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明明:行为主义革命与政治发展研究的缘起

更新时间:2019-11-08 07:38:11
作者: 陈明明  
无法让人听清政治冰层下汹涌澎湃的潮声,这是它日益式微的另一个原因。

   第三,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溃落。正如一些政治学者所言,不论近代以来的西方有多少种意识形态,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只有一个,这就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充其量是要保守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激进主义大抵是企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自由主义的原则;也不论自由主义有多少流派,在传统政治学中,它不过是一种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学说,其核心思想大致可以表述为:一切价值的终极含义是满足和实现人的个性,而国家则是满足和实现人的个性的政治形式。因此在传统政治学中,自由主义是一种用以评估现存制度、构建理想秩序的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道德哲学,规范性研究把国家与善联系起来,这不是偶然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动摇了人们对这种政治价值的信心。自由主义理论家霍布豪森说:“如果说国家就是人类的道德心,是权利和义务的唯一保卫者,是从比单纯的男人或者女人更加真实得多的意义上讲的合乎道德的独特组织,那么为什么它没有在对外关系中建立一种道德秩序呢”(注:[英]L.T.霍布豪斯:《形而上学的国家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 107页)率先进入现代文明并号称天性是追求自由的白种人之间的相互残杀以及他们对有色人种的残酷奴役使传统政治学昭示的理想成为一种讽刺。像这样因价值预设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现实相背离而失去了学理上的合法性,乃是传统政治学最深刻的危机所在。

   于是,政治学革命的时代终于到来,它有一个专有名词:行为主义革命。

  

   行为主义革命的诉求及贡献

  

   正如传统政治学的危机最初是由科学主义引起的那样,行为主义革命首先也是科学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滥觞的结果。科学主义的首要原则是,在分析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某种理论或假说必须能够用普遍适用的方法加以检验或证实。根据这一原则,政治行为主义把政治研究的旨趣定位于经验命题,而不是规范命题。经验命题是以经验世界的证据为基础的,因而是可以验证的,即可以判断一个经验陈述是真是假;而规范命题陈述的是价值判断、个人偏好,是无法验证的。简言之,“科学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和不科学的传统主义政治学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主张“价值中立”,后者守持价值至上。因此,政治行为主义认为,在批判传统政治学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理论应是分析的,而不是本体的,是解释的,而不是伦理的,为了确保政治分析和结论的客观与精确——这既是科学的要求,也是科学的标识,政治学即便不能完全祛除价值,“也应该对价值持保留态度,或者至少不能把价值视作科学上需要下功夫研究的部分。”(注:[德]克劳斯·冯·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8页)

   从这种观点出发,政治行为主义把自己的研究的基本单位概括为“行为”,而不是制度。在政治行为主义看来,尽管制度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本身不是政治学的真正要素,政治学者应该着重关注的是政治机构的活动以及围绕它所发生的行为。即使有一天他们可能需要使用历史资料,或者研究政治体系的法律方面,也不否认制度的重要性,但他们必须认识到,历史是由人的行为构成的,制定、遵守和违反法律的是人,制度不过是行为模式的组合。(注:[美]艾伦·C.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47页。)政治行为的研究是偏重于个体行为,还是团体行为,行为主义政治学曾经形成所谓个体论和整体论两种观点。到后来,分歧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大部分学者既承认个体行为模型的有效性,也重视团体理论把个人置于社会结构中加以考察的合理性。事实上,个体行为与团体行为的争议已被作为微观层次(个体)和宏观层次(团体)相结合的统一的政治分析模型所替代。

   政治行为主义对政治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的追求表现在研究方式上主要是定量分析,而不是定性分析。由此发展出许多搜集事实资料的形式,如参与观察、模拟实验、晤面访谈、电话访谈、邮寄问卷、抽样问答等等,也采用了许多处理事实资料的手段,如内容和群组分析、量图和因素分析、心理测定和精神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相关性分析和计算机分析等等。这些方法中,最让政治学者为跻身于“科学殿堂”而聊以自慰的无疑是量化的方法。对于政治学来说,没有什么能比量化方法更能考验它向传统告别的决心,也没有什么能比量化方法更能表明它改造自身体系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人的政治行为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随机性和权变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永远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描述和预测“政治的自由落体运动”,但政治学又必须大体上能够正确地描述和预测政治的变迁和走向,作为数学分支的统计学正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政治学科学化的这一欲求。运用数字和量化处理成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显著特征。

   既然承认政治是经验的,行为的,可以量化处理的,那么合乎逻辑地也就必然承认政治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从这里政治行为主义得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政治是一个过程。政治是一个过程,意味着政治的实际产品并不是简单地由政治体系规定好的流水线程序生产出来的,在政治体系的正式运转的背后或外部,游离于形式—法律制度规范的政治过程往往更能显示一个政治体系的实质。因此,行为主义政治学感兴趣的不是描述解释政治的形式,而是政治的实际运用。“政治过程”——这一极具革命性的观念“导致了政治学研究课题的大规模转移:传统政治学热衷于研究政治制度、宪法、主权、司法机构、国家、制衡等课题;有了政治过程观念的政治学注重研究政治参与、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沟通、民意、利益、政党活动、投票行为、利益集团、政策制定、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人格、大众传播、冲突、革命等等。一种新的观念往往会带来惊人的学术生产力。”(注:《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3页)

   政治行为主义从发轫、发展到占主导地位大概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它面世之初,美国学界不少人还认为它是一种偏激的理论,它的确也有些问题。例如,强调政治研究中的“价值中立”导致对某些问题的解释苍白无力,包括前期力主祛除价值的伊斯顿后来也承认,政治研究中实际上无法回避价值,要了解事实总得要借用语言这一概念工具,而概念总是对现实某些特征的有选择的抽象因而必包含个人的价值观念和成见,它们构成一道认识的屏障,过滤着进入人脑的一切感觉和印象,使人们只能发现符合自己理念的事实。行为主义这一偏颇为后行为主义的兴起埋下了伏线。再如,对数量化手段的情有独钟,一方面反映了新时代政治学变革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也使它最初大多局限于某些特定的部门如投票选举研究(因为这些部门比较适合量化处理),而在其他部门则受到研究对象非科学性质(毕竟政治世界不是物理世界)的限制,以致很难把科学方法作普遍的推广。(注:参见Heinz Eulau :《政治学中最易运用行为研究之部门》,见James C.Charlesworth :《当代政治分析》,正中书局,1981年,第45页)因此,政治学在从伦理学、哲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的阴影下挣脱出来,开始廓清自己的学科边界的同时,仍然有一个继续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已有丰硕成果的新兴学科中借用概念和框架来丰满自己的任务,而这恰恰只有凭恃行为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才能完成。正如伊斯顿所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战斗口号是切中要害和行动起来,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转引自[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5页)到本世纪50年代,在行为主义的潮流下,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立了政治科学系,培养了大批的以政治行为为研究方向的学生,行为主义的著作、论文和其他研究课题广被引用,尤其随着大批主张和实践行为主义的政治学者逐渐占据美国学界的支配地位,政治行为主义终于遍及政治研究各个领域。(注:参见[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一章)

   行为主义革命的意义是深远的,从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的角度看,行为主义革命有两个最大贡献,一个是实现政治研究的跨学科整合,这不是简单地回复到过去科际混融的传统形态。戴维·特鲁曼在1951年发表的论文《政治行为研究中的各种要素》中提出:政治作为特殊形式的人类行为,不能独立于普遍的社会行为之外,政治行为分析要求把和政治相关的社会关系的其他方面纳入自己的范畴,要求政治观察的视野必须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与其他邻近的学科建立广泛密切的联系。(注:[美]詹姆斯·A.古尔德、文森特·V.瑟斯比:《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54—156页。)这种与其他学科相互交换研究方法,以及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观点、资料和研究成果作为其解释论证基础的特点,给一些研究主题、研究项目和研究部门注入新的生机。第二个贡献是构建众多的理论分析模式,如角色理论、团体理论、精英理论、政治博弈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分析模式都试图为人们提供一种对政治现象更为精确、更为广泛的描述,同时也试图解释和预测政治的性质和发展。不难看出,它们代表了一种在政治研究中建立“通则”的努力。按照伊斯顿的观点,在政治行为主义开发的上述诸理论分析模式中,最符合“一般理论”要素的因而具有通则性质的无疑是政治系统分析理论。政治系统分析理论的提出,在微观上深化了人们对政治行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在宏观上为跨国比较研究提供了通览全局的方法和高屋建瓴的视角。

  

   比较政治学的兴起

  

   跨学科研究和奠基于此的理论创新直接导致了比较政治学的兴起。

需要指出,比较方法并不是一个新的方法,远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它就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当时的政治研究中;同样,比较政治也不是一个新的领域,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讨权力的获取、运用和维持,霍布斯的《利维坦》由个案分析到普遍假设而提出的政治行为的普遍法则,在政治学说史上都被视为比较政治研究的范例。但是,总体而言,由于受传统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影响,比较政治研究基本上是一种比较政府研究(Comparative Government),重点在政府的正式法律结构方面。正如比较政治学者威尔德(Howard J.Wiarda)所说,“比较领域的政治学者主要研究他们所关心的若干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他们关注政府系统是如何运行的:上院和下院的权力;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地方政府;司法审判;选举法,如此等等。……但是很少人会留意诸如公众舆论、利益集团活动、变迁过程、决策、政治行为、或公共政策这类动态政治问题。”(注:Howard J.Wiarda,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3,P.40.)此外, 比较政治研究感兴趣的地域集中在欧洲和北美,一般又多限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这些所谓“世界最重要的国家”。这些情况是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欧洲中心论”造成的。第三,比较方法虽然历史久远,但主要是一种静态描述,即对各国制度结构的排列对比,这种对比所涉及的也不过是制度的一个断面或一个部分,并不能解释制度异同及变迁的原因。总之,在传统政治学的框架下,比较研究实际上只是一种“比较政府学”(注:罗纳德·H.奇尔科特说:“这些名称所以产生混乱,是因为对政府的研究往往指的是研究外国政府,而比较政治学则用于对一切形式的政治活动——政府的和非政府的——探讨比较研究。因此,比较政治学的专家们往往把比较政治学视为对一切政治事物的研究。任何较小的比较政治学概念将会模糊这个领域研究内容的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8896.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