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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马克思经济学的高次元思维及其研究路线

更新时间:2019-11-23 22:43:33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依据个人认知进行阐述,并由此形成了大量的著作文献;但是,这些哲学概念却难以为一般读者和现实问题的研究者所理解和把握,更不要说灵活运用了。同时,正是由于含义的不确定性,一些学者就尝试将这些词汇转变为一般性结构的阐释,却导致了两种糟糕的结果:(1)将它们简化为一套定义,但这套定义往往干瘪失色,无法应对常识和逻辑的应用中所带来的攻击;(2)通过晦涩的词汇、专业的术语以及在乏味的议论中注入一种提示性的口气的斜体字来展示它们非推论性的意义,而“思维的非论述能力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难题”。[17]同时,由于哲学思维的不确定性带来了理论的“非推论性”,这就强化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学界的权威主义:权威们往往借助特定的社会或学术地位来推行其观点。但是,这根本上却很难为青年学子所接收和认同,甚至还会引起反作用,遭到刻意的排斥和否定。

  

   例1.就辩证法而言。

  

   辩证法强调,人类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而应该以系统性和整体性眼光而不能静止地、局部地看待事物;同时,世间万物是不断变化和相互作用的,从而应该从矛盾运动而不是单向决定论视角看待事物的变动。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就无法运用严密的形式逻辑以及时间上先后的因果关系对事物展开分析,乃至对社会的认知往往具有明显的含糊性和非推论性;进而,这种推论性又容易使得辩证法蜕化为教条,以致“它不再被看作是发展中的认识论所提供的工具,似乎不用进一步认真考虑可能威胁到无所不包的辩证法的研究的原则”,进而“辩证法就成为信仰的专属物”。[18]

  

   一方面,运用辩证思维来分析具体问题往往会显得难以把握。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几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中得以认识。科恩指出,“虽然‘辩证’这个词在被使用时不总是没有明确的含义,但在用来表示一种与分析的方法相对应的方法史却从不具有明确的含义:就不存在能够挑战分析推理的辩证推理形式这样的东西。”[19]海尔布隆纳也认为,“辩证法没有一个简单确切的定义,马克思主义中应用的辩证法就更是如此。”[20]胡克则强调,“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辩证法与其说是经常作为一个清楚地限定了的概念而出现的,还不如说是作为一个有魔法的信条而出现的。”[21]正因如此,运用辩证法的分析结论往往也欠精确。海尔布隆纳就指出,辩证法具有“难以理解的两面性:既丰富又贫乏、既有用又无用、既强大又虚弱。”[22]为证明这一点,海尔布隆纳还举例说明,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个人概念就具有很大的混乱,不同的辩证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具有“丰富整体性”的结果。例如,从社会经济根源角度,妇女最本质的方面被认为是被剥削者,同时也具有女性特征;但从社会心理根源角度,妇女最本质的方面被认为是女性,同时也是被剥削者的对象。[23]

  

   另一方面,模棱两可的辩证法概念削弱了对清晰陈述和严谨论证的要求,从而还会对分析逻辑形成抵制。[24]原因在于:(1)辩证法思维具有明显的非推论性,因为它关注的是变化、矛盾和思想的阐释等,而缺乏相对清晰的常识和逻辑语言,从而往往令人难以选择;(2)运用推论性思维的语言则要求排除非常含糊和含义模棱两可的词汇,排除隐喻性提示的词汇。进一步地,“辩证法的非推论性使得运用辩证思维模式的作家,在沟通中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困难。看似不可避免的模糊和间接倾向阻碍了简单明了的思想传递。随后,一些不太专业的作家乱用一些词汇,他们将这些词汇当作‘护身符’,使‘辩证法’成了糟糕理念的借口和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廉价凭证。”[25]所以,海尔布隆纳强调,“尽管辩证法分析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敏锐的洞察力和理解力,但是,从心理过程的本性来说,这些‘天赋’与传统理性思维模式的检验是相悖的。”[26]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将辩证法称为“通过欺骗调和对立面的艺术。”[27]

  

   例2.就唯物论而言。

  

   唯物论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又具有能动性。将唯物论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中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其基本思想是:生产力的变动导致了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的任何发展和变革,进而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的变动又促进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在这里,生产力被视为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它决定生产关系,又反过来受到生产关系的反作用。问题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度”在具体分析中如何把握呢?结果往往是各持其说,这就为现实经济分析带来了困惑。

  

   第一个问题,如何全面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各自的内涵呢?马克思的生产力主要是指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并集中表现为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这三大基本要素;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则是指导生产力并分配产品的社会安排,并集中表现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交换关系、产品的分配关系和它直接决定的消费关系这三大基本要素。这里可以作这样的审视:生产力究竟只是指个体生产力或单要素生产力还是也包括社会生产力或全要素生产力?显然,后者必然涉及了劳动分工、组织结构以及劳动关系等,而劳动关系等又与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李斯特的生产力概念就要广泛得多,包括了社会进行生产做必需的一切活动和因素:不仅包括“物质资本”形成的生产力,更是包括“精神资本”所创造的生产力,甚至政治制度、风俗、宗教、道德等都是生产力。相应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概念的内涵本身在学术界就引起广泛争论:马克思主义学者倾向于认为生产协作可以提高效率,但本身却不是生产力;[28]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劳动分工和生产协作依赖于人类活动和制度规章的协调,从而生产力的提高并非孤立的工人劳动,乃至生产力也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显然,要正确理解这些概念,就需要对生产以及生产过程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海尔布隆纳就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是狭义的经济概念。”[29]

  

   第二个问题,又如何正确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呢?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相应地,是社会存在决定了文化、伦理等社会意识。这里可以做两方面的审视:(1)生产力究竟是自在的还是自为的?自在的就会退化为自然力,自为的则涉及人的意识。(2)生产力究竟是纯粹技术的还是带有社会性的?纯粹技术主要关乎工具理性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提升,社会的则涉及价值理性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提升。显然,如果从自为和社会性角度来理解生产力水平,也就意味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影响。事实上,韦伯在探究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时就强调,经济伦理不是经济组织形式的简单“因变量”,它反过来也会从自己一方去塑造经济组织形式;在这里,伦理是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范畴,资本主义发展则是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范畴。这意味着,不同于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韦伯更倾向于“生产关系决定了生产力”。这就是学术上著名的“两个马克思之争”(一个是卡尔.马克思,一个是马克思.韦伯)。显然,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任何简化理解往往都会割裂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两大范畴,究其原因,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单向的,而是要复杂得多。不幸的是,传统理论往往过度强调生产力的作用,乃至形成机械的技术决定论,按照这种理论,技术的进步将会导致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并由此促进社会的合作和人性的提升。然而,尽管目前的财富已经远远超越了凯恩斯80年前所预言的富足程度,但人类之间的争斗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在加剧。究其原因,没有合理社会意识的规范,人类欲求是不断膨胀。诺思就指出,工业革命和技术变迁并不必然导致乌托邦的实现,相反,“现代技术有可能使许多人类冲突问题更加恶化。当然,技术已经使冲突变得更加致命”;相应地,我们更应该关注“人类为了解决合作问题而进行的永无止歇的抗争,从而他们收获的,不仅仅是技术带来的益处,而且还包括那些构成文明的所有其他的人类的努力。”[30]

  

   (二)哲学思维具体应用中的难操作性

  

   根本上说,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哲学思维主要适用于与社会观和历史观相联系的宏观领域,考察人类社会的长时段发展历程,探究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就写到:“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31]进而在《反杜林论》中又写到:“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该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32]问题是,任何社会事物的形成往往都涉及长期、中期和即期这三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比重往往随着观察视角和期限等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从而并不总是要追溯到终极原因;尤其是,就那些短期内不断变动的微观社会现象和具体现实问题而言,更需要剖析那些直接的原因。

  

   显然,在宏观环境和社会情势大致平稳的时下社会,人们主要关注在日常实践中遇到的大量微观问题,而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哲学思维对这些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却难以提供可操作性的方法论指导和精确的逻辑分析,至少难以用于解决那些变动不居而紧迫的日常挑战。更进一步地,这些哲学思维不仅与现代经济学需要研究的具体微观经济问题相脱节,而且也难以为经济增长、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差距拉大等具体的宏观经济问题提供微观分析基础。为了便于读者的理解,这里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例1.当前社会中存在很多问题,问题的存在就意味着现实偏离了人们的理想诉求,这也就是异化。那么,我们如何研究广泛存在的异化问题呢?一般地,面对社会异化这一问题,传统马克思经济学倾向于追溯到并凸显财产关系这一终结原因,并将生产资料私有制视为异化的根源。但问题是,即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中,也会由于不平衡的权力结构及其带来不公平的收入分配而导向社会异化呀!这显然意味着,我们在对充斥于现实社会中的异化现象进行具体分析时,一个直接的路向就是剖析现实世界中的人际不平等及其成因,进而揭示出多面体的权力关系以及具体的权力分布;相反,我们不能也不必将之归咎于财产关系、生产关系以及所有制结构等结构性因素,这种分析反而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33]

  

   例2.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已经现代经济发展中重大障碍,那么,如果理解这一现象呢?一般地,在探究收入分配时,马克思经济学传统上往往从劳动、资本和土地三大要素来考察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大阶级之间的斗争,从而热衷于使用阶级分析法并从集体权力中去探究收入差距的渊薮。但问题是,市场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已经使得大规模的正式组织日趋瓦解,市场权力也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趋势;同时,市场经济促使个人主义的膨胀,市场上的个体谈判逐渐取代了早先车间中的组织对抗。既然市场权力已经高度分散了,又如何基于阶级权力和集体行动来解析收入分配呢?[34]这意味着,分析当前社会中的收入分配以及竞争行为时,与其上升到阶级对抗和社会运动层次,不如将阶级分析拓展为一般的权力分析。

  

显然,上述都暴露出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偏重哲学思维的不足:就微观制度变迁而言,并不一定非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探究,而是可以直接剖析相关者的力量结构;就具体个体行为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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