,法西斯政权会通过形式宪法来掩饰其军国主义的本质。在法西斯政权之下,尽管其宪法规定了和平的理念,但宪法缺乏扼制非立宪主义的力量,使独裁者权力的运行具有了形式的合法性,所谓宪法只是“语义宪法”,并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规范性和优位性。

  

   三、宪法上的和平条款及其变迁

   (一)宪法上的和平条款

   在宪法上规定和平条款是二战后世界各国宪法的普遍趋势,其核心是阐明和平的价值,明确禁止战争。如 1946年的《法国宪法》在序言规定:“无论任何民族、种族或信仰,任何人都享有神圣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了避免欧洲各国之间相互杀戮和世界大战的再次发生,法国同意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对国家主权加以限制。这些内容影响了1948年《意大利宪法》第11条以及1949年《德国基本法》第24条等条文规定。同样的,日本制宪也受到了美国宪法理念的深刻影响。其背景是,随着法西斯政权的崩溃,“恶法亦法”的绝对实证主义观随即遭到了强烈抨击。实定法秩序和自然法秩序之间张力的调和、合宪法秩序的建构、人权的实质保障、国家主权绝对性与排他性的限制等,成为二战后各国的基本共识,这些都需要通过宪法予以确认。

   二战后的德国,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影响下,《德国基本法》序言写道,制宪权的行使是基于德意志人民对于人类的责任和世界和平的维护。针对纳粹时期“恶法亦法”的绝对实证主义观,《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规定:“人的尊严不可触碰”;第2款规定:“德国人民所信奉的不可侵犯与不可让与之人权,是每个人类共同体以及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基础。”〔18〕这些规定是自然法则、自然权利与人类社会共同体思想的体现。针对纳粹政权的国家至上主义,《德国基本法》第24条对国家主权做了相对化处理,联邦可以通过法律将国家主权转让给政府间的机构。为维护世界和平,联邦可以成为共同集体安全制度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之下,联邦应当同意对其主权加以限制,从而为欧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持久的和平秩序。

   二战之后不久,意大利通过新宪法的制定来结束法西斯化的法律体系,并由公民投票决定实行共和制。1947年12月27日,《意大利宪法》在制宪会议大会上被宣布通过。〔19〕针对法西斯政权时期国家法律体系的法西斯化局面,《意大利宪法》规定了“宪法的根本法属性”“基于自由民主法治的共和制度”“宪法保障制度”“和平主义”等内容,“全体公民和各国家机关都有忠实遵守宪法的义务”。〔20〕 针对法西斯政权对人权的肆意剥夺和对国际和平秩序的破坏,《意大利宪法》第2条吸收了自然权利的内容,明确人权不可侵犯;第10条规定:“意大利的法律制度应符合公认的国际法规范。”第2条和第10条的规定确保了《意大利宪法》的价值体系和国际法价值的一体性。为防止战争的再次发生,《意大利宪法》第11条对国家主权进行了限制:规定意大利拒绝参加侵犯他国人民自由或罔顾国际争端和平解决的战争。在保证与他国平等的基础上,意大利同意为建立和平正义的国际秩序而对其主权进行必要的限制。意大利鼓励并协助以此为宗旨的国际组织。第11条的规定是和平主义和人类社会共同体思想的体现。在宪法的授权下,1949年4月4日,意大利签订了《大西洋公约》,承诺和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国家和平相处,反对侵略,开展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合作。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的制宪权受到了民主主义与立宪主义的严格限制,宪法的制定不能违背国际社会公认的和平主义理念。从制宪过程来看,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并以此完成了国体与政体的变更。〔21〕 在《波茨坦宣言》的要求下,日本制定了1946年新宪法,确立了议会内阁制,天皇仅是国家的象征。作为发动战争的深刻反思,宪法确立了主权在民、和平主义、国与国独立平等、政权民主、政治道德等宪制性原理,强调宪法价值与国际人权理念应具有同构性。特别是,宪法规定了“尊重基本人权”“国民主权”和“和平主义”的原则。“和平主义”即“非战主义”,主张在宪法法律的框架下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对抗。〔22〕 在对外关系上,《日本国宪法》第9条规定,为了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日本放弃基于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综上所述,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在内的国家,对国家至上主义、军国主义进行了反思,并通过宪法确立了“和平主义”原则,使宪法共识成为确认、维护和平的制度安排。

   (二)作为新型人权的“和平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人民和政府深刻认识到基本人权、人的尊严和价值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防止战争最有效的方式。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以“尊重各民族平等权利、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友好关系,开展有利于尊重全体人类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国际合作,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通过。宪章认识到人权和世界和平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因而在其第2条第4款中限制了国家使用武力的权利,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平等及不可让与之权利,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是每个公民和所有国家为之努力的共同标准,国家应保证宣言中的权利和自由在其管辖范围之内都能得到普遍有效的承认和遵行。在该宣言所凝聚的共识之下,各国之间应建立一种所有人都能真正享受自由、平等、法治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84年联合国通过《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把和平权规定为人权,认为“全球人民皆有享受和平的神圣权利”。

   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的成立和运作,从《海牙公约》《世界人权宣言》到《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的通过,上述历史进程表明了国际社会为实现世界和平秩序所做出的努力,寄托着人类社会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经历后,对于遏制、减少甚至彻底消除战争、武力和军事扩张的殷切期望。

   (三)宪法的区域化与和平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意识高涨,违背国家、民族自主自决的殖民体系逐渐瓦解。为实现区域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区域立宪主义”的理念被提出并加以实践。

   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为实现欧洲的和平,1949年5月5日,欧洲委员会成立。《欧洲委员会章程》指出,基于正义和国际合作的和平追求对人类社会与和平至关重要,欧洲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必须接受法治、人权以及基本自由等价值,这是欧洲各国宪法的共识性基础。在欧洲委员会的领导下,《欧洲人权公约》于 1950年11月4日签署通过,公约指出,基本自由是社会正义与和平的基础,这一方面通过有效的政治民主来维持,一方面通过共同谅解和人权的遵守来实现。公约权利通过各国宪法的转化,成为欧洲各国的基本共识,各缔约国在人权、民主、法治等方面具有同构性。《欧洲委员会章程》《欧洲人权公约》为欧洲一体化奠定了基础。1992年2月7日,《欧洲联盟条约》正式生效,作为超国家政治、经济实体的欧洲联盟正式诞生。欧洲委员会、欧洲联盟是区域性人权保护、超国家政治经济实体运作的开端,是“区域立宪主义”的体现。

   1969年通过的《美洲人权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内,进一步巩固以尊重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的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体制。公约中的“人”并不仅限于特定国家的公民,而是任何的人。各缔约国对公约第1条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在尚未得到立法或其他规定保证时,应依照各自的宪法程序和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的保障措施。在各缔约国的管辖区域内,所有人都能自由且全部地行使公约的权利和自由,不会因为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或社会出身、经济地位、出身或其他任何社会状况而受到任何歧视。当战争、公共危险或其他紧急情况威胁到一个缔约国的独立或安全时,该缔约国所采取的措施不得抵触国际法、公约所课予的义务;因战争对权利的暂停实施不得损及权利保护所必要的司法保证。暂停权利实施的缔约国应立即通过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将暂停实施的规定、理由等通知其他缔约国。从立宪过程来看,《美洲人权公约》是美洲各国宪法制定的共识来源,对美洲各国的人权体系、国家机构、法律文件等都产生了深切影响。《美洲人权公约》是继《欧洲人权公约》之后的第二个区域性人权公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非洲各国面临国家建构的问题。1981年通过的《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是目前唯一的专门规定和平与安全权的国际公约,对于促进非洲国家民族问题的解决、政治社会的稳定以及推动区域人权与民族权保护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构成了各缔约国宪法制定的理论来源和规范基础。2004年1月25日,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正式成立。与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不同的是,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的裁判依据更广,除了适用《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的规定之外,还可适用有关人权和民族权利保护的国际法规范、非洲法律文件,以及《非洲组织宪章》《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人权文件。

   综上所述,宪法上的和平条款以及和平权的国际共识,对于战争的避免、区域和平的维护以及国际和平秩序的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宪法上的和平理念发展成为地区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在区域的组织宪章和人权公约之下,各缔约国的国家立宪主义是受到区域立宪主义限制的,要符合公约有关民主、法治、人权、和平等共识性规定。可以说,宪法共识是区域一体化的基础,可以有效避免战争的发生。

  

   四、国际和平秩序的建构与宪法共识

综上可见,要建构和平秩序,必须发挥宪法的作用,以和平为基础建构宪法共识。通过对战争的深刻反思,现代各国宪法确立了和平主义的原则,其内容包括:禁止军备与否认交战权,放弃以战争、武力作为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手段;保持中立宣言,不干涉他国内政;基于和平理念的尊重,实现主权的相对化;对侵略战争的彻底否定;禁止扰乱和平的行为等;以及“和平主义”的理念、“人类共同体”的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9706.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