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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帆:回顾“新写实”小说思潮的前前后后

更新时间:2019-10-03 00:34:29
作者: 丁帆  
这部分作家在纯文学的旗帜下,以新颖的叙事技巧和独特的艺术感觉毫不留情地调侃和蔑视着“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于是,“新现实主义小说”无疑是处在一个受挑战的位置。加之一批纯文学理论批评家们从语义学、语言学、符号学等纯技巧的批评角度加以褒扬,似乎又更掀起一场“先锋派”文学创作的热潮。在这样的重荷之下,有人认为报告文学的兴起则是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加之纪实小说的崛起,足以和“实验体”的“先锋派”小说抗衡了。说实话,报告文学和纪实小说的崛起只不过是满足于读者对新闻性的追求,与其说它们具有文学性,还不如说它们更具有新闻的感染力。那么,“新现实主义小说”再度崛起的契机何在呢?……有人认为“这是从‘伪现实主义’中剥离出来的一种新架势”,这种属于生活原型的小说创作在现实主义创作进程中究竟有何发展?它将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审美视角?它与“先锋派文学”究竟有何异同关系?……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去探求。

   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应该说是切中了当时的文学语境的,因此我们对“新现实主义”界限的规范也就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认为:尽管新时期文艺理论的第一大战役就是为现实主义正名,但也很难再磨洗出那本来的金子般光辉。因而一旦有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出现,人们的“期待视野”就马上转换过去。那么,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是否就走向末路了呢?从一批又一批不断崛起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者的实质来看,我们以为其中最为鲜明的特点是。第一,他们以人道主义、人性、人情为旗帜,着力表现人的异化母题。正如刘再复所言:“尽管人道主义的传统内容不很深刻,但是能意识到人道主义在中国的特殊遭遇、特殊命运并把这种遭遇和命运再现出来倒是深刻的。”综观新时期林林总总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我们可以断言,没有一部作品不是在这一母题下产生的。第二,在描写人物性格方面,从表层走向深层,从外向内(即从外部世界走向心理世界),从“英雄”走向“平民”(即所谓“视点下沉”),从“善”到“恶”(即人性异化过程的心理现实)。第三,随着时代的前进,作家们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文化视角,改变自己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以增强现代意识。然而那旧有的残存意识时时地围绕着整个一代文化人,于是,在整个社会处在一个向工业化迈进的历史主义与旧有的伦理主义相悖逆的二律背反的现实进程中,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者们在寻找着人的失落与人的悲剧。第四,在形式技巧上,逐渐在再现的主旋律中融入表现的音符。现实主义小说之所以还有生命力,就是有赖于几代作家不断地吸收和容纳新的表现技巧,它是“新现实主义小说”不断深化和发展的生命催化剂。

   就此而言,我们是试图从人性和人性异化的角度来解释“新现实主义”与“旧现实主义”,尤其是“颂歌”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区别开来。回顾其发展变化的全过程,这个判断大致是不错的。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概括就十分准确,但是,30年过去了,似乎它的生命力还在。

   我们曾经这样比喻当时的文坛状况,以此来看待“新现实主义”的变化:“在这个工业文明又裹挟着后工业文化特征以及农业文明胎记的特殊结构时代里,文学像一只被放倒了的斗牛,脊梁上插着几把带血尖刀,汩汩的血液洒满疆场,虽然如此,它仍然顽强地挣扎着,卓然以其悲壮的亮相博得几声凌乱的掌声。文学的根究竟在何处?恐怕在失却了政治这个拐杖后,文学的前途就变得黯淡了。人文精神的讨论似乎是在寻觅追踪着文学的一种依附,然而,就连知识分子本身都在怀疑这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是否有意义。在巨大的经济怪兽面前,它又变得如此渺小和微不足道,如果说这是外部的压力,我们装一回阿Q,倒也有精神的逃路可循。然而,人文精神的讨论带来的却是文学观念更多的分裂。在这世纪末的恐怖中,人,尤其是文学中人,变得浑浑噩噩,无所适从。写什么?怎么写?仍旧是困扰着小说家的现实问题。”

   大约近一个世纪以来,小说创作就固定了它的运行轨迹。自梁启超的“小说革命”宣言以来,大凡小说创作就没有离开过这个轨道,它以巨大的惯性,越过了2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的时空,成为无可否认的创作思潮:这就是小说的写实性。在最初的理解中,它本来就暗含着为政治服务的“群治”含义。尽管20世纪出现过与之相抵触的种种思潮和流派,但历史无可辩驳地表明,写实主义,直至发展到以后各个时期不同解释的现实主义,都布满了20世纪小说创作的各个时空,“写实”的情结已经成为作家的血脉,它代代相传,亦必须流入21世纪。

   当时我们说,我们不去回顾现实主义的艰难历程,那种回忆也许太沉重太痛苦,而就这些年来的文坛曲折来观照现实主义的发展,也许会对小说创作的盲目性有所警醒吧。8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新潮”“实验”“先锋”小说像大潮一般涌来,当时有人预言,中国小说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产生巨子的时代已经到来。然而,在空洞的喧嚣之后,“新潮”“实验”“先锋”为我们留下了可数的遗世作品,悄然隐退了。当然,作为一个文学运动的过程,我始终认为它在文学史的进程中以其自身的冲击力,为中国小说提供了方法、思维、技巧诸方面的参照系。为中国小说整体创作水平的提升起了不可抹杀的作用。当人们在大浪淘沙的海边踯躅时,并没有去拣拾那耀眼的贝壳的碎片,而是在寻觅往日依稀可辨的足迹。于是,“新写实”的浪潮又成为文坛的一次大踊动。在“新写实”的大纛下,不仅站起了新一代作家,同时,那些往日从事“新潮”“先锋”“实验”小说的作者,亦迅速改变自己,向写实靠拢。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写实的诱惑力是恒久的。

   无可否认,80年代初清算了小说的政治功利性后,带来了小说的技术革命和观念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写实”的灭亡。相反,小说义无反顾地向写实(现实)靠拢。“新写实”小说的崛起,其意义并非在于这个运动本身的价值,而在于它显示出了小说无可回避、亦无可摆脱的走向。翻检古今中外的小说名著,可以毫不犹豫地宣布:小说最终关注的是人,是人类的命运。作为一个永远颠扑不破的母题,它在人类社会的角色中,永远扮演着一个与社会保持一段距离的批判者。于是,每一个时代都缺少不了它忠实的“守望者”——对社会现实的写实写真者。“新写实”作为一个并不遥远的写作所在,它起码预示着现实主义生命力的所在。然而,一谈到现实主义,如今的人们都有一种本能的厌恶感,这种厌恶感来自于40至70年代人们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糟蹋。可是,追溯历史,现实主义最初的含义并不是后来被改造成的那种庸俗的、充满着政治功利色彩的。作为一种写实态度的创作,现实主义的宽泛是可包容更多内容的。早期的左拉式的自然主义,以及那些充满着抒情笔调的浪漫主义倾向的描写,几乎都被纳入现实主义的范畴。亦只有这种宽容的、模糊的、无须严格界定的现实主义概念才使得西方18世纪后的文学璀璨无比;才使得中国20世纪初(五四小说)和末(80年代以后)的小说呈现出斑斓的色彩;才使得拉美70年代后进入中国的“小说爆炸”时代。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只要现实主义成为一个“开放体系”的现实,小说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前期所撰写的文章观点至今还是检验“现实主义”文学的试金石,是有理论的前瞻性的。我们认为:现实主义亦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须注入新的内容。纵观从8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写实”到90年代的一批所谓返归现实主义的力作,我们以为,它们只有在注入了新的内涵时,才能获得新的生命。也就是说,现实主义这棵树如果没有新的生长点,它在新时代面前必然会枯萎。“新写实”如果不是采用了新的观念,对现实主义进行大手术的改造(如视点下沉、非典型化、非英雄化等);如果不是进行了对现实主义小说的技术革命(如局部打破小说的有序格局、吸纳现代派的某些变形手法等),它就不会引起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新写实”作为一块丰沃的创作土壤,它培养了一大批写实作家,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不管他们本人承认不承认,亦不管人们怎么评说,历史告诉我们的是:作为一种写实的现实主义只有在不断更新其内涵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如果说,北京、武汉等地作家是在改造现实主义内涵中谋求了自身的发展,确立了自己在文坛和历史上的地位的话,那么,90年代初的“陕军东征”现象亦是文坛引为注目的话题,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等,从根本上回复到了现实主义的写作状态,比起“新写实”小说,他们的笔法对旧现实主义的依恋更为明显些。尽管贾平凹运用了“内心独白”式的写法(如与老牛的对话所形成的整体象征意味),尽管陈忠实亦运用了“内窥”的视点和荒诞的移植,但是整个作品在整体的布局和情感的表达上,仍沿用的是近于自然主义的写实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归自然只是作家的一种情绪而已。现实永远在向作家呼唤;现实主义永远无所不在,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去踏勘现实主义新的路径。

   我们以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最显著区别就在于它们之间存在着的形式技巧的差距。因此,有必要将“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形式技巧的嬗变单独提出来进行阐述。我们亦不能不承认现代主义的形式技巧在20世纪所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它对表现当时人类生存意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我们亦不能看到,即便是再纯粹的文学技巧,也终究要表达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内涵的,只不过现代主义是通过更为间接的技巧加以表现罢了,即使是存在主义哲学指导下产生的荒诞作品也同样得有主题的意向。就凭这一点,也可寻觅到它和现实主义可能相交的点。

   “但历史的进程告诉我们,现实主义需更新鲜的氧气,而‘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已或多或少地有机地融入了新的表现技巧,倘使再往回倒车,很可能形成现实主义创作的再度衰败。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白涡》在主题的开掘上是惊心动魄的,在勾魂摄魄的内容背后,似乎还缺乏一点‘有意味的形式’的开掘。无疑,刘震云的《塔铺》和《新兵连》同样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具有悲剧意识的心理世界,但在整个阅读过程中,那种心理时间和空间的自由度似乎受到了陈旧手法的阈限,倘使更换一些表现的技巧,或许整个作品的现代意识的显示则更显示出它的优越性,阅读的效果也就大不一样,人们对于更深一层的作品解读将填补许多艺术的‘空白’,使作品在多元的多义的心理世界中呈现出更有魅力的艺术效果。从现实主义发展的历史中,我们不能不考虑到消化现代派形式技巧会给现实主义带来的无限生机。当然,这种融合并不是生硬的模仿与嵌入,而是要将其有机地溶化在现实主义本体之中,以丰腴自身的血肉。”

   我们以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学道路“并非是两个永远不可相交的直线运动过程,它们在各自不断延伸的运动中终究会在同一个点上相融合的,这并不意味着最后的‘大一统’。最起码,两者相交后所产生出的应该是一个充满着生命力的‘宁馨儿’,它无疑是小说家族新的一元。就‘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来看,它们是在逐渐消融着这两者之间的鲜明差距,打破泾渭分明的临界点,使之成为一种崭新的文体,这才是‘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目标,那种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和现代主义小说逐渐会趋于消亡。两者的互渗互补,将构成中国小说创作的新格局”。

   当“新写实主义小说”火起来以后,许多人认为这是当下中国文坛的创新,为了证伪,我们开始泼水降温,写了这篇《“新写实主义”对西方美学观念和方法的借鉴》一文,意在溯源与探讨其根性所在,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次我们在题目上使用的是“新写实主义”一词,而非以往一直坚持的“新现实主义”一词,其原因就是“新写实”已经在短短的两三年中就被定格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坛专用名词了,出于对《钟山》杂志利害关系的考虑,我们做出了妥协性的理论命名的让步,改用“新写实”的冠名,不过在文章的一开头就做出了说明,但是,文中袭用“新现实主义”电影史和20世纪初日本文坛“新现实主义”的命名,以及诸多的文学史中的思潮时,我们仍然坚持“新现实主义”冠名的学理性和学术性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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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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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18年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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