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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学研究

更新时间:2019-11-08 07:11:39
作者: 宋国恺  

   (二)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学理论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社会学研究从三个角度关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社会建设,实现社会现代化。

   1.微观角度: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学研究认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首先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为个体的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必然与社会发生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关系,这些关系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的发展。因而,社会学归根结底首先关注的是人的问题,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就是人的全面发展,过上高质量的生活。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对微观个体人的基本关怀。经济增长和发展很大一部分用于解决民生问题,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增进民生福祉,让社会成员过上更加体面、更高质量的生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段论述深刻表明,经济增长和发展,以及社会进步并非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生活问题。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小康生活的实现,社会成员提出了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更高质量生活的要求。这既是经济发展质量高低优劣最终能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判断准则,也是社会学对作为微观个体人的全面发展研究的最基本内容。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提出了“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这实质上是对过去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建设质量的一种纠偏和引导,也可以说是一种新改革。

   有研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历次CSS数据,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并且有更好的预期,自我的绝对获得感较强,但同时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客观存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阶层之间贫富差距较大。“从横向比较看,人们相对地位变化并不像纵向变化那么乐观,在相对地位上感觉比以前降低了。”(19)这种相对地位下降的感受就是获得感不充实、质量不高的表现。幸福感和安全感与获得感有相通之处,强调幸福感和安全感也是因为这两个方面并不充实、质量并不高。换言之,尽管这些年来经济发展了,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体有了变化和提升,但是还不够充实,“含金量”还不足,质量还不够高。因而,从微观个体人的角度看,高质量发展关乎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问题,关乎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

   2.宏观角度:社会全面进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社会学研究认为,社会全面进步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优化社会结构,实现社会现代化。

   (1)优化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两大主题(社会结构、社会变迁)之一,也是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相互匹配相互作用的重要结构。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形成高质量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10年推出的重要研究成果《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中有一个重要观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深刻变动,但仍处于工业社会的初期阶段,而经济结构已处于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根据推算,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大约滞后于经济结构15年(20),并指出这是当时我国最大的结构性矛盾,也是产生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根源。这一观点一方面表明当时我国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但是社会结构的变动远远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度发展阶段,与此相联系的社会结构的质量尤其不高。当时研究采用的是2008年甚至更早的数据,10年过去了我们继续沿着这一思路展开关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城镇化水平和中产阶层结构等方面变化的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变动各自所处阶段进行对比分析并对两者的契合度展开研究,不但是一种有益的研究方法,而且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根据库兹涅茨、钱纳里等学者的研究以及国际经验,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用结构转换来衡量其发展水平或者发展阶段是常用的方法。结构转换就是将社会结构指标与经济结构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和综合分析。因此本文着重选取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模式,钱纳里标准中的就业结构、恩格尔系数、城市化率等核心指标,以及社会学研究中的中产阶层等指标,进行相应的转换研究。

   按照库兹涅茨产业结构模式,到工业化后期阶段的产业结构模式转变为三、二、一模式,并且第一产业比重小于10%。按照这个标准,我国2009年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到2016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依次为8.6∶39.8∶51.6,是工业化后期阶段的产业结构。

   按照钱纳里标准,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就业结构依次为15.6∶36.8∶47.3。目前我国就业结构的实际数据依次为27∶28.1∶44.9。按照这一标准,我国就业结构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

   在消费结构中,反映居民消费水平的恩格尔系数仍然在30%以上。按照钱纳里标准,工业化中期阶段反映居民消费水平的恩格尔系数为30%以下,目前我国恩格尔系数在30%左右,应该说这个数据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了。

   城镇化率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为60%以上,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8.5%,正在迈向工业化中期阶段。客观地说,我国真实的城镇化率约为45%左右,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如果按照年均1个百分点增长计算,大约到2035年前后才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结构,而中产阶层则是社会阶层结构的核心内容。中产阶层的规模、构成标志着社会阶层结构,乃至社会结构的质量。近年来,党和政府的文件使用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显然是以收入作为主要依据的。而中产阶层着重以职业为依据,同时考虑收入水平。根据目前研究,这两个群体的比重出入都比较大。总体来看,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38%~50%之间,而中产阶层规模在12.1%~23%之间。不论是中等收入群体也好,还是中产阶层也好,总体规模都有待于进一步扩大。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而就业结构、中产阶层结构等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大约到2035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形成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社会结构。这再次充分表明,近些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了,但是经济发展质量还不高,与其相对应的社会结构质量更是不高,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社会结构,形成高质量的现代化社会结构。

   (2)实现社会现代化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重要内容之一,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要求匹配的高质量的社会建设。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建设”的概念,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理论上对社会建设有了丰富的研究和深刻认识,在实践上开展了大量的探索并取得了许多新成就。但是社会建设仍然存在一些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以及效益和质量还不高的问题。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要求推进高质量的社会建设,否则后者反过来制约了前者,使得经济发展失去了本真性的价值。

   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安排,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论是基本实现现代化还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表述: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以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表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以上均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因为社会建设是“指按照社会发展规律,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关系,增进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福祉,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21)。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涉及社会现代化的这些表述,就是要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关系,增进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福祉,促进社会和谐,最终实现社会现代化。

   3.中观角度:强化社会基础

   如果说微观角度关注微观个体人的全面发展,宏观角度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现代化,那么,中观角度则是关注有利于促进微观和宏观角度的社会基础,这些基础包括就业、教育、收入分配、社会流动机制等重点方面。

   (1)高质量的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根本保障。就业结构变化取决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动。我国的产业结构从2008年到2017年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2008年第一产业占GDP的10.3%,到2016年下降为8.6%,减少了1.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2008年占GDP的46.9%,到2016年减少为39.8%,下降了7.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由2008年的42.8%增加到2016年的51.6%,增加了8.8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的变动符合经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特征。与此相对应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动。2008年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为39.6∶27.2∶33.2,到2017年调整变动为27∶28.1∶44.9。第一产业就业减少了12.6%,第二产业增加了0.9%,第三产业增加了11.7个百分点。

   这表明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调整,就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尤其是服务业加快发展,就业弹性明显增加。但是,目前我国就业总量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同时,就业空间仍然有限,就业质量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就业质量不高,与多年来我们对实体经济发展重视不够,放任虚拟经济宽松发展,尤其是与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虹吸效应”、房地产业对实体经济的“破坏效应”(22)有关。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十九大报告则进一步强调指出我国“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要求“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同时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22)以上表述充分证明了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弱化,也从侧面证明了实体经济的弱化影响了高质量的就业。与此同时,我国新产业、新业态,以及新模式的蓬勃发展,也给扩大就业、高质量就业提出了新课题。

   (2)高质量的教育

教育是提升人的素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石。一方面,高质量的教育为创新、创业提供基础条件;另一方面,高质量的教育是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的基础。高质量的教育为促进各类人才合理流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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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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