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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欣洁:中国全球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更新时间:2019-11-11 07:30:44
作者: 董欣洁  

   1985年张宏毅在《世界历史》上发表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中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编写战后世界史教科书》一文,可能是国内最早出现“全球史”一词的论文。他提出,把编写战后世界史教科书当作世界史学科建设中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客观形势的发展逼迫我们非那样提出问题不可;最有效可靠的办法就是尽快编写出相应的教材或通史来;1983年出版的理查德·高非等人合写的《二十世纪——简明全球史》一直写到八十年代初期。(21)该文已经注意到美国的全球史著作关注现实的特点。中文的“全球史观”一词则出现于1987年中文版的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在这本书中,巴勒克拉夫1978年英文版里面的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被译为“全球的历史观”。(22)

   1993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的中文版。(23)围绕着这本著作,周谷城、罗荣渠与斯塔夫里阿诺斯进行过学术交流。《周谷城文选》中提到,美国有一位女教授读到周谷城的史学著作,对他的“世界是有机整体”的观点表示赞成,她把周谷城的著作向加里福尼亚大学史学系教授斯塔夫立诺斯介绍,这位教授对周谷城的观点表示支持,并寄来《全球分裂,第三世界兴起》一书请教周谷城。(24)罗荣渠在《全球分裂》中译本序中也提到:“我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收到作者寄来的这部新著的,仅读数页,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25)罗荣渠指出: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是西方近年来以全球史观来重写世界通史的几部有数的巨著之一;关于第三世界这个迫切的世界主题的通史性著作,长期以来,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也是一个大空白,这部著作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作者致力于写一部“合成一体的第三世界史”,这就一扫长期以来弥漫在西方人所写的非西方世界史著作中的殖民主义气氛,这对一个西方人的著作来说是难能可贵的。(26)这段学术交流在全球史领域可谓一则佳话。

   其后,全球史在我国引起了学界日益广泛的关注。从1985年到2017年,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中以全球史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有460多篇相关文章;(27)以全球史为主题进行检索,则有650多篇相关文章。(28)世界通史的研究编撰教学、世界史体系、全球史的性质、全球史观、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跨文化互动研究、西方全球史学者的研究实践等诸多问题,都受到了学界的关注。还有一些论文集或著作也对全球史做出分析和阐述。例如,《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29)《全球史论集》、(30)《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31)《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32)《巴勒克拉夫全球史研究》,(33)等等。这些情况表明了中国的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不断发展。中国全球史的发展,既表现在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界定全球史的概念和方法,同时也表现在不断深化的各种专题研究,成为中国世界历史学自身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内容。

   中国世界史学界在全球史领域提出了三种新的研究路径。第一种是吴于廑提出的整体世界史观,“强调从联系的、整体的高度把握世界历史的演进,以‘分散到整体’概括其趋势,着重展示人类历史的横向剖面”;第二种是罗荣渠构建的现代化史观,“以生产力的发展和变革为立足点,认识到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宏观地架构起‘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框架”。(34)第三种是彭树智和马克垚进行的文明研究,彭树智的“文明交往论”,构建了“认识、理解全球化文明历程的思维坐标和理论平台”;马克垚主编出版了《世界文明史》,提出文明史虽然和通史很难分开,但“文明史不同于世界史,它所研究的单位是各个文明,是在历史长河中各文明的流动、发展、变化”。(35)这三种新的研究路径被认为是“从宏观的世界历史角度支撑起我国世界史学界对世界史研究的新理解、新认识”,“由于其强调整体观念以及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对打破世界史是国别史的堆砌的传统观念产生了极大冲击,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和认同”。(36)因此,这三种研究路径被视作“中国世界史学界20多年来的进步和成熟的标志。”(37)可以说,这是中国全球史理论与方法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成果。

   相应地,中国学者对整体观念以及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重视,成为近年来世界史学界一种显著的学术发展。例如,国内第一份专门的全球史刊物《全球史评论》从2010年第三辑开始设立明确的专题研究。各辑的研究主题包含中外文明互动、宗教传播和贸易往来、环境史教学、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的互动与共生、大历史与全球史、多维视野下的地方与全球、民族国家弱化时代的历史学、地中海史、新帝国史、欧亚大陆的联系与交流、全球视野下的近代早期世界。这表明了中国全球史在研究专题上的逐渐细化。

   中国学者对自身的世界史研究尤其是世界史理论始终保持严格的反思。马克垚提出:“我们是没有和西方抗衡的理论,所以建立不起自己的世界历史观,所以写不出自己的非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在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并不能说明在向西方学习之前,什么是我们的有别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还在于到现在为止,对非欧洲国家的历史研究还很不充分”。(38)还有学者指出,尽管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建立自己的世界史话语体系,但迄今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即便是以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为目的的整体史观,它在世界现代史分期问题上却没有摆脱欧洲中心的桎梏,而强调“一元多线”的现代化史观,也更偏重西方的发展而忽略非西方的经验。(39)“自己的世界历史观”只有从自身的历史经验中生发。这一方面有赖于实证研究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与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更深入辨析和构建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而言,世界史观不只是理论与方法问题,更是实践问题。中国国力在全球化时代的不断提升,以及中国为世界整体和平发展做出的贡献,将为世界史观的探讨提供新的土壤。

   时至今日,世界史研究已经成为人类认识自身、把握世界的重要方法。正如卡尔·雅斯贝斯曾经指出:“世界历史在时空上囊括全球。”(40)因其研究的范围广阔、内容繁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世界史在理论上的复杂性以及研究方法的多元性自然无需赘言。中西方全球史的发展诚为不易。例如,1964年,一直坚持破除“欧洲中心论”的周谷城被斥为“欧洲中心论”者而遭到批判,当时关于世界史体系的讨论也随之终止。(41)而在美国教师发起的“世界历史”运动中,正如丹尼尔·赫德里克曾经指出,西北大学的斯塔夫里阿诺斯、芝加哥大学的威廉·H.麦克尼尔、威斯康辛州立大学的菲利普·柯丁,都曾发现他们的世界史教学计划随着他们的离开而在各自学校中结束。(42)威廉·H.麦克尼尔在谈到自己的世界历史课程教学经历时也曾慨叹:“我这门课开设了22年,编写了《世界史》(1967)作为教材,……出版了12册《世界史读本》(1968-1973),收集了数百张幻灯片(多数是艺术作品)供课堂使用,以此来作为该课程的补充。但是1987年我退休后,世界历史伴随我一起退出了芝加哥大学。”(43)全球史的进展正是有赖于众多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所以,只有把全球史放在深远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当代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中进行理解,才能避免在狭隘的范围内就全球史本身进行抽象的所谓“纯学术”的探究,这对全球史的科学定位具有直接的意义。

   全球史是人类研究自身经历、研究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重要智力成果。中国古代史学讲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意即追求通过时间和空间的会通来说明复杂的社会生活。千载而下,虽然历史学本身在不断演变,这十五个字依然是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对自身的自觉要求和学术抱负。中国学者的整体世界史观、现代化史观和文明研究实际上都蕴含着在新的时代形势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追求。而在西方,伏尔泰有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提法;克罗齐则强调“历史从目前出发”,“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的历史”;柯林武德由此再加引申,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44)全球史学者布鲁斯·马兹利什则提出:所有的历史都应该是某种形式的全球史。(45)显然,其中也暗含着类似的学术发展思路,即努力根据时代和史学自身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归纳和提炼。所以,对于中国全球史而言,更多地吸收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成果,成为其理论与方法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需求。而全球史本身也将成为哲学社会科学打破学科壁垒、进行学科整合的有效途径之一。这将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跨学科性,也就是不仅从整体上研究人本身,而且从整体上理解作为人的集合形式的世界。

   全球史注重的历史横向发展研究,目前已经构建出跨国、跨地区、跨大陆、跨半球、跨海洋直至全球的各种层次的地理空间范畴,并且构建出技术、文化、贸易、宗教、移民、国际组织等不同主题的社会交流网络,这些地理空间和社会网络中发生的各种人类活动,都可成为全球史的研究对象,这是全球史内在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得以建立的基础。单一空间和网络中的地方或个人,不同空间和网络发生的互动,多个空间和网络的接触交流,其各自的世界历史意义便在全球史中显现。作为对应参照物的地方和全球,它们如何受到空间和网络的影响,以及空间和网络如何被它们所影响,便可以在同一个分析框架内兼顾,进而产生新的解释模式:各种地理空间和社会网络的相互作用共同参与了人类社会的形成与演变。西方全球史正是在这里遇到了困境,它在微观和中观层面描述和分析了不同规模的大量具体变化,但却无法在全球层面充分地说明重大历史变迁本身的动力和规律,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人类大规模互动进程的历史定性的模糊性,以及界定跨文化互动的双方或多方主体的历史作用时的模糊性。例如,萨米尔·阿明在《南方视角的全球史》中指出,北美的全球史流派不区分商业关系与资本主义商业关系,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才有可能摆脱经验的窠臼,而许多全球史研究者仍然陷于其中停滞不前,毫不犹豫地发展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推动全球史分析的唯一途径。(4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进一步评价说,对所有对全球史真正感兴趣的人而言,萨米尔·阿明的这本著作是一本必读之作。(47)实际上,不区分商业关系与资本主义商业关系,就是不区分一般和特殊。而要区分一般和特殊,必然涉及到对世界历史演化动力的探讨。全球史的研究和编撰只有在“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48)即对历史发展动力的更深入探讨中才能继续推进。

正如巴勒克拉夫1964年所指出的,“除非我们同时也明白基本结构上的变化,否则只描述事件的经过,即使是以全世界为范围,也不大可能使我们对今日世界上的各种力量,有较佳的了解。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新构架,一种新的回溯方式”。(49)实际上,人类社会演变暗含着纵向与横向两条发展主线,也就是生产和交往两条主线。对于全球史而言,交往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空间横向发展过程,生产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时间纵向发展过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基本动力。交往不是历史演变的唯一动力。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此有过重要论述,其突出特点正是在生产和交往基础上分析世界历史演化的原因。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框架中,交往意味着一切社会关系,“包括着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50)正如有学者指出,交往范畴涵盖的是主体之间互为主体的关系,不能表征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改造和被改造关系,交往形式的发展与社会形式的发展具有同步性。(51)显然,交往的历史作用既不能缩小,也不应扩大。正如何兆武和张文杰在评论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时曾经指出的,在规定着历史进程的巨大物质力量的面前,思想有时候会显得苍白无力;物质力量本身并不直接发言,但它通过人的思想而间接发言;“假如每个史学家都在自己思想里重演古人的思想,那结果将是有多少史学家在思维,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历史世界”,那么“客观历史作为一个统一体也就不复存在而被分裂为无数的单子,那就非但没有史学,甚至也没有历史了”;“合理的成分如果不限定其正确的范围而成为脱缰之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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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贵州社会科学》 2018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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