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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动机判断与史料考证——对毛泽东与斯大林三封往来电报的解析

更新时间:2019-10-24 22:28:47
作者: 沈志华 (进入专栏)  
这就难怪中国学者首先对俄国史料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1996年5—6月,笔者正在莫斯科收集俄国档案,曾多次访问远东研究所,并结识了列多夫斯基先生。在访谈中,笔者表示希望他能出示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电报和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回电的原始档案。列多夫斯基答复,俄国档案管理很乱,一时难以找到这些文件。不过,他答应尽力寻找。据说,2000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行在莫斯科开会时,也向列多夫斯基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不久,这位老先生还真的在总统档案馆找到了这两封电报的原件,并连同馆藏号全文发表在《远东问题》杂志上,《中共党史研究》随即刊载了这篇文章的中译文。但细心的中国学者还是对俄国杂志是否全文发表了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提出疑问,因为电报中缺少第5点和第9点。经译者向俄方询问,2001年7月30日,《远东问题》杂志主编А.М.格里戈利耶夫教授发来传真答复:查阅电报文本的结果是,“由于作者和准备付印的编辑的疏忽,电报中漏掉了顺序号5和9。”随后,《远东问题》重新刊登1947年11月30日的这封电报,并保留了斯大林在电报上所做的强调标记,以及该电报所发范围。《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在2002年第1期全文译载了这封电报。

  

   至此,历时6年多的一场围绕俄罗斯解密档案真实性的讨论结束了,1947—1948年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关于中共对民主党派政策往来电报是否存在的问题已经真相大白,水落石出。当然,如果俄方能够提供原始档案的影印件,而不仅仅是经过编辑的打印件,就更能说明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如何解读电报的内容。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笔者将电报中相关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并加以必要的说明。同时,鉴于斯大林回电中提到对毛泽东1948年3月15日电报的答复,故笔者将俄国学者后来公布的这封电报主要内容也列入其中。

  

   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绝密,苏联情报总局(ГРУ)局长库兹涅佐夫12月10日交给斯大林:

  

   八、美国人和蒋介石企图通过宋子文与我们开始和平谈判,这个企图是一个阴谋诡计,其目的是迷惑广大群众。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蒋介石,都担心我军可能会强渡长江,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这种打算。

  

   在香港的李济深将军、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以及其他对蒋介石抱有敌意的人,与美国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将来他们会被美国人利用做有利于美国和蒋介石的事。我们对待这类人的策略是对他们不抱很大的希望,不指望利用他们为革命做事。

  

   九、随着中国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也不存在了。在民盟的成员中有一些是同情我党的,虽然其大多数领导人是动摇分子。他们是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解散了同盟,因此证明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极大地巩固中国革命。

  

   十、由于美国人和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在中国人民面前已昭然若揭,所以1947年10月10日我们发布了人民解放军宣言和土地改革纲领,这些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

  

   1948年3月15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绝密,库兹涅佐夫3月30日交给斯大林:

  

   一、近几个月来,我们处在新的条件下,集中精力解决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战略性质的任务,即土地改革、工业、贸易、巩固统一战线、审查党的队伍、在党内开展反对右倾特别是左倾的斗争。……

  

   二、中国民主同盟,国民党内部的民主分子和一些小党派,对国民党和美国还抱有某些希望,不相信我们党和人民有力量、有能力战胜一切国内外的敌人,认为有可能通过某种第三条道路解决当前的危机。因而,他们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当国民党发动突然进攻时,他们全都陷于困难、被动的境地,并因此失去了在民众中间的威望。这迫使他们于1948年1月接受了我们的口号,发表了反对美蒋、与中共结盟、对苏友好的声明。上述党派代表现在聚集在香港。对待他们,我们在批评其错误观点的同时,采取了团结的政策。

  

   我们认为,在我们建立中央政府的情况下,他们有代表参加这个政府将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这些党派的主要缺点是他们完全不开展工人与农民的工作,也很少去做大学生的工作。由于脱离群众,这些党派的影响非常小。他们习惯生活在大城市里,从来没有表示过要到我们解放区去的愿望。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自由资产阶级)对我们说是重要的,我们不应该对这一阶层视而不见。我们应该把它吸引到我们一方来。我们认为,以后当我们有了巨大的成绩,占领了诸如沈阳、北平和天津这样的城市,当我们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变得完全明朗的时候,我们将邀请他们来参加中央政府。只有到那个时候,他们才可能会表示出到解放区来并与我们合作的愿望。

  

   三、今年我们不打算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个问题尚未成熟。在今年行将举行的国民大会上,蒋介石还将当选为总统,而当我们取得更大的成绩时,他的威信就会动摇得更厉害。我们将扩大我们的领土,将要夺取1—2个最大的城市,当满洲、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和安徽连成一片的时候,那就到了迫切要成立中央政府的时候了。

  

   显然,这大约是1949年要发生的事情。

  

   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致捷列宾(苏联情报总局驻延安工作人员)转毛泽东电,绝密:

  

   我们收悉了毛泽东同志于1947年11月30日和1948年3月15日发来的两封信。我们因为核查了一些答复所必须的材料,没有能够即刻复电。现在我们已经核查了这些材料,可以对这两封信做出答复了。

  

   第一点。对1947年11月30日来信的答复。我们非常感谢毛泽东同志的情况通报,同意毛泽东同志对形势所作的估计。信中只有一处让我们疑惑不解,即“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极大地巩固中国革命”。

  

   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人民中的中间派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也许,必须要吸收这些党派的一些代表进入中华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之后,中国政府,按照自己的政策,至少在胜利之后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时间长度现在还很难确定)将是民族民主革命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这意味着,暂且还不必实行整个土地的国有化和废除土地的私有制,不必没收全部大小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资产,不必没收大地主甚至靠雇佣劳动生存的中小地主的资产。有必要等一个时期再进行这些改革。

  

   谨告知您的是,在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人民阵线中还有其他政党。

  

   第二点。对毛泽东同志1948年3月15日来信的答复。我们非常感谢毛泽东同志非常详细地通报了有关军事和政治问题。我们同意毛泽东同志在这封信中所作的所有结论。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及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的考虑是完全正确的。

  

   对这些已被认定的档案文献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就是历史研究者的工作和责任了。《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刊登了一篇全面解读上述文件的论文。在承认两封电报作为史料的真实性的前提下,作者对俄国档案进行了详细解读,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既然“俄方公布的毛泽东与斯大林两封往来电报内容是真实的可靠的”,那么“毛泽东在当时的确曾考虑过让‘中共之外’的‘所有政党’在中国革命后离开政治舞台,这是历史的真实”。

  

   二、毛泽东产生“一党制”的想法是因为“中国政治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即1947年11月6日民盟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被迫解散,导致中国各民主党派“已不复存在”。因此,毛泽东不是要取消民主党派,而只是接受了一个现实。至于追随蒋介石的少数右翼党派,中共当然不会允许他们在新中国立足。

  

   三、1947年9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东欧各党都被迫接受苏联模式搞起了“一党制”,中共要向苏联“一边倒”,又缺乏政权建设经验,自然会产生让所有党派离开政治舞台的考虑。但这只是“初步想法”,而非“既定政策”。

  

   四、在同一封电报中,毛泽东一方面表示中共要学习苏联和南斯拉夫搞“一党制”,一方面又向斯大林通报中共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现象,作者根据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推测毛泽东要学习南斯拉夫的经验,“考虑准备将这些已没有组织存在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其成员仍在其原有组织名义下团结和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类似南斯拉夫民族解放阵线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

  

   五、毛泽东在1948年3月15日电报中提出要成立联合政府的想法,是因为1948年初民盟又在香港恢复了组织活动,而且更加倒向共产党。毛泽东的这一做法,不仅“彻底改变和放弃了1947年11月30日电报中的想法”,而且是在斯大林提出“不同意见”之前作出的决定,因此米高扬关于中共接受了苏共意见的结论“有悖于历史的真实”。不过,斯大林的电报对中共并非完全没有影响,因为此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推动成立联合政府的“颇为引人注目的重要举动”。

  

   这场讨论到此似乎已经结束,此后中国学术刊物未就1947—1948年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政策和统一战线问题再展开讨论。时隔多年,回过头来再看这些档案文献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观点,笔者认为其中还有一些学术问题值得重新研究,并以此说明对史料的全面考证和解读是进行动机判断的前提。

  

   以往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四个问题上:1、米高扬报告中所引用的俄国档案(即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电报)是否存在;2、米高扬报告的结论是否正确;3、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述内容是否与当时他的真实想法相符;4、毛泽东先后发出两封意见相左的电报究竟出于何种动机?

  

前两个问题,笔者同意学界同行已有的基本一致的结论:米高扬的报告和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的三封电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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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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