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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星:野性的记忆为什么绵绵不绝?

————当代文学主题学研究笔记

更新时间:2019-12-17 18:53:48
作者: 樊星 (进入专栏)  
可谓霸气十足。连敌人也知道他的性格是“桀骜不驯,胆识过人,意志坚毅,思维方式灵活多变,多采用逆向思维,处事从不拘泥于形式,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纪律性差,善做离经叛道之事”,此外,“他对有文化的人表现出一种轻蔑,对自己的无知和出身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样的好汉令人很自然想到了陈胜、吴广、朱元璋,想到了《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水浒传》里的武松、李逵、《红高粱》中的余占鳌……正是这样的平民英雄长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彰显了民众的文化脾性。根据小说成功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的长期热播,就充分表明:今天的观众真心喜爱这样的野性叙事——集霸气、匪气、农民气于一身,能够冲锋陷阵、建功立业,也充满普通人不服从命令、率性而为的霸气、野性。在革命成为历史的和平年代里,这样书写革命的浪漫豪放、可歌可泣,还产生了持久的轰动效应,堪称奇观。其中不仅涌动着重写历史的使命感,也明显透露出作家们对前辈血性浪漫的无限神往。

   如此看来,对野性叙事,又岂可一概而论!鲁迅当年不就曾经在《摩罗诗力说》中呼唤“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的“至诚之声”么?他老人家不是还在《论“赴难”和“逃难”》一文中批判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吗?“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式的逃跑而已。”这样的感慨与毛泽东时代“全民皆兵”、连女子也“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风尚显然一脉相通。一直到了当代,作家姜戎的《狼图腾》一书再度发出了强悍的呼唤:“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性格强悍进取,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机会就大就多;而一个民族的性格软弱,这个民族被淘汰的可能性就增大。从世界上实际存在的民族价值标准看,民族性格软弱是一个民族最致命的缺陷。”此番宏论令人警醒,如警钟长鸣。

   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暴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能导致悲剧的层出不穷。中国素有“匪”与“侠”的传统。当代小说中的土匪故事有的旨在张扬百姓的野性(如莫言的《红高粱》),更多的则暴露了土匪的凶残(如苗长水的《染坊之子》、水运宪的《乌龙山剿匪记》)到了人欲横流的年代,人性之恶也释放出可怕的能量。阎连科的长篇小说《丁庄梦》讲述了“土皇帝”组织农民们卖血挣钱、结果导致艾滋病爆发、引发了仇恨蔓延的当代悲剧,他的父亲为民除害,最终击杀恶贯满盈的儿子(“土皇帝”),那是怎样的绝望与仇恨,令人不寒而栗!邵丽的中篇小说《刘万福案件》《第四十圈》都聚焦底层的仇杀案件。《刘万福案件》通过一个本分的农民不堪地痞刘七的欺凌,上告也于事无补,只好怒砍仇人,然后投案自首的故事,“试图在刘万福的故事里寻找背面的东西,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故事?这是比故事本身更耐人寻味的东西……”从一桩案件写出底层人无告的悲愤与绝望,是从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悲惨世界》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都反复写过的批判现实主义主题,这样的悲剧至今绵绵不绝,不能不令人唏嘘。还有《第四十圈》的故事:本分的生意人齐光禄受到派出所所长查卫东的小舅子的欺凌,他的喊冤导致了仇家的下台,可到头来也没有摆脱被权力摆布的厄运。他在杀了查卫东以后体会到的快感被作家刻画得惊悚无比:“齐光禄骑到查卫东的身子上,像劈柴一样猛砍起来。这把刀出人意料的锋利,血肉像木屑般乱飞。那种利索和痛快,给了他极大满足。愤怒和悲哀已经脱壳而出,离他而去。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刀上了,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他惟一的担心就是,身下之物不够喂这把刀,以延续他的狂欢。一下、两下、三下……他快活得泪流满面。”当仇恨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了断时,你不能不感到正义的苍白。邵丽写出了浮华年代里那些层出不穷的野蛮:从野蛮的欺凌到野蛮的复仇,从兽性的蛮横到复仇的野性,也就写出了一种难以化解的紧张矛盾、一触即发的社会危机。

   还有擅长写犯罪题材的须一瓜。她常常聚焦变态人生,笔触相当冷酷:《第三棵树是和平》中的打工女孙素宝为什么杀夫?因为家暴让她忍无可忍。小说这样写家暴:“杨金虎喜欢打击她的头,有时是提着她用力撞墙,直到把她打昏或者半昏迷,然后在厉声咒骂中做爱。有时并不做爱,他喜欢在她无力抵抗的时候,审查她一天的全部经过,任何不满意的解答,都必须受到惩罚。”他甚至在女人的肚皮上刻字,诅咒她是“荡妇”,可谓变态至极!而孙素宝在杀了作恶多端的丈夫后的体验是:“真的,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心里挺高兴。”可怕吗?底层的生活重负本已不堪承受,再如何忍受家暴的野蛮?更可怕的是在复仇完结以后的快意,那是怎样的情感释放与心理扭曲!而在当今,众所周知,家暴已经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代暴力叙事折射出令人忧心忡忡的现实:尽管法治社会的建构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例如许多“民告官”案件的胜诉,以及“反腐”力度的明显强化),可通过暴力了断恩怨的悲剧仍然层出不穷。快意恩仇,也许从来就是我们民族与生俱来的精神品格,它是否会因为法制的健全、理性的增强而销声匿迹?一边是经济的迅猛发展、生活的明显改善、法治的不断加强,另一边是道德的困惑与日俱增、突发的暴力事件防不胜防——这,便是我们时代面临的困境,令人担忧、催人警惕。

  

三  关于野性与理性的思考


当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狂言时,他显然无视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上帝其实还活在许多信众的心中。当他鼓吹“超人”思想时,他似乎并未想到,“他赋予他的超人的那种权力欲本身就是恐惧的结果。”然而,他开启的这扇门却成为无数青年反传统、反文化、反现实的出口。多少人在他的引导下走向狂放、狂欢、狂妄,更何况,“上帝死了”的狂言与关于“西方的没落”“意识形态的终结”“乌托邦之死”乃至“人的终结”的种种叹息息息相通!既然理性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越来越顾此失彼、苍白无力,当代人就索性“跟着感觉走”,而那感觉的狂欢其实也只能让人暂时忘却生存的压力、竞争的重负、精神的苦闷。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早就有“狂狷”的传统:从孔子的“狂狷”说、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老庄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再到魏晋风度、禅宗思想,还有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都可谓士大夫之狂;而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黄巢的“我花开后百花杀”,则是农民、军阀之狂。《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六出祁山,是“统一”梦想的悲壮实践;《水浒传》中那一个个逼上梁山的故事,则是“造反有理”的率性写照。如此看来,中国文化中早有形形色色的叛逆精神,与正统文化分庭抗礼又互为补充。因为对近代政治腐败不满而发生北伐战争、五四运动、农民革命,其实某种程度上也似乎可以视为历史上狂放精神、野性风格的延续与升华。所以,当代文学中的野性叙事、欲望叙事,虽然明显受到西方现代文化中狂放精神的影响,但是终究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狂放传统之中。所谓“名士风度”“狂放不羁”“目中无人”“我行我素”“特立独行”“无法无天”……说的不都是这样的人生吗?只是有的名垂青史,有的身败名裂,有的出奇制胜,有的众说纷纭……命运各不相同,既有机缘的千差万别,也有境界的高低不同。不过,当“娱乐至死”已成大势所趋,泡沫化、粗鄙化浪潮也势不可挡时,令人忧虑的就不仅仅是人们审美水平的明显滑坡、“重口味”的大行其道,而是凸显出这样的问题:人们离思想、理性越来越远,而与欲望、感觉、非理性越来越密不可分时,那些曾经照亮过人类前行的思想火炬、信仰灯塔,还能否重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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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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