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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树基 王奇生 黄道炫:理论运用的限度:中共党史研究方法反思对谈

更新时间:2019-12-12 20:56:01
作者: 曹树基   王奇生 (进入专栏)   黄道炫  
三、解读史料的心得

  

   徐  进:澄清真相式的研究自然有其价值,我自己的学习与研究也是从这一路径入手的,但其局限似乎也需要研究者自觉去认识。之前对史料的解读往往都带有意识形态化的色彩,因而导致在阅读史料之前便对事实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看法。然而在已经摒弃了这种明显的价值判断干扰后,我们又该如何对史料有一个深入的把握呢?

  

   曹树基:研究党史的人注重意识形态化,而我们用我们解读史料的方法来讲历史。我们原本就是讲故事的人。我们用我们讲故事的本领介入这个领域。什么叫讲故事呢?一份材料,按照意识形态读,读成A;按照我的方法读,从史料本身入手,读成B。也就是说,同样一份材料,全国党史工作者都读成A,某某读成了B,某某某读成C,这就是讲故事。我提倡这样的训练方法,一群人坐在一起,一字一句地解读原始档案。有时连续读三天,从早上读到晚上,一天读九个小时。这样,你会发现,同样一份材料,每个人读出的差异在哪里——你们会读出什么,而我会读出什么,为什么会不一样。为什么你想不到这一点,而他能够想到这一点?这就是解读史料的能力的差别。读史料的能力要从哪里学?上课可以学,读别人的文章也可以学。

  

   要注意运用不同学科的方法来解读史料。我以前是做明清史的,但实际上是做明清时期的专门史,包括人口史、疾病史等等,所用的方法是近代史和党史的研究里所没有的。把研究人口学的方法、研究流行病学的方法跟历史学方法结合,就可能很快地切入党史领域。在我们看来,中共党史的研究与明清史相比,只是史料不同。在几位做近代史的教授们的帮助下,我们很快熟悉并进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此外,还要注意史料与以往说法之间的张力。张力如何体现呢?在我看来,张力就是史料体现出来的反常识与反逻辑之处。

  

   王奇生:史料解读的张力体现一种复杂性。阅读史料过程中,发现跟自己或跟学界既有的认知不一致的地方,要特别留意;遇到有悖于常识、常理、常情之处,要特别留意;与当今的价值观念、概念表达不相同之处,也要特别留意。历史学更多关注“变”,关注“突变”,关注“剧变”,关注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而社会科学更多关注“常”,关注“不变”的一面。其实历史学也应该关注“常”,关注“不变”、“渐变”。不过史料的留存,往往是“变态”史料多,“常态”史料少。一个人写日记,天天重复做的事情很少记,偶尔为之的事情反而会记下来。报纸记载,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历史事件多半是偶发性、突发性和非常态的。历史学者要擅长从“变态”史料中发现历史的“常态”。

  

四、打通的重要性

  

   徐  进:中国当代史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尤其需要与民国史乃至明清史贯通起来。我们上一代研究当代史的优秀者大多是从民国史乃至明清史领域转来,所以多还具备贯通看问题的眼光,而我们年轻学者则需要有意识地培养。我个人认为,借助研究著作可以较好地建立贯通的问题意识。研究中国当代的农村问题与社会经济问题,必须将民国乃至明清的历史贯通起来审视。比如研究新中国农村问题,如通读黄宗智、铂金斯等人著作,即可了解自18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基本处于“糊口经济”状态,即通常所谓“瓜菜半年粮”。而1949年的中国仍在这一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了解上述前提,研究者就可了解新中国所面对的历史实际难题究竟为何,不会被档案材料中的政策论调所迷惑。再举一例,孔飞力在其著作中关注现代国家的基层政权建设问题,其研究从清末税收中间人包揽问题,一直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合作社问题。这提示我们,虽然时代各异,但国家都是要处理如何在基层政权降低中间人的“政权成本”问题。

  

   王奇生:一个历史学者既要有自己专长的“立足点”,又不可过于划地为牢,应适度跨界、越界。学科之间分工越来越细,学科内部的分工也越来越细。现在做学术研究不仅跨学科不容易,学科内部每个人的研究领域也越来越窄,跳跃式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中国近现代史不过一百多年,却一分为三:晚清、民国、共和国,或近代、现代、当代。很少有学者兼治兼通。最近30多年,很少有学者以一人之力写出一部晚清史、民国史和共和国史,更不要说以一人之力写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像金冲及先生那样写出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者没有第二人。也很少有学者兼治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即使研究抗日战争史,也很少兼顾战争双方。中日战争史包括两个方面:中国的抗日战争史和日本的侵华战争史。就算只研究一方面,也要关注另一方面。同样研究中国国民党史的学者很少研究中国共产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史的学者很少研究中国国民党史。晚清史与民国史也很少有人通做。近年来,共和国史兴起,一大批年轻学者直接进入共和国史的研究,他们大多将自己的研究起点定在1949年。其实从中共党史、中共革命史的角度看,1949年的转折意义并没有那么大。研究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的年轻学者一定要打破1949年的界限。现在学界有人呼吁建立“中国当代史”学科,我是不大赞成的。一旦强调“中国当代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会强化这个学科的边界。边界意识太强并非好事。研究近代社会经济史,不像曹老师一样从明清往后做是很难做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必须是长时段、中时段视野,相对而言,政治史在一个短时段里考察还能勉强为之。

  

   黄道炫:我们需要这种纵向打通,拥有更广阔的知识跨度,其意义在于提供了更多的背景知识,让你在一个更纵深的环境、时空里,一个大的关注之下看具体研究的点。除了纵向打通,横向打通也很重要,即各个领域之间的打通。现在历史研究总是分成独立的模块,比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等。但是生活难道可以被分成一块块的吗?生活总是一个整体,历史当然也一样。我们研究历史时,既要分解,又要综合,需要从各个角度探究,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还要有俯瞰的视野,所谓一览众山小。这些,当然做起来都很难。相比之下,横的打通或许还容易一些,因为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问题,有完全不同的现场,要了解这些不同的现场和问题,可能需要花费许多的时间。而同一时代的横向打通,只要拓展自己的知识背景就可以了。

  

   徐  进: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每个主题皆有大量未刊档案,因此如欲开展深入研究,搜集档案必不可少。但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在开展研究之前,我们必须通读基础史料,尤其需要注意与既有研究论述相异的信息。比如既有研究通常以薄一波的重大事件决策与回顾的论述为依据,认为1952年农村口粮消费量增大,尤其是细粮的消费量增多。但新出《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则屡次提到邓对此时农民生活到底是好是坏颇有疑问。

  

   由此我们就可循此路径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农民的口粮是否得到增加。再进一步联想到18世纪以来中国农民始终处于“糊口经济”之中,并且1950年代的中国农业耕作技术和肥料等条件并未有根本性变化,那么粮食产量怎会飞跃式提高?而农业税又大幅度提高。由上面论述可知,农民的消费量是否增加大成疑问。这样的例子也特别提示我们,研究者要注意常见史料中不一致乃至矛盾的史料信息,这或可称作“从史料中读出问题”。

  

   再举一例。研究者还需要特别注意今人不太容易理解的论述。比如前举薄一波书中就提到邓子恢曾讲: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伟大成果。这一与既有研究相异的逻辑,研究者要特别关注并可循此问题搜寻档案,打开这一“相异的意义体系”。可见关注相异的逻辑亦会产生问题,由问题导引我们搜寻档案,就相当于研究者在档案史料丛林中佩带了一枚指南针。

  

   其次,现今中国当代史研究因为大多依赖基层档案,因此研究者也群趋基层社会史。由此带来的问题,正如有论者所谓“细节了解的越来越多,背景却越来越模糊”。这也需要我们更加注意高层政治和政策的基础文献。

  

五、革命史研究如何推进

  

   王奇生:20世纪中国接连发生了三场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三场革命中,第一场是国民党(前身同盟会)领导的,第三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间一场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过去学界习惯将这三场革命“分而治之”。其实这三场革命之间有内在的连续性和共同性。三场革命实际上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三部曲。前一场革命为后一场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场革命在前一场革命的基础上推进。只有将三场革命综合贯通考察,才能把握“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

  

   由于革命与当下现实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革命尚未完全冷却。作为历史研究者,既要将革命放回到20世纪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去“设身处地”地理解,又要使自己与这场革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冷眼旁观”;既要客观平实地解读“过去”,又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关怀的干扰。这是当下思考和研究革命史的两难。

  

   另一方面,也因为革命尚未完全冷却,亲身参与、体验过这场革命的还大有人在。革命史研究除了利用档案等文书资料外,有必要加紧口述史的工作,让亲身参与和体验过这场革命的人留下自己的历史记忆。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当下最急迫需要做的。档案即使暂不开放,但总归留存着,总有一天可以看到,而当事者一旦逝去,则无法追补。有必要发起一场群众性的口述历史运动,让尽量多的革命当事者、参与者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说出来,写下来。在这方面,有部分非专业人士在做,而历史学者反而做得很不够。在现有科研考核体制下,专业学者都忙于论文写作,很难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但抢救革命历史记忆,是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义务。

  

   革命并非中国所独有。中国革命与世界各国革命有密切的关联。有必要将中国革命放在世界革命的视野下予以审视,从相似中归纳“共性”,从相异中发现“特性”,并寻找其相互影响的因子与关系网络。与此同时,广泛收集世界各地所留存的与中国革命相关的资料,期待建立全球性的革命史资料数据库。

  

   曹树基:最近十多年来,我一直利用县级档案从事1950年代研究,形成自己的论述风格与解释路径。我与我的研究团队至少在土地改革、统购统销、反右与大跃进等几个领域,贡献了一批有份量的学术成果。欲轻松超越,并不容易。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仍然可以达成超越的目标。

  

其一,关于资料。县级档案的内容极其丰富,从中搜集更多更好的资料,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更多地注重“过程文件”而不是“结果文件”。以土地改革为例,县委、区委会议记录、各区委分阶段的情况报告及工作汇报、各区乡各种统计表及工作总结,均为“过程文件”。县级政府对于土改总结报告,则为“结果文件”。除此之外,还应当着力搜集这一时期的各种调解档案与司法档案。这两类档案也是标准的“过程文件”。当然,我们还应当将中共高层文件与基层档案中的过程文件对照阅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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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苏区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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