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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海峰:从经学到经学史——儒家经典诠释展开的一个视角

更新时间:2019-12-05 07:38:48
作者: 景海峰  
同时也显现出儒学形态的复杂性。

  

   经学为儒学之大流,尤其是汉武以后的“经学时代”,经学不仅是儒学的主干,而且有几淹天下之势,舍经学则无儒学。在狭窄化的儒学观念里,儒学就是经学,离开了经学,则儒学便无从谈起;这样,儒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就被削减到了最低的程度。如果是按照这一观念来理解和定位儒学,那么在经学解体之后,儒学也就不复存在了,更遑论新时代的发扬与转型。对于此一隐忧,面临着儒学只是被作为历史材料来处理的现代大势,试图做思想之弘扬的一派学者,便发出了异样的声音,以示抗争。史学家蒙文通(1894—1968)说:

  

   盖至秦汉之间,而儒之宏深莫可与为伦也。惟晚周之学重于议政,多与君权不相容,而依托之书遂猥起战国之季。始之为托古以立言,名《太公》《伊尹》之类是也;继之为依古以传义,则孔氏六经之事出焉。托古之事为伪书,依古之事多曲说。然以学术发展之迹寻之,曲说伪书者,皆于时理想之所寄,而所谓微言大义者也。此儒家之发展造于极峰。至汉武立学校之官,利禄之路开,章句起而儒者之术一变而为经生之业。伏生、韩婴、贾谊、董子之徒,殆犹在儒生经师之间,《新序》《说苑》为书尚有儒生面目于十一。石渠、白虎以降,委曲枝派之事盛,破碎大道,孟、荀以来之绪殆几乎息矣。始之,传记之学尚存周末之风;终也,射策之科专以解说为事;自儒学渐变而为经学,洙泗之业,由发展变而为停滞,由哲学而进于宗教。孟、荀之道息,而梁邱、夏侯之说张。

  

   从现代新儒家或新宋学的立场来看,儒学并不仅限于经学,其早期形态之宏阔,立意之高远,极强的现实关怀和政治抱负,远非狭窄化的经学内容所可涵盖,将儒学仅仅看作是“经生之业”,是自限其小,而被极端限定之后的经学面貌,更是背离了儒学之大道。故此,哲学家熊十力晚年著《原儒》(1956年)一书,提出“儒”有两源:一个是尧、舜至周文、武的政教垂范,“可称为实用派”;一个是伏羲《易》卦所导源的穷神知化之辩证思维,“可称为哲理派”。孔子综汇此“尧舜政教”和“大易辩证”两大传统,创立了儒家学派。他说:“孔子上承远古群圣之道,下启晚周诸子百家之学,如一本众干、枝叶扶疏。及至汉武、董生,定孔子为一尊,罢黜众家之说,勿使并进。实则窜乱‘六经’,假托孔子以护帝制。不独诸子百家并废,而儒学亦变其质、绝其传矣。”在他看来,狭小化的经学格局是原始儒学之歧出,造成了经学兴而儒学废的结果,故此一经学形式极为不利于儒学的发展;所以,现今解释和认定儒学,就必须要上溯其源,而不为汉以后之经学形态所狭限和遮蔽,失却儒学的真精神。

  

二、经学的范式


   广义的经学既包括了围绕“五经”或“十三经”所展开的各种整理和训释工作,也涉及对这些文本所蕴含的思想义理之诠解与发挥;既有以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功夫为中坚的学问形式,也有问道求理的形而上致思趋向。也就是说,经学既包含了“汉学”,也容纳了“宋学”,是汉宋交融、训诂与义理并存的大系统。这样一种扩大化的经学理解,首先针对的是体制保障的经学形态被现代性冲击瓦解之后,业已形成和普遍接受的“以小学为经学”的狭窄观念,如果不冲破这一科学实证性的、技术操作化的学问理念,就无法打开经学的视野,也无法容纳更多现代诠释学的内容,更不可能将已死的“经学”从纯粹材料化的身份当中反转过来,乃至起死回生。实际上,在经学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它的内容是在不断变化的,正是通过反复的调整与更新,其思想积蕴才越来越丰厚,得以保持了长久的生命力;它的形式也不是始终如一、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改变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典范,呈现出整体面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从经学的产生看,起初并无清晰的样态和既成的范式,三代文化遗产和稍有系统的先王旧典也不是现成的、完整的,更缺乏形式上的整体性和内在的统一性,所以还难言其实。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立者,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删削整理这些遗典并诠释和提升其思想内涵,进而形成了最初的对于“经”的理解与解释。虽说孔子于诸经有述作之劳和拔举之功,于文献之内容也有思想诠释和义理发挥之循例,但这并不构成所谓经学的范式,还只能说是起了个头,是某种开端。从孔子开始到经学形成较为确定的模式,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这其中就包括了经典文献的来源、孔子与六经的关系、经典的传承与扩展等复杂的问题,而对于这些内容的历史叙述和意义阐释则构成了“前经学史”,当然也是后续经学成形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单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这些文本的整理、集结和流传,乃至系统化、经典化,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刘师培指出:

  

   六经本先王之旧典,特孔子另有编订之本耳。周末诸子,虽治六经,然咸无定本。致后世之儒,只见孔子编订之六经,而周室六经之旧本,咸失其传。班固作《艺文志》,以六经为“六艺”,列于诸子之前,诚以六经为古籍,非儒家所得私。然又列《论语》《孝经》于“六艺”之末,由是孔门自著之书,始与六经并崇。盖因尊孔子而并崇六经,非因尊六经而始崇孔子也。

  

   也就是说,先王旧典本有的范式,如周公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或《王制》之“四术”“四教”(诗、书、礼、乐)等,经过孔子改造之后,或遭到淘汰,或发生变化,成为新的公共话语。旧有典范的破解和新典范的开创是交织在一起的,所谓“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或谓“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孔子的学说是历史的“转折点”,也是思想的“二传手”,古今交汇,又足开范式。自孔子后,传统的“六艺”之学发生了转换,新的经学形式初显端倪,经历了汉初的时代大变革,儒家定于一尊,经学时代来临,经学的范式也由此确定下来。

  

   但西汉之“五经”立于学官所形成的最初经学范式,只是适应了大一统帝制的需要,而并非儒家文化的全部,也不是儒学的唯一选择。按照经学家马宗霍(1897—1976)的归纳与分析:“自六经燔于秦而复出于汉,以其传之非一人,得之非一地,虽有劝学举遗之诏,犹兴书缺简脱之嗟,既远离于全经,自弥滋乎异说。是故从其文字言,则有古今之殊;从其地域言,则有齐鲁之异;从其受授言,则有师法家法之分;从其流布言,则有官学私学之别。”此今文、古文之差别,齐地、鲁地之相异,师法、家法之不同,官学、私学之殊绝,之所形成的特有格局,完全是西汉时期的历史条件与文化环境所造成的,之后经学的发展,这些问题有的时隐时显,有的则不再被提及,范式发生了转变。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经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范式,正像刘师培所说的:

  

   且后世尊崇六经亦自有故,盖后儒治经学,咸随世俗之好尚为转移。西汉侈言灾异,则说经者亦著灾异之书;东汉崇尚谶纬,则说经者亦杂谶纬之说。推之魏晋尚清谈,则注经者杂引玄言;宋明尚道学,则注经者空言义理。盖治经之儒,各随一代之好尚,故历代之君民咸便之,而六经之书遂炳若日星,为一国人民所共习矣。

  

   所谓“一代之好尚”,便是标志着时代风气的转移,是经学在形式上不断追求革新、内容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明证。虽然都是经学,都打着孔子的旗号,但旧瓶装新酒,范式不一样。“浸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韩退之、欧阳永叔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顾亭林、戴东原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借着经学之名和经典诠释的方式,反映的却是时代的思潮、学术的走向,也表达了个人的情感,从而形成每一时段的特有风气和明显有别的研究范式。

  

   除了时代风气使然,每一个时代的经学内容都表现出了差异性,就是在注释经典的形式上也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从而形成了注释学问的多姿多彩。同为“汉学”,东汉不同于西汉,同样是“今文经学”,清代与西汉又大相径庭,高举“复汉”大旗的乾嘉考据家也并非走的是纯粹古文经学的路子。更何况与“汉学”对峙严重的“宋学”,其诠释经典的立场、态度和方法,就更是与传统的语文学方式相去甚远了。就经典系统而言,在不同的时代,除了数量上的变化,有裁并或扩充,所倚重与喜好的内容也差别极大;宋代更是发展出了“四书”体系,与传统的“五经”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经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的气度和风格,清代《四库》馆臣总结道: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陆,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

  

   这六个时段的经学显现出了不同的面目,有着不一样的范式,孰为正宗,言人人殊,所谓“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汉宋相争,也是难断曲直。所以经学并无固定的模式,只能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来把握其特征,确定其框架和描述其面貌。就《四库总目》所言的六个时段,皮锡瑞评价道:“二千年经学升降得失,《提要》以数十言包括无遗,又各以一字断之。所谓拘者,两汉之学也;杂者,魏、晋至唐及宋初之学也;悍者,宋庆历后至南宋之学也;党者,宋末至元之学也;肆者,明末王学也;琐者,国朝汉学也。”每一段的经学都有其优长,也有其缺憾,只能说不同的范式有着不同的特点,不能用简单的、僵固的和排他的眼光来看待经学,更不能用一个标准来理解经学,从而忽视了经学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从经学的历史来描述经学的内容、概括经学的特征和总结经学的一般规律,有一点“即经学史以为经学”的味道,或者是从经学史本身来说明何为经学,这也是目前通行的方式。从皮锡瑞的《经学通论》(1907年)以来,史著类的不论,大凡“概论”“通志”之类,有一点讲经学原理的意思,或者是想总结经学的普遍性问题的著作,也基本上是从历史来入手,而与史著的区别不大。这一方面说明经学的内容太广博了,浩瀚无涯,不论是从哪个角度来归纳总结,都会有遗漏或缺憾,难概其全也难尽其实;另一方面,在现代学术的学科分类和描述方式上,已经很难应对经学这样的学问形式,也没有办法妥帖地安放其位置、合理地说明其情状,所以要想加以概括和总结,难乎其难。何为经学?就只能在历史线索当中予以说明,也只能在历史表达之中来展开理解与解释,经学的范式便一定呈现出的是复数,而不可能是唯一。在经学解体之后,对应着现代学术的分类系统,材料化的经学碎片被分别装置或随意安放到各研究领域,已经没有了完整性;而文、史、哲的部类性研究活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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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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