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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正龙:走出“前苏联体系”

更新时间:2019-10-03 00:29:16
作者: 汪正龙  
由此也得出这一结论:人的心理过程(人的‘高级心理机能’)获得了一种结构,这种结构以社会-历史地形成的方式和方法作为自己的必要环节,而这些方式和方法是在跟周围的人们进行协作和交往的过程中传递给他的”[15]63。我们知道,李泽厚提出的“积淀说”也是着眼于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活动如何凝聚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理性的东西是怎样表现在感性中,社会的东西怎样表现在个体中,历史的东西怎样表现在心理中。后来我造了‘积淀’这个词,就是指社会的、理性的、历史的东西累积沉淀成了一种个体的、感性的、直观的东西”[16]105。虽然积淀说与内化说的着眼点并不相同:前者看重的是美感心理塑造,后者探讨的是作为外部交往的社会形式的高级心理功能如何成为心理过程,并且二者在历史上的真实关联度目前还无法确证,但是单就论证逻辑来说,积淀说和内化说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内化说也是在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对话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无疑会加深这一印象。但是李泽厚把来自皮亚杰、荣格、维果茨基的理论成果融合在马克思实践观的言说框架中却独树一帜,自成一说。

   童庆炳中前期的主要学说如文学活动论、文学审美特征论、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三者共同构成了童庆炳对文学审美特性的理论思考——也包含了对苏联相关理论的借用与改造。就活动论而言,苏联心理学家列昂捷夫的《活动、意识、个性》(1975)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中提出的“人的活动”的活动论运用到心理学研究中去,考察将个体的心理与社会意识及其形式两者联系在一起发生的转化,以“活动”作为心理的中心概念,建构了主体-活动-对象的循环运动过程,使反映、意识、个性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他说,“意识的产生有赖于在劳动当中把动作区分出来,对动作的认识方面成果被从人的活动的活生生的整体中抽象出来,并以语言意义的形式被观念化”[15]102。列昂捷夫进一步认为,人体内部的心理活动与外部的实践活动拥有共同的结构,“内部心理活动起源于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是由于以劳动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形成而历史地形成的……对现实的心理反映形式本身同时发生着变化:产生着意识——即主体对现实、对自己的活动,对自己本身的反省”[15]容64。应当说,列昂捷夫把“活动”推及心理活动整体的做法具有创造性。童庆炳在其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同样从马克思关于人的活动的论述出发提出“文学活动”的“活动论”,认为人类生活活动具有美学意义:生活活动特性导致人与对象的诗意情感关系,生活活动特性导致人的自觉能动的文学创造,生活活动特性使文学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17]36~38。然而仔细推究起来,尽管列昂捷夫和童庆炳都以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为理论依据倡导活动论,但是列昂捷夫的活动论偏重于心理学领域,并且带有明显的反映论色彩,童庆炳的活动论则是融合了生存论等西学话语对文学活动所做的整体观照,因而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

   而童庆炳关于文学审美特征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研究包含了对苏联审美学派代表人物布罗夫(亦译为布洛夫)思想的借鉴和发展。就文学审美特征来说,布罗夫关注过艺术对象和内容的特征问题,认为艺术不同于科学在于反映的“对象始终是统一的整体。艺术是通过对各方面生活现象的综合来把握生活现象的”[18]114,而科学则是分析、解剖现象;其次各种生活现象对于艺术家来说意义并不是相等的,人、人的生活是艺术最主要的对象,“作品的内容也应该是‘人的’,应该揭示社会的人的完整的生活联系和关系”[18]116。在这个整体中保留了人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特别是人的心灵,“艺术作品的内容有两个方面,即客观方面(对象)和主观方面(艺术家对对象的说明和评价)”[18]126。布罗夫不赞同涅陀希文“整个世界是艺术的对象”的说法,认为“艺术的特殊对象不是描写的客体,而是认识的对象。……艺术所揭示出来的、构成艺术的思想内容的一切本质,乃是人的本质,即首先是社会的本质”[19]60。布罗夫认为外界自然只有与人相联系才有意义。这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仍然比较看重艺术的认识性,有明显的局限性。童庆炳在谈到文学的具体对象与内容时认为,“文学反映的生活是人的整体的生活。……其次,文学反映的生活是人的美的生活。……再次,文学反映的生活是个性化的生活”[20]。比之布罗夫,童庆炳更为看重人的情感和个性,突破了前者反映论单一的认识内涵,赋予文学以情感和审美内涵,事实上是把反映论改造为包含了评价和创造的审美反映。这是彰显文学的审美特征,进而迈出前苏联体系的重要一步。就审美意识形态而言,布罗夫认为,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相比,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大家知道,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力求揭示‘一定现象的实质’。但有各种各样的实质。雷雨的真正实质在于:这是一种大气中的电的现象。是否可以说,诗人在描写雷雨的时候……所揭示的实质乃是另一种东西。请想一想‘我喜爱五月初的雷雨……’这句诗……这里所揭示的正是艺术中所必须的那种实质,因为在这里显示出人在一定的典型环境中的强烈的、丰富的和旺盛的典型感受”[10]39~40。但是童庆炳认为,布罗夫对此论述得不够深入具体。他主张可以在“社会结构的层面,把文学首先规定为审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不同形态的对象的差异,也导致它们的形式上的差异。这样不同形态的意识形态有自己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并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完整的思想领域”[21]。在童庆炳看来,审美意识形态的对象是对于社会中人的情感生活领域的审美表达,因而“审美”与“意识形态”是一个融合结构,“现实的审美价值具有一种溶解和综合的特性,它就像有溶解力的水一样,可以把认识价值、道德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等都溶解于其中,综合于其中”[22]29。从中可见,童庆炳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形式主义美学等相关研究成果,突出了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情感性与审美性,因而对文学的性质做了新的界说,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审美特性研究做出了重大推进。

  

   三、融汇中、西、马: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的本土化与当代化

  

   马克思的美学思考具有开放性,其在历史哲学和经济学-哲学言说框架中关于资本、生态、物化、感性、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思考应该说都与美学相关联,但是上述思考在带有封闭性的苏联美学思维模式和理论构架中根本无法进入,更谈不上生长与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我国学者告别了认识论和反映论的思维模式以及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架构,摆脱了前苏联体系的羁绊,从多方面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解释空间,结合本土语境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命题,马克思与美学有关的丰富思想被激活和延伸,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的新形态。这里所说的“本土语境”是广义上的,既指具体的言说语境,也指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利用,还包括中国学者自己的学术眼光和创造力。

   我们以邓晓芒的人学实践论美学和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为例。邓晓芒在马克思的实践观中开掘出价值论与伦理学维度,使实践美学成为人学实践论美学。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实践哲学……不再只是一种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的‘理论’(如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而且同时是一种‘实践的’价值论和伦理学,甚至也是一种美学”[23]10。在邓晓芒那里,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是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相统一的过程,在历史的进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起初精神活动统一于物质活动,后来精神实践活动慢慢从物质生产活动中分化、独立出来。他认为他的人学实践论美学“主要内容便是研究人在人类精神实践中所形成的美和艺术的一般规律。这一研究服膺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但它主要着眼于人类审美意识和艺术精神如何‘反作用’于社会物质生活,甚至在一定范围内成为更高的物质生活的尺度”,进而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学说中,得出关于美的三个基本定义:“(1)审美活动是人借助于对象而与别人交流情感的活动,在其现实性上,它就是美感;(这一定义逻辑地包含着后面两个定义);(2)艺术是人的情感的对象化;(3)美是对象化了的情感。”[23]80钱中文提出的新理性精神主张继承本民族优秀的精神文化传统,以新的人文精神来对抗人的精神失落与平庸。新理性精神重新审视人的生存意义,认为非理性与理性一样是人的心理、认识的固有能力,主张将非理性纳入其中,成为一个组成部分。文学艺术是人的精神家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给人以愉悦之外,在铸造人的血肉和良知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还有无可替代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新理性精神在文化交流中力图贯彻对话精神,利用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异质性成分,以补充自己[24]。上述说法针对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以来道德滑坡、文学日益失去精神家园的现实,除了借鉴西方现代一些理论资源之外,其对交往、实践、理性和超越性的强调明显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

   我们注意到,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进入了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理解,结合西方学术发展现状和中国现实进行自主创新的阶段。其中以对马克思“资本”、“自然”等概念的激活最有代表性。例如宋伟认为,马克思、韦伯、西美尔共同的问题视域是以解决资本时代的现代性困境为旨归。马克思侧重于从经济学-哲学视域出发,从物质生产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揭示现代性兴起的资本逻辑秘密,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核心是资本现代性,现代逻辑和资本逻辑构成了共谋关系,马克思揭示了人的全面异化的现实,并积极展望异化克服后的人类历史愿景,因而资本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可见马克思透过资本时代之理解,追问“现代条件下人的自由如何可能”,切合了现代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重大议题[25]。这种研究就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再比如马克思的自然观注意把人自身的自然属性和需要及其发展和对外界自然及环境的协调与改变相统一,具有明显的生态内涵。曾繁仁在重释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基础上,结合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四重奏以及中国《易经》中“生生为易”的生态审美智慧,构建本土生态美学[26]119~132。这些做法都可视为拓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新尝试。

   回顾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及其与苏联美学关系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转换思维模式、嫁接整合范畴命题和融汇中、西、马进行理论创新既是三个主要阶段,也是三种基本路径。在转换模式阶段虽然形成了初步的理论形态,却也暴露了追求美学研究体系化和本质化的弊端,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苏联体系的禁锢。只是到了第二和第三个阶段,在开放和包容的学术氛围中以我为主,转益多师,才真正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多样化的理论形态。因而观察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如何走出前苏联体系,可以从一个侧面管窥中国本土学术自主化的努力及其成果。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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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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