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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宏观避险、中观着力与微观搞活: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转变

更新时间:2019-12-01 16:23:48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是中国成功实现经济总量飞跃性增长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摸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突破口的重要扭结点。

  

   二、宏观避险:中国改革持续之谜

  

   如前所述,中国的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转变,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可以说是从一个局部世界普遍性向另一个局部世界普遍性的转变:即从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局部普遍性,转变为欧美式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局部普遍性。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都以普遍主义为自己定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较量各自以普遍性的较量展开,而不是以特殊性来较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不是一个绝对封闭的国家,即使在中苏外交关系交恶的情况下,中国的眼光都是盯着苏联的:从官方意识形态到经济-社会体制运转都隐隐地紧随苏联。只要看看中国出版界几个月一本地出版苏联领导人的讲话,不断地出版苏联各学科的著作和教材,就会毫不惊奇地发现中国对苏联的学习心态。

   改革开放以后,苏联的影响力衰退。中国面向现代化与面向世界的新取向,实际上面向的就是两个阵营中的另一半普遍性,中国从“向苏联一边倒”转变为“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这样的转变,对中国近40年的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从此中国从一个不能够推进发展的、停滞的局部普遍性体制,转向另一个全力推进发展的局部普遍性体制。但由于中国经历了两次局部普遍性的举国模仿,因此得以在苏联的局部普遍性体制和欧美的局部普遍性体制之间,择“善”而从——苏联寻求高度稳定的国家基本体制,经过中国的改造,仍然确立为基本制度;而欧美激发市场机制的活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举措,则是中国全心全意引入的经济运行机制。这个体制的独特性是有目共睹的。一切围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进行的体制变革,总是在苏联体制与欧美体制之间的一种拣选:拣选前者的基本制度,拣选后者的发展机制,并将两者综合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一些论者将之命名为“国家社会主义”,一些论者将之命名为“权贵资本主义”(13)。两种命名其实都不准确。因为两种命名都只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内在嵌合和密不可分,却没有看到国家权力的既定性与对资源支配的绝对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可能已经形成的一种新型政体:政党—国家内在嵌合的政体。

   这个政体的运转具有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其与欧美主流混合政体,即自由主义、立宪主义与民主主义混合政体相区别,也与苏联东欧的经典社会主义政体,即政党中心、国家主导与刚性计划的混合政体明显不同。这样的政体形式,以一个建构国家的政党全方位的控制能力作为基本保障。政党的超然性为人熟知。所谓超然,不是在利益之外的意义上讲的,而是在它位居各种社会组织结构之上的意义上讲的。它是这个政体之得以建构起来的政治前提,也是这个政体能够持续运转的根本保障,还是这个政体发挥出惊人效能的前置条件,更是这个政体可以展现超逾其他政体形式的强大能量的实质寄托。这个政体在维护超然政党的根本点上不会动摇。但在此外的一切运行机制、操作手段、实际举措上,都可以为了经济增长而做出或结构性或功能性的、幅度大小不等的调整。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之变,首先具有现代国家总体结构意义上变化的特定含义。但这是从国家宏观机制,也就是国家基本理念与制度上着眼的。将国家治理体系区分为宏观机制、中观体制和微观机制,就会让人们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社会等中观体制上观察国家治理体系的种种变化。前一含义指的是一个国家一种基本体制跃迁到另一种基本体制,关涉国家的统治理念与执政安排;后一含义与国家基本理念和制度安排无关,仅指国家运作体制的改变,其改变的宗旨恰恰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基本理念与制度安排。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治理体系现代化之变,只能是从后一含义向下走,而不能从后一含义向上走。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治理体系现代化之变的一个基本定势。从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改革举措都没有在任何意义上触动中国的国家基本理念与执政制度。换言之,即便中国40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巨大变化,但国家基本理念和总体结构稳若泰山。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的政党-国家内在嵌合机制,为治理现代化定调。国家基本理念与制度安排,在改革开放重建中国的治理体系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双方的一种双向支撑结构:国家基本理念与制度安排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转变得以持之以恒进行的国家架构和权力支撑,反过来,一切改革开放的实际举措也就在收益上悉数支持既定国家基本理念与制度安排的强力延续。

   事关两个紧密联系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特性的认知:一是在重建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国家权力的高层持续展现维护国家基本理念与制度安排的自觉性、一贯性与坚定性。二是改革开放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转变中,成就尤为凸显的经济增长奇迹,都是对中国国家权力基本理念与制度安排的确当性的明确验证。就前一方面来讲,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个具体的方面加以确认:其一,就国家的基本理念来讲,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党-国家意识形态都一直维持着它在整个国家治理中全方位的指导思想地位。其二,就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来讲,改革开放前后也都一以贯之地坚持了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并以其为改革开放正常演进的政治保障。在前者,随着领导者的代际变化,在表述上有明显的变化,但在基本理念上的马克思主义归属性是绝对不变的。按照党的十九大修改后的党章的标准表述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4)这是一个贯通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总体表述。在具体阐述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下分四个阶段,分别致力于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第一阶段,“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5)第二阶段,“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16)第三阶段,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17)第四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核心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18)

   延续到当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9)

   这些区分为不同历史阶段、发展水平、侧重方面的严格政治化表述,在基本格式上有着跨越时代的一致性内涵,那就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起始不间断地绵延至今,同时又适应不同时代的需要而发展其具体内容。因此对中国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的标准化表述,在语句上愈来愈长。因为必须以内容上的不断添加,以求反映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核的不变性及其时代蕴含的演进性。从时间延续性上顺推与逆推,都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执政近70年基本不变的政治理念:在顺推的视角看,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向当今演进,马克思列宁主义构成中国共产党数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不变的政治基本理念。在逆推的视角看,无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际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后起的领导代际总是自觉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就此而言,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转变,是在其指导思想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实现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一个不变的轴心刻画出来的不同运行轨迹,而不是在不同轴心上运转的结果。

   与此同时,在国家基本制度安排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促成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变,是以执政党领导权的保障为前提的。与政党-国家意识形态不变相吻合的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之治理体系变革的不变制度轴心。正如中共十九大修订的《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必须集中精力领导经济建设,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协力,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党必须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发挥全体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20)这段话表明了中国基本制度安排的几个重要支点:一是中国共产党居于最高位的全面领导权。二是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权之下领导方式的全方位改善。三是中国共产党对所有具体领导部门具有的领导权力。四是中国共产党对所有社会组织力量的领导权力。这四点构成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变的不变核心。

   人们总是在不同的体制界面上探究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转变何以能够成功的原因,也总是试图解释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转变何以起伏跌宕但却成功延续的缘故。但由于类似的尝试常常是在变中求变,即在中国的种种体制变化中寻求变化的因果关系,因此没有能够在不变中求得变化的因果关系。由于没有抓住变中的不变,故而没有凸显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深层因果关联。如果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能够实现较长时期的迅速增长,前述中观体制之变自然是一个相当关键的原因。但如果万源汇流、变中求变,中国的基本稳定维持不了,可能早就陷入了苏东改革的崩溃泥潭!就此而言,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延续至今,并且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就是因为中国的国家基本理念与制度安排保持了变中不变,因此得以渡过大大小小的政治风险。即便是遭遇到大的政治风险,由于国家权力聚集一切资源化解与扑灭政治风险,到目前为止,都做到了化险为夷。正是这种宏观体制的避险定势,让中国治理体系的变革保有了超高的稳定机制。在这种机制中坐实的经济建设中心工作,自然就不受大的干扰,而能够较长时期维持经济的迅速增长,并有力支持围绕中观体制之变展开的国家治理体系变革。

  

   三、微观搞活:中国改革活力所在

  

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转变进程中,由于宏观体制即国家基本理念与制度安排总是处于一种刚性状态,中观体制即国家治理的运行体制的变革就成为改革的基本着力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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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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