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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卯:从西方哲学到汉语哲学 ——试论西方哲学研究四十年带来的观念变革

更新时间:2019-12-01 17:58:55
作者: 马寅卯  
才能找到自己的方向。一种思想的力量不在于其自我封闭起来并宣布其真理性, 而恰恰在于其有信心和能力向别的思想开放, 并且有信心和能力应对同样开放的别的思想。只有在与别的思想的平等对话、交流和碰撞中, 一种思想的价值或者无价值才能显示出来。一种开放性的思想才是有可能不断完善和修正的思想, 一个有开放性精神的人才可能是不断自我提升和进步的人。不仅如此, 开放性的精神还可以使我们具备一种更好的判断力和更高级的趣味, 当我们见识和领略了人类思想史上最精微和最高深的思想, 那么一切平庸、丑陋和荒谬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冒充伟大就变得不可能, 鉴别假币的最好方式就是知道什么是真币。

   在我们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 这种开放的胸怀显得尤其必要。西方哲学和文化不应当被视作妨碍和威胁中国哲学和文化生长的对立面, 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也不应当被视作用来抵御西方哲学和文化的长城。一种开放性的胸怀不仅要求把自身的、纵向的、内生的资源视作传统, 而且要善于把他者的、横向的、外生的资源化作自己的传统。正如日本京都学派的主要代表西田几多郎所言:“只有穷己且知他, 我们才能够真正地知道我们前进的方向”。(《西田几多郎全集》第7卷, 第453页)

   把西方的哲学和文化变成自己传统的一部分不是要争夺某些观念和思想的发明权, 不是简单比较孰优孰劣孰先孰后, 而是对西方哲学和文化的消化和吸收, 这种消化和吸收不仅使得中国哲学和文化更有包容性, 而且可以激发中国哲学和文化自身的潜力和活力。伟大的作品一旦问世, 它就不仅仅属于作者自己, 甚至也不仅仅属于作者所在的国家和所处的时代, 而是具有了跨越时空的、广泛的和恒久的意义, 把这样的作品人为地拒于千里之外无损于作品本身的价值, 而只会让拒绝者更为长久地保持和停留在未开化的狭隘状态。

   传统上把中国的哲学研究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 这样的划分很容易制造学科壁垒并把三者理解为一种竞争甚至对立关系。三者当然存在某种竞争。但是要看到, 任何不同的哲学之间都有一种竞争关系, 竞争不仅发生在这三者之间, 而且发生在三者之中。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不是铁板一块, 每一个传统内部都包含了非常不同的流派和众多的哲学家, 它们之间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有着非常不同的观点。即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不同的研究者也有不同的视角、关注不同的问题, 如果没有观点和视角上的差异, 也就没有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看到差异的同时, 我们更应该看到不同哲学流派和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相互激发, 以及在这种激发中不同哲学流派和传统的自我完善。没有外在的挑战和激发, 一种哲学很难发现自己的问题, 也很难有自我完善的动力。黑格尔固然对中国哲学怀有偏见, 但正是他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的负面评价引发了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 而这种讨论对于深化中国哲学的自我理解, 以及看到自己与西方哲学的差异, 并对中国哲学史进行重新诠释和书写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一种哲学只有在向别的哲学的开放中和与别的哲学的对话中才能彰显出自己的意义或无意义、力量或无力。敞开和对话固然容易暴露自己的弱点, 但也可以充分开显自己的可能性。而弱点不是靠自我封闭就可以消除的, 它只能麻痹自己, 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西方哲学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也促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事实上, 正是通过对西方哲学的学习、研究、吸收、回应乃至批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话语更丰富了, 而且有了更强的适应性。通过开放可以使得一种学说不完善的地方完善起来, 不充分的地方充分起来, 不牢固的地方牢固起来, 缺失的地方填补起来, 有问题的地方修正过来。我们可以看到, 在经历了四十年的引进和研究之后, 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其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路径、理论关注点、表述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更为有趣的是, 一些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直接转向中国哲学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这种不同的知识和理论背景能带来非常不一样的视野和气象。反过来, 在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学术训练也同样会深刻地影响到对西方哲学的研究。鉴于本文主要论及西方哲学带给我们观念上的变化, 这方面就不多赘述。

   一部西方哲学史也是一部不同哲学流派的起落更替史, 任何一个流派的诞生和兴起都有其思想上和时代上的起因, 但任何一个流派都不是终极的真理, 总有后来者会在某个方面超越它, 而之前的哲学也不会因为这种超越而完全失去其价值。哲学发展的规律是:任何一种哲学主张的出现都会引发一种与之相反的主张出现, 并且看起来似乎都是有道理的;任何一种哲学达到其极致时, 就会出现方向性的转折或者更高程度的综合。

   诚如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 任何哲学都具有时代性,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种时代性一方面刻画了哲学的历史性维度, 另一方面也表征了任何哲学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正是哲学的时代性特征蕴含了哲学是有可能进步的事业, 也蕴含了新的哲学产生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包含着超越时代的永恒的因素, 哲学的经典并不因为后来者的出现而褪色。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再返回经典、一再重读经典的缘故。尼采说:“一个哲学家最初和最终要求自己什么呢?就是要于自身中克服他的时代, 成为‘无时代的’”。(尼采, 第5页) 胡塞尔也认为科学的“观念”是超时间的, “它不受任何时代精神的相对性限制”, 作为科学的哲学是“一个标识着绝对的、无时间的价值的标题。每一个这样的价值一旦被发现就会马上从属于所有进一步的人类的价值宝库”。(胡塞尔, 第58页) 他提醒我们注意对人类所应承担的责任, “切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 我们切不可为了减轻我们的困境而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作为最终无法根除的恶遗传给我们的后代”。(同上, 第64页) 需要说明的是, 无论是时代性还是永恒性都是就真正的哲学而言的, 那些虚假的哲学是一产生就过时了的东西, 它们辱没了时代, 更与永恒无缘。

  

   四、启蒙与自由的精神

  

   启蒙首先意味着摆脱各种成见, 康德认为, 迷信就是最大的成见, 它“把自然想象成不服从知性通过自己的根本法则奠定为它的基础的那些规则” (《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 第305页) , 而启蒙就是“从迷信中解放出来” (同上, 第305-306页) , 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状态走出, 它需要的是独立地、公开地“使用自己的理智的决心和勇气”。(《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 第40页) 在这种被重新界定的启蒙精神中, 公开、勇气、理性、自由成为关键词。它宣布, 任何人、任何集团为了阻止人类的启蒙而缔结的契约都是无效的、非法的, 不管批准这种契约的权力来自何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一些人不能联合起来将自己的时代置于蒙昧之中, 一个时代也不能共谋将下一个时代置于蒙昧状态, 使其不能扩展自己的知识和自由, 因为这是违背人的本性的犯罪。人们完全有权把那些决议当作以未经授权的犯罪的方式作出的而抵制它们。对每一个个体而言, 它要求克服怯懦和懒惰, 要求我们主动走出那种受监护的“舒服状态”。

   康德意义上的启蒙精神实际上就是理性的精神, 这种精神遭到了一些现当代哲学家的批判。其中海德格尔的批判尤为猛烈:“惟当我们已经体会到, 千百年来被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最冥顽的敌人, 这时候, 思想才能启程。” (海德格尔, 第241页) 而福柯在其与康德针锋相对的文章《什么是启蒙》中, 也表达了对理性的单维度统治的担忧。在他看来, 从人的主体中分离出去的理性已经成为一种主宰一切的客观力量, 在这种客观力量所控制的生活中, 也就不可能有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与福柯的批评和担忧当然自有其道理, 确实, 哲学和理性本身不应当成为一种教律或永恒的知识体系, 而应当被视作一种态度和精神气质。但是, 这种批评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维度和提醒, 并不构成对康德启蒙理念的一种实质性的否定, 康德对启蒙的阐释依然具有其现实性和力量, 但是有了海德格尔和福柯的批评, 我们在对康德的理解和接受中就会对其可能出现的偏差多一些防范。

   对启蒙虽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 但是, 自由作为启蒙的前提和精髓则是各种不同版本的启蒙的共识, 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思想自由, 一旦自由思想的倾向和天职得以展开, 它就会反过来影响人民的性情, 并最终甚至影响政府的原理。尊重人的尊严和自由, 不仅有益于人民, 也有益于政府。(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 第46页) 自由的精神也是哲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品格, 它体现在对可能性的追寻和突破中。哲学是一种通过自己的不断追问来抵达和突破自己界限和可能性的尝试和实验, 这种界限不是在实验之前就可以先行知道的。在哲学之思中, 我们无法在出发前就预知自己的目的地;一个哲学家的终点和极限也不意味着另外一个哲学家的终点和极限;一个哲学流派的目标很可能只是另外一个哲学流派的起点, 后者有可能沿着前者的方向继续前行, 也可能会改变方向、甚至逆行, 但即便是逆行也不是回到原点。同样, 一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也不意味着人类的高度或一切时代的高度。但是, 我们也必须意识到, 哲学作为一门科学虽然整体上是进步的, 但不意味着后来的哲学可以完全代替和抛弃前面的哲学, 这种进步不仅体现在后人对前人的修正和新的哲学流派和哲学方向的产生, 而且体现在后人对之前哲学经典价值和意义的发掘, 而这种发掘当然是建立在哲学经典本身之上的。一个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 在于其意义在不断生成中, 在于其突破了一个时代的局限, 在于对其解读的多重可能性。哲学的进步部分地体现在后来者将前世的经典文本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 而不是消灭其可能性和意义。这也是学习和研读哲学史的意义, 严格来讲, 不存在一种标准意义上的哲学教科书, 任何教科书都只是呈现了一种可能性, 而遮蔽了其他无数可能性。经典文本应该是开放的, 被自由阅读的。只有在一种自由阅读的状态中, 经典的意义才可能充分显露出来并为自己开辟新的可能性。

  

   五、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到汉语哲学的可能性

  

   随着对西方哲学了解和研究的加深, 随着中西哲学巨大差异性的彰显, 不仅引发了狭义上的中国哲学 (即Chinese Philosophy或中国传统哲学) 的合法性问题, 而且引发了广义的用汉语或中文表达的哲学 (philosophy in Chinese) 的可能性的思考。

合法性的讨论是防御性的和辩护性的, 它关涉的是传统上或习惯上被称为中国哲学的那些东西是否真的有资格被称作哲学或者在何种意义上才可以被称作哲学, 还是只是一种历史的误会或者名分上的错位?其实质是在差异下对哲学这一命名的分享权。这种讨论不仅涉及如何理解中国哲学, 也涉及如何理解哲学本身。如果以古希腊特别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哲学为哲学的典范, 那么, 中国哲学在何种意义上称得上是一种哲学的确成了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哲学的存在是一个确定的、不容置疑的事实, 那么需要问的是如何定义哲学而不是质疑中国哲学是否是哲学, 也就是说一种把中国哲学理所当然地纳入哲学定义中的哲学才配称为哲学, 否则这种冠以哲学名义的东西就是狭隘的, 就是名不副实的。围绕这样一些问题, 争论者的立场自然分成三大派别。一派认为中国哲学是某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东西, 而如果西方哲学是哲学的典范或者意味着哲学的标准定义的话, 那么中国哲学也就是某种不同于哲学的东西, 或者至多是需要单独处理的哲学中的例外。它可以叫作别的什么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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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8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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