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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安:缔造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历程

更新时间:2019-10-08 21:59:56
作者: 常安 (进入专栏)  
少数民族群众对于中央政府、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的深化,还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主改革、宗教改革等政治措施,使得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摆脱了原来压在自己身上的残酷剥削,享受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不是古代的羁縻制度,不是部分上层人士的自治,而是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当家作主、行使自治权。“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泽东思想哺育我们成长,翻身农奴斗志昂扬,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颂歌献给毛主席,颂歌献给中国共产党”,正是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的一种真实写照。

  

   3. 共同发展、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是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目标,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都不能少。因此,必须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提高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水平,缩小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的差距。就像毛泽东主席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所强调的,“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帮助,三四年之内也不可能有多的帮助,但以后就能帮助你们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立国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一种担当和责任感的体现,同样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相亲相爱、和睦共处的家国伦理观的生动印证。

  

   中央政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即使在1951年至1959年这段西藏仍处于僧侣、贵族专制、农奴制经济形态的时期中,中央已经对西藏进行了大量的帮扶措施,1952—1958年,中央对西藏财政补助为3.57亿元;修筑了康藏、青藏公路,建设了当雄机场,建立10余个工矿企业;在1955年专门下发《国务院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给予资金支持、派出技术人员、上马建设项目。在西藏通过民主改革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后,更是加大了对西藏经济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大财政补助、拨给大批无息农牧业贷款、专项经费资助较大建设项目、调拨各种工业农业物资、选调各级干部、专业技术人才、大专院校毕业生进藏,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不单对西藏是这样,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国家也是不遗余力地扶持其经济、社会发展,派出科学、技术、教育人才、培养民族干部,加大资金和物资的投入。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和建立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人才奇缺。为此,自治区请求中央给予支援;中央根据宁夏各族人民的请求,决定从1958年起抽调一批劳动、科学技术人才支援自治区的建设工作。仅从1958年初到自治区成立前的十个月里,由中央及全国各地调到宁夏参加自治区建设的干部、职工就达7万多人。其他兄弟省市尽管建设任务很重,但也表现出了高度的集体主义风格,如上海市援建宁夏30多个工厂,浙江省动员30万青年支援宁夏建设,北京、辽宁等地为宁夏培养了4000多名产业工人。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状态的鄂温克族、拉祜族,以及居住在山区的苗族、瑶族等,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结束了刀耕火种的生产模式,下山定居,生活质量和生产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有的民族甚至是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的生产方式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在援建的具体过程和交往空间中,少数民族公民学习到了先进的生产技能,各族人民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生活情谊。

  

   “兄弟民族多数是处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状态……如果从为着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共同目标出发,就会想到那些落后状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什么错误的倾向,而是经济、文化不发达的现象。应该去帮助各兄弟民族实现经济文化的发展……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共同目标下,经过长期努力,发展全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共同目标,各族人民必须团结协作、共同发展。汉族也必须帮助少数民族的发展,以实现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共同目标;“汉族帮助少数民族是个光荣义务。因为汉族经济、文化等都比较占优势,在国内处于领导地位,譬如在一个家庭中老大哥帮助小兄弟读书成人,这难道不是义务么?……少数民族大多地处边疆,语言隔阂,我们不多多帮助,谁来帮助呢,这与帮助资本家不同,因为他们是兄弟民族。”这种一个家庭、老大哥与小兄弟、兄弟民族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事务方面强调平等、团结的体现,也带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家——国政治伦理的痕迹,更表明了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或缺的成员的政治现实。

  

   4. 商量办事、综合考量

  

   因为各族人民同处于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所以在大家庭内部事务处理方面,强调互相尊重、商量办事、综合权衡、妥善处理,以有利于大家庭成员的发展和大家庭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巩固为要旨。就像毛泽东主席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的谈话中所指出的:“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正是秉着这种商量办事的工作方式,中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中,采取慎重稳进的方式,和少数民族爱国人士进行友好协商,对少数民族爱国人士的财产采取赎买政策,确保了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新中国成立后,针对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或者同一民族内部不同部落之间的一些延续上百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如关于地界、草山、历史等方面的纠纷,均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这种努力,形象地说明了新中国的民族事务处理、乃至关于民族事务处理的基本宪制安排,都是旨在维护、巩固一个友爱合作、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大家庭,是充满温情、商量办事、和睦与共的不可分离的大家庭。

  

   而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过程中,也同样遵循了这种商量办事、综合权衡,从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的宗旨。这一点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设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对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开始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广西全省改建为壮族自治区,即“合”的方案;另外一个为将广西省东部地区保留广西省的建制,将广西省西部壮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单独划出来建立壮族自治区,即“分”的方案。中央认为,广西如果分开,各自的力量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力量特别小,不利于发展;广西各族人民在历史发展和革命运动中结下了深厚的民族友谊,广西汉族居住区较为发达的技术文化水平与少数民族居住区丰富的工矿业资源使得广西汉族、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只有联合在一个地方行政单位内各施所长才可以更好地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广西最后采取了全省改制为壮族自治区的方案。对于一些民族自治地方之间的确权勘界纠纷,中央也要求相关的负责同志“直接协商、妥善地加以解决”。如1959年5月5日至9日,内蒙古和宁夏的统治,就两个自治区的区划界线问题,一共座谈了五次,一致认为,“划线的原则,应当是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并且要互相照顾”,最后成功达成划线协议。

  

四、结 语

  

   从《共同纲领》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到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制度的奠基历程经历了并不短暂的时间。回溯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当时制宪者旨在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宪制安排,缔造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制宪原旨。回望历史、不忘初心,我们通过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基历程的回溯,可以对社会主义这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比于古代羁縻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有着一个更为深切的理解;可以对巩固、凝聚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承担起的历史使命有着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同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基历程所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所倡导的一些工作方式,对于我们当前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制度建构,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首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一种宪制安排,是为了巩固、凝聚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历史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关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自治”的维度,还要关注“统一”的维度,把握好国家统一与自治的结合,把握好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汉族和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要在民族团结方面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共同维护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只有通过互相协作、共同发展,这个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才会更加凝聚。换言之,我们只有立足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巩固凝聚的高度,才能更好地认识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中所承担的职能与使命。我们今天在新形势下思考坚持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同样需要将其放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大局中来把握,而非将其简单地视为一种特殊的地方制度甚至是优惠安排。

  

   其次,民族区域自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事务处理宪制安排,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民族区域自治不是少数上层领主或者宗教领袖的“自治”,也不是一种特定的优惠待遇政策,而是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作为平等的主体当家作主、行使自治权;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天然要求,这种平等,包括民族平等,也包括民族内部成员的平等;也只有平等,才能促进各族人民对于国家、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向心力。要“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只有这样,广大人民群众平等、自由选择的宗教信仰自由才能真正得到保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区域自治之所以能够成功促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巩固与凝聚、实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旧邦新造;其制度要义,恰在于社会主义。我们思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同样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这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成功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的制度要义,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当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更不要忘记,社会主义,是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一条,而宪法条文的排列顺序,绝非随意的排列。

  

   再次,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建构,都必须面对该国的国家属性和根本制度、立足包括历史传统、族裔结构等基本国情,也必须回应该国基本国情所制约的核心制度性需求,即国家这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整合起来并巩固下去?因此,在多民族国家,如何通过恰当的制度建构处理民族事务,巩固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族裔国家对于其所属国家的认同?如何处理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与国家民族整合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便必然会成为多民族国家制宪行宪、宪法秩序建构的重要考量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首先必须面对的即是中国特色的历史传统、族裔结构等基本国情以及由这些基本国情所制约的核心制度性需求,“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宝贵财富,如何巩固、凝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历史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便自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同样,我们在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宪制建构等问题时,也自然无法回避诸如行政区划、族裔分布、边疆治理等话题,实际上,在经典的宪法学理论中,也从来没有排斥上述涉及一国国家建设的主题,而是关涉一国的国家建设、政治构成。时下的宪法学研究,往往以权利、司法审查、法院、地方自治为中心;这些主题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但可能不应该成为宪法学研究的全部。尤其是当我们强调依宪治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等命题,也必然需要了解具体的国家治理领域,了解这些具体的国家治理领域所面临的基本约束和内在规律,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去思考相应的立法设计或制度建构问题。因此,可能还需要本着一种更为开放的学科立场,使得法学研究能够有效面对社会现实、政府过程;同时,能够有一种历史的视野,来理解治道变迁;虽然这种研究,可能在知识储备要求上更为困难、且不时面临学科身份的质疑。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以现代政治秩序建构为中心的西藏民主改革法理解读研究”(14BMZ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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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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