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詹姆斯·福林等:对民粹主义的恐惧:公投和新自由主义民主

更新时间:2019-12-01 16:40:29
作者: 詹姆斯·福林   彼特·雷蒙德   汪仲启   毛志  
朗西埃观察到,对于精英阶层而言,公投行为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是民粹主义的罪恶面。寡头及其专家和理论家们设法找到了针对这一不幸的解释,事实上,任何对共识的破坏都可以用其加以解释:如果科学无法用自身的合法性说服人民,那是因为人民是无知的。如果无法取得进步,那是因为我们在退步。所有神职人员不断重复的一个词抓住了这样一个解释:“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很容易被人拿来掩饰人民合法性和精英合法性之间日益严重的矛盾,那就是科学政府面临的困难之处,它需要调整自身以适应民主的各种表现形式,甚至是代议制混合形式。

   朗西埃将这种反民粹主义追溯到在探讨西方民主和新自由主义在冷战中获得胜利的知识根源时遇到的长期困境。一方面,自由主义的胜利带来了对所有民主事物表面上的理智尊重。在法国以及其他地区,它采用了一种反极权主义话语形式,这种话语体系帮助1968年后的激进分子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桥梁,它表达出一个被国家粉粹和控制的社会噩梦。然而,至关重要的是,为了远离蛊惑人心的诱惑,他们坚持自由主义民主必须始终作为正统的民主形式。任何对更深入民主思考的尝试,不管出发点多好,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极权主义的诱惑。此外,新自由主义还存在另一个分支,与前面的观点刚好相反。在诸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克里斯托弗·拉斯克(Christopher Lasch)这些美国人的作品中出现了对消费者文化和自恋型个人主义的批评,这两者将“民主的人”(democratic man)视为危险的敌人,并认为“民主的人”代表了政治专家特权领域的崩溃。这里,形式上谁才是恶魔恰恰相反:一个崇尚享乐主义和不负责任的社会正在毁灭这个国家。然而,这两种论述通力协作为精英式管理留出空间,同时,因为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者的威胁,这两种论述共同的敌人就是民粹主义。

   当《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在2008年再次出现时,因为前有法国和荷兰全民公投不同意《欧盟宪法条约》的事情发生,大多数国家未再选择公投的方式。官员们起草了一个几乎没有修改过的版本条约,虽然这次除了爱尔兰外,公众没有发言权,爱尔兰宪法修正案强制要求对爱尔兰在欧洲的主权的所有变化进行投票。

   当爱尔兰人出乎意料地投了反对票并且否决了条约的实施,整个欧洲大陆的当权者都把矛头指向了这个国家。正如克里斯汀·罗斯(Kristin Ross)所说,人们的反应是就像当时法国公投那样,但又对爱尔兰这一外围国家加入了种族主义的因素,人们认为这一国家在获得了欧洲的援助后,又投票选择了错误的道路的行为是“忘恩负义”的。事实上,许多法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像贝尔纳·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和丹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等人组织了这次恶毒攻击。

   2008年之前,有关公投的著述反映出那个必胜主义者时代的紧张氛围。对于资本主义和议会制来说,民主和非民主的方式都已经被使用到了极致,精英们通过手术刀般的精确切割,设定好了交易规则。成功的公投似乎证明了大众对这些规则的接受度。然而,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议会与被统治者之间令人寒心的关系,代表性的事例如选举投票率下降和明显增长的对政治家及政治机构的蔑视。这种情况几乎从来没有被视为一场危机。和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阶级罢工不同,选民的“冷漠”并没有造成让西方政府“无法治理”的威胁,因而不构成安全威胁。这种情况很少会扰乱全球经济扩张的进程。即使对政治共识的愤怒导致了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现象,就像伊拉克战争一样,抗议运动推迟选举的结果几乎没有任何问题。但它确实偶尔会引发对“冷漠”含义理解的不确定。这种冷漠是一个满足的消费群体的标志么?还是潜伏的不满征兆?虽然法国、爱尔兰和荷兰的公投只是推迟了欧洲的命运,但这些公投使人们产生了一些质疑,即对政治权威的不尊重是否会成为一股危险的政治力量。

   因此,公投具有帮助当权机构提高合法性并为其利益促成共识的功能。然而,公投也具有两重性。

   就公投的本质而言,既然公投通常能在政党、企业和阶级的高层中形成一项深思熟虑的普适共识,它也为大众拒绝所有既定的政治权威打开了大门。这解释了为何公投能从恢复政治信誉的有效工具快速转变为恐惧的对象。这也说明了为何公投失败的原因总是一样:“无知”和“民粹主义”结合导致的。

  

   公投和统治阶级的策略

  

   综上所述,我们很容易高估公投对资本主义政治一贯性“策略”的反映程度。这些公投的出现通常证明了议会决策的混乱,领导者要么是误判了公众对其权威的信任,要么是墨守成规,坚持那些早已就被证明是无效的方案。英国2014年和2016年的两个公投都开始于重大的误判。在苏格兰的例子中,民族主义者倾向于聚焦于三方面选择的公投:(1)宪法现状;(2)苏格兰完全独立;(3)所谓的“权力最大下放”,如将绝大多数财政权力从伦敦转移至苏格兰议会。保守党和自由党联合政府对苏格兰民族党施加压力,提出了一个只有两项选择的公投,旨在暴露苏格兰民族党的完全独立模式与温和的苏格兰意见模式之间的差别。苏格兰和英国这两个对手政府都试图将这一问题的外延缩小,以保证自己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进而壮大实力。英国政府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支持独立的浪潮夹杂着对联合政府的紧缩方案的担心,他们的策略差点对一直被视为“联合主义集团”的英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2016年的事件中,世界主义者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提议举行一次欧盟公投以赢得持怀疑态度的右翼选民的支持,这些选民可能会受到诱惑投票给英国独立党。他的这一提议是基于三个错误的判断的:第一,过度评估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领导的工党(Labour)带来的威胁;第二,假设工党可以与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s)组成另一个联盟,而自由民主党也会这样抵制全民公投;第三,相信即使欧洲的民意调查继续进行,在未来,一旦英国议会获得了布鲁塞尔有关移民问题的让步,公投也能确保成功“留欧”。在这两次公投中,英国的主要政党提出了由各自领导人再加上顶级商界人士、经济学家和政策专家组成一个“统一战线”,他们认为这样可以确保取得决定性的历史胜利。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低估了这一统治集团与公众舆论之间的“真空”。

   卡梅伦认为他可以通过安抚种族主义情绪来消除它,他犯了欧洲执政党几十年来一直犯的错误。这种误判是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崛起的一个关键原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的中间派政党一直在寻求通过提供一个反移民民粹主义的方案来从极右派那里赢得失望的选民。

   他们期望通过这样的话语体系,他们可以通过合作和抢先他们的中立派对手一步来消除反建制种族主义的威胁。然而,实际发生的恰恰相反。采取反移民的话语体系仅仅确认了种族主义在政治中的重要角色。长期来看,这对主流政治的合法性不产生任何作用,但它必然会增加体系外的主流右翼势力的信誉。

   从理论上讲,通过描述一个有强大商业实力、学术界和名人支持的跨党派联盟,公投应该成为一种操纵共识的有效工具。然而,如果按惯例提出权威人士的统一口径,公投也可能引导对当权者不同来源的愤怒。在其他的抗议渠道被关闭的情况下,如工会主义或左翼政治渠道,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这时,全民公投就可能成为广义上的合法性危机的潜在焦点。事实上,当政治“圈内人士”的影响被削弱后,任何公投都为民众运动打开了辩论的大门,同样,对于那些被无情地从统治精英中驱逐出去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尽管他们的正式目标是通过在争议议题上达成社会共识来加强议会作用,但公民投票也可能带来不稳定,因为职业政治家们放弃了对决定的完全控制。

   如果一个执政集团可以成功地在某地举行一场没有重大挑战的公投,这至少说明他们在获取被动支持方面的能力。相反,重大挑战下组成的统治精英的统一战线反而会凸显其弱点。1989年至2008年间,主流政治是由一套规范、权力和广泛捍卫的伪善来定义的,这套伪善也定义了“中心地带”,这一中心地带在绝大多数国家是一种万有引力的存在。在这段时期的众多公投中,只有几个公投为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势力提供了真正的机会。自2008年以来,即使是最坚定的新自由主义支持者,也对新自由主义为绝大多数人提供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的前景持悲观态度。支持这一与共识密切联系的中左翼政党的投票经常崩溃或大幅度下降。而像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简称SNP)、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英国独立党已经壮大起来,在某些情况下,像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和意大利的“五星运动”政党(Five Star Movement)等新政党都已经成为严肃的政治力量。在其他地方,主流政治已经越来越丧失了治理人民的能力了。像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唐纳德·特朗普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局外人已经在这一新自由主义时代进入了建制内的中左翼或中右翼政党中。在这种背景下,政治权威没有明确的定位了。一个新的霸权资本主义体系尚未出现。公投能快速引发不稳定,但是号召公投的决定则日益脱离政府的控制。

  

   民粹主义和非民粹主义的问题

  

   批评人士总是把公投与民粹主义联系在一起,在没有社会主义威胁的情况下,这逐渐成了精英阶层对大众民主最常见的恐惧。然而,由于其含义含糊不清,“民粹主义”这一术语一直臭名昭著,这也妨碍了对用“民粹主义”一词进行描述的势力进行识别、归类和分类的科学尝试。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概念,“民粹主义”这一称谓所指涉的主体——人民——是非常空洞的。而且,几乎没有哪个政党会主动拥抱民粹主义这个标签,因为在通常意义上,这个词含有某种微妙的暗示,它意味着一种运动,而且毫无疑问,这种运动的参与者在智识上是有欠缺的。那些采纳它的左翼思想家提出,民粹主义应该被定义为一种政治策略,或者只是一种散漫无章的框架,而不是一种社会范畴的表达,用拉奎尔·加里多(Raquel Garrido)在《不屈法国》(France Insoumise)中的话来说,民粹主义是一种区分我们和他们的策略。奥斯卡·雷耶斯(Oscar Reyes)观察到,民粹主义是“人民”反对“精英”的对立关系的一种特殊种类,但是同样,民粹主义也是组成并赋予“人民”意义的政治维度。作者指出,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精英”问题。这解释了为何左翼、右翼和中间派运动能使用形式上相似的话语表达出截然不同的观点。右翼民粹主义的敌人可能是秉持着截然不同的政治正确的“自由派精英”,左翼民粹主义的敌人是商业精英,对如苏格兰民族党这类中间派力量来说,敌人是威斯敏斯特的精英或者是“联合主义”精英。在描述这些敌人时,他们组成了他们自己的潜在力量,因为无组织、孤立的人民大众终于进入了叛乱阶段。因此,民粹主义是那些视自己为局外的,脱离主流政治的,但是仍声称自己代表了一股缺少民意代表的人。

虽然我们发现这种对民粹主义的方法很有用,我们还将补充一些限定条件。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虽然“精英”这个词有多重用途,我们不应该让它掩盖社会上权力阶层和阶级结构的真实存在。虽然精英一词可以意味着很多不同的东西,不像“人民”,它确实和真实的社会范畴有一些对应关系。虽然“自由主义精英”这样的说法存在许多滥用,但是这一说法确实仍能表达出某种方式,用这种方式专业中上层阶层将他们的知识、文化力量和少数派行动主义转变为新自由主义下的优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9246.html
文章来源: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19年0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