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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维斯·辛特默:政治代表的价值诠释

更新时间:2019-11-13 07:32:55
作者: 依维斯·辛特默  
如私法、外交和政治等领域。(28)这种意义上的代表不一定与被代表者的同意有关(无需同意也是如下状况的特点,即某个成年人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型代表采取行动)。尽管如此,随着自然法理论的兴起,17世纪和18世纪委任型代表在政治上逐渐占据支配地位。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此前旧制度(Ancien Régime)所特有的、各种身份群体在国王座前的代表让位于使得市民能够将权力委托给代议制政府的选举。

   委任型代表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传统所特有的。它部分衍生自基督教神学的源头。注意到如下这一点颇为有趣,即为什么中文里的“天命”被翻译为the mandate of Heaven。“天命”观念出现于周代,在数个世纪里,它对帝王统治的合法化而言一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其含义在不同年代存在实质性差异。(29)在宋代,“天”往往被理解为一种人格神,是皇天上帝。然而,在元明时代,主流儒家学者将“天命”解读为一种命运。为了具备合法性,皇帝必须体现人的美德,并遵循种种迹象(自然灾害、人民起义)所揭示的宇宙秩序,这些迹象可以通过人们的感受来理解(“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或由文人官员进行阐释。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根据对“天”的更具基督教色彩的理解,谨慎地尝试重新阐述中国经典,将其解释为人格神。因而,他们用“mandate”来翻译“命”。直到后来,即明末清初,在耶稣会士和民间宗教的影响下,一种更古老、更个人化的关于天的观念才在儒学界得以复兴。

   此外,在欧洲,法定型代表绝不能被简化为委任型代表。几十年前曾出现过另一个概念矩阵“身份代表”(repraesentatio identitatis)。(30)这个概念是由帕多瓦的马希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以及随后的塞戈维亚的约翰(John of Segovia)所提出的。它基本上起源于行会和共同体的法律,但也受到神学辩论的影响。与委任型代表相似,当时这一观念在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建立起了虚拟法律联合体。不过,其目标在于合法地通过使群体中的某个人代表该群体(根据部分代表整体的计划)来稳定这些需要不时采取行动的群体。这并不需要给予明确的委任。“在某种意义上,就具体行为而言,[政治]议会‘是’共同体,宗教理事会是教会。”(31)在这里,相对于“为某些人而行事”(acting for)而言,代表更意味着“以某种角色来行事”(acting as)。论证的最关键之处是要确定谁能够“成为”整体。我的观点是,以身份代表作为起点,我们可以构建起法定型代表的第二种理想类型,我称之为“体现型代表”,以使其更具包容性,同时淡化其与上述特定起源的联系。

   法定型代表的两种类型在拉丁文中已经融合为一个单词,之后在英语中也融合了,正如在大多数后拉丁时代的语言中那样。由于西方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霸权地位,这个概念在19世纪对外输出进入其他语言。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文中的“代表”(Daihyo)一词是在明治时期创建的,在19世纪末经过改造后被引入了韩文(daepyo)和中文(Dàibiǎo)里。(32)不过,在德语中,委任型代表与身份代表之间的二分法在语言上的区分得以保留下来。第一种类型通常以Vertretung或Stellvertretung来表达。且不说英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名词Reprsentation往往用来指第二种类型的代表,尤其是在格哈德·莱布霍兹(Gerhard Leibholz)(33)或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所代表的理论传统里。因此,伟大的奥地利法学家弗里德里希·特兹纳尔(Friedrich Tezner)在1912年指出:“代表(Reprsentation)所指的并不是……一种依据可撤销的委任所授予的代理(Stellvertretung),而是在历史上获得的权力地位的体现……政府(State)并不是代理着(vertreten)作为全部人口的人民(people),政府就是、也只有政府就是人民或者该词在法律意义上所指的国家(Nation)。”(34)代表(Reprsentation)指的是更高一层的存在主义现实(特别是,人民或国家在此与经验层面所讲的人们不同),它与代理(Vertretung)是不同的。代理是指多种社会利益群体的委任型代表,它被指责无法确保构成真正的政治共同体。这也是德国政治理论家为代议制政府中的“自由委任”(free mandate)进行辩护的原因,即一旦当选,代表们可以不遵守其选举承诺或人民的实际意愿而行事,这在私法中完全与法定委任相背离。

   几个世纪以来,体现型代表在欧洲政治领域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委任型代表则处于次要地位。从12世纪到14世纪,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与教皇之间的纷争达到极致时,前者并不希望借助人民让渡给他们的权力转移来取得首要地位,而是声称他们是政治共同体的具体体现,并因此代表着这一共同体。(35)在“西方教会大分裂”(Great Western Schism)以及对立的教皇之间争论不休的时期,当宗教委员会超越教皇取得首要地位这一点引发了激烈辩论时,教会会议的支持者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主张教会会议是教会的化身。(36)

   在其发源于行会法和共同体法的最初形式中,身份代表的重点通常是大量平等的个体的共治,代表们轮流进行挑选,任职周期短,在大部分情况下,代表的挑选以混合方式进行,包括自上而下的指定、抽签和选举。然而,在现代社会早期,当霍布斯提出当时最为完善的代表理论时,他依照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和绝对主义的思路提出了一种关于“吸收型”代表(absorptive representation)的理论。(37)从字面意义上讲,主权的身体吸收了全部个体,只允许政治体的存在,《利维坦》的卷首插图最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38)霍布斯对绝对主义的辩护并不是从上帝的委任中导出主权的合法性,而是开创性地提出要将委任型代表与体现型代表综合起来:“一群人经本群中每一个人个别地同意、由一个人代表时,就成了单一人格;因为这一人格之所以成为单一,是由于代表者的统一性,而不是被代表者的统一性。承当这一人格而且是唯一人格的是代表者,在一群人中,统一性在法国需作其他理解。”(39)这种吸收型代表可以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名言来形容:“朕即国家。”

   体现型代表的基础性矩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诸如亨利·帕克(Henry Parker)等议会主权的辩护者们所接受,但他们对其做出的阐释却迥然不同。在1640年代,他们妄称人民是一种统一的政治体,议会“恰恰是人为聚集起来的人民自身,而非其他”,因而“也就是国家自身”。他们补充说,“通过代表”,议会无异于“整个王国”。(40)他们就是这样为议会主权理念辩护的,该理念仍然在英国发挥着作用。议会代表们是如何挑选出来的,这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君主在行事时只拥有议会赋予的委任型代表权,他/她仅仅是一个处于次要地位的实体。

  

   三、现代政体中体现型代表的变形

  

   体现型代表不只是与旧制度有关,它并没有随着代议制政府的出现而消失。在现代政体中,这种理想类型的代表结构经历了众多变形。

   (一)各种版本的现代共和主义中的体现型代表

   事实上,虽然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促成了代议制政府的形成,其中委任型代表处于这一制度的最前沿,但这两场革命把它与体现型代表所特有的模式混合在一起了。当美国的国父们宣布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时,他们写道:“我们……大陆会议上集会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并经他们授权,向全世界最崇高的正义呼吁,说明我们的严正意向,同时郑重宣布:这些联合的殖民地是而且有权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41)这是委任型代表的胜利,体现在“无代表,不纳税”这一口号上。然而,几年后,美国的国父们在美国宪法的前言中写道:“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42)“我们合众国人民”这句话可能是美国宪法史上最著名的一句,暗示了一种体现型的代表主张,将代表等同于美国人民。

   此外,人们并不理解为何代议制政府的核心特征一直是“自由委任”(43),而没有以体现型代表的观念作为基础。这是因为当选代表的主张是整个政治共同体(通过一般利益的定义)唯一的意见表达,他们拥有决策方面的垄断权。(44)在英语世界的政治理论中,最常被引用的关于代表的文本之一是埃德蒙德·柏克(Edmund Burke)撰写的如下著名段落,他在该段落中反对那种认为代表的决定必须遵循其选民的意愿的观点,并捍卫了代表的“受托人模式”(trustee version):“议会不是这样的一种集会:代表不同的、甚至是敌对利益的代表们(会聚在一起),他们作为代理人兼代言人,必须维护其所代表之利益,并对抗其他的代理人兼代言人;与此相反,议会是一个国家的审议机构,它只有一种利益,即整体利益,在这里,引导议员们思考的不应该是地方利益或地方偏见,而应该是以全体人民的普遍性为基础的普遍利益。你确实选择了一个议员;但是当你选择他时,他不是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成员,而是一名议会议员。”(45)伊曼纽尔-约瑟夫西耶斯(Emmanuel-Joseph Sieyès)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坚持认为公共协商具有重要性。(46)启蒙运动以来,这种观点比较典型,但直到现在的新型社交网络时代,“自由委任”和政治代表的受托人模式才如此具有弹性,新型社交网络使得公民们能够跨越其所属的地方共同体的边界来一起展开讨论,而无需以体现型代表的矩阵作为基础。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的政治理论由于忽视了概念史所提供的背景,因而没有抓住这一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德国的政治理论家中,整体趋势是把象征型代表与体现型代表融合起来,并在一种自由主义民主的层面上重新解释它们。除了委任型代表,他们还提倡另一种代表类型,这种代表主要是象征性的,它使得围绕各种象征和基本民主价值来具体体现政治共同体单元成为可能。他们反对哈贝马斯的观点,主张其捍卫的“宪政爱国主义”不能仅仅依靠协商,而必须整合一个强大的象征性维度,这一象征性维度使得共同体能够团结起来并体现在宪政的制度设计中。(47)

   (二)民粹主义和横向网络中的体现型代表

体现型代表对民粹主义领导更为重要,该领域最著名的理论家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已经阐明了它的作用。(48)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理论家德·拉·古罗尼埃(De la Guéronnière)在1853年写道:“皇帝不是个人,他是人民。”(49)这似乎在委内瑞拉前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的声明中得到了回应:“我要求(你们)绝对忠诚于我的领导,因为我不是我自己……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人民。”(50)他的这一声明得到了其支持者的回应,两年后,他们聚集在他的葬礼上,接受了国家提出的“我们都是查韦斯!”(51)的口号。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在拉美的民粹主义中,对魅力型领袖的认同也是群众动员的有力工具,无可否认,领导者一直使群众处于从属地位,但又呼吁他们以及他们的组织去改变现有的秩序。就此而言,是代表向被代表者授权,而不是把他们作为被动的追随者吸收过来。(52)此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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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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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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