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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笑侠:精研儒学的法学家

更新时间:2019-09-30 12:53:32
作者: 孙笑侠 (进入专栏)  
写过一本小书叫《唐诗四季》。他与徐志摩是好友。一个好动的天才诗人,一个是静默的法哲学思考者,截然不同的人,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呢?吴氏在他悼念志摩的短文中说了他们两人的共同点:

  

   “那,什么构成我们隐藏的相似处呢?在他死后出版的日记中,志摩证实我腹内有火。那么,正好这对火的拥有把我们集合在一个永恒的友谊中。

  

   但是,他的火更强烈,虽然有点时有时无。我的火,若果真有的话,是小火,像穷人家的炉子,但它很少熄灭。志摩是位天才,相反的,他的可怜的朋友不过是世界的哲学默观者。愿不朽诗人的精神把在我心中不时闷烧的火扇成更亮的火焰。阿门。”(参见李秀清:《所谓司法:法律人的格局与近代司法转型》,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者中,杨鸿烈先生是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框架体系的奠基人,也是对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史实论述最扎实、最权威的法学家。他的儒学作品,就集中在他的两部著名法律著作之中,即《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尤其是《中国法律思想史》。

  

   杨鸿烈(1903年6月28日—1977年),又名宪武、志文,号知不足斋主,著名的法学家,云南晋宁人。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后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研究历史,是梁启超先生的高足。1927年,经梁启超介绍杨鸿烈在南开大学任教两年。1928-1931年,经胡适聘请杨鸿烈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为文史学系教授、主任,同期又任教或兼课于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法科大学等。1931-1934年,他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河南大学。

  

   1934-1937年,杨鸿烈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获博士学位。1938年,他离日赴香港,从事中外交流史研究工作。1939-1940年,他杨鸿烈任教于唐文治先生主持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1941-1945年,他在汪伪控制下之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授,并兼任伪中央宣传部编审司长及国史编纂委员,这也成为这位大法学家的终生之悔。

  

   1946-1955年,杨鸿烈避居香港十年,在香港大学任教授。1955年6月,他自港返回广东,任广东文史馆馆员。不久杨鸿烈因上书毛泽东,反映两位文史馆员受虐待身亡问题而获罪,被撤销馆员职务;1957年被划为“右派”,并被“监督劳动”;1977年逝世。

  

   杨鸿烈先生涉猎甚广,除前述两部法学著作以及《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之外,还有一些不被法学界重视却在文史界有重要地位的著作。杨先生早期有一本名著《大思想家袁枚评传》,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对袁枚的人生哲学、文学、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民俗学甚至食物学,作了研究和阐述。杨鸿烈还对中国诗词有研究,他反对胡适所谓诗学没有原理的观点,认为诗学是有原理的。他著有《中国诗学大纲》,1928年初版于商务印书馆,后来多次再版。

  

   杨鸿烈作为法学家,其儒学研究以中国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为出发点,因此他的角度不同于儒学研究者。但是,如果对儒学和儒家经典没有系统研究,他也不可能写出中国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上的传世之作。

  

   杨氏研究儒学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影响,非常有造诣。他的中国法律史“三分法”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四分法”,是很精到而权威的。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他把中国法律从古至今演变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上古至秦为胚胎时期;西汉至明为成长时期;清至民国为欧美法系侵入时期。而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中,他根据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特点并结合学派的变化情况,把中国法律思想史分为四个时代;殷周萌芽时代;儒、墨、道、法诸家对立时代;儒家独霸时代;欧美法系侵入时代。

  

   杨著在体系上没有落入以往中国史学的俗套,而独具特色,在今天看来仍有学术价值。这种编排方法,比按朝代顺序编排制度演变更能体现历史运动的历史整体性,比社会类型划分法更能展示法律演变的中国特殊性,杨鸿烈笔下的中国法律史也因此而更富有法学特征和中国特色。这种分期法表明,杨鸿烈对中国法律和法律思想发展特点的认识是准确深刻的,也是十分独到和创新的。因此,他的著作是具有长久学术生命力的。

  

   《中国法律思想史》第四章——“儒家独霸时代”占了下册的绝大部分内容。此章论述了在儒家思想支配下,两千年来法律内容的根本原理无重大改变。在“一般法律原理泛论”中,他阐述了:(1)从“阴阳五行”这一“中国人的思想律”,到汉儒董仲舒借此阐明的法理,阐述了天人交感及诸禁忌说;(2)德主刑辅说;(3)兵刑一体说;(4)法律本质论与司法专业化诸说。

  

   在“特殊法律问题的辩难”中,他阐述了:(1)刑法上的平等问题、法律公布问题、亲属相容隐问题、刑讯存废问题、族株连坐问题、复杂行为问题、肉刑复兴问题、以赃定罪问题、赦罪当否问题。(2)民法问题,限于史料,只论述了婚姻问题、别籍异财问题、亲子关系问题。

  

   几乎对每一个问题,杨先生都援引儒家的经典和文献来说明。有意思的是,其中还讲解了中国古代的“司法专业化”的思想,引述了古代儒家关于司法独立、罪刑法定主义、司法专业化人才养成等经典论述。

  

   顺便说个小插曲。杨先生在下册第138页谈到苏轼时,在他名字前面加了个有趣的定语——“那位读书不读律的苏轼”。这是怎么回事?苏轼曾作《戏子由》,其中一句“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的诗。此诗流传甚广,常被作为苏轼乃至中国儒家文人鄙薄法律的证据。“致君尧舜”出自杜甫诗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意即读书人的抱负,在于使国君圣明,使百姓风俗醇厚。但你子由读书万卷却不读律,恐屠龙无术,如何能实现为国效力的抱负?

  

   从字面上理解,这是说子由虽饱读经史,却不研读当代的律法(指新法的条文),所以想要实现“致君尧舜”为国服务理想是不可能的。此二句也曾为新党人士指摘为讥谤朝廷。清末沈家本先生也关注到这句诗,认为此诗乃“苏氏于(王)安石之新法,概以为非,故并此讥之,而究非通论也”。

  

   人文学者不爱读律是常态。君不知西方历史上那么多文学家、艺术家在年轻时都是法学院的逃逸者。对于传统中国文人,读律也是件枯燥乏味的差事,对苏东坡这样的放浪形骸的天才来讲,不爱读律更可以理解了。实际上,从此诗所“戏”对象及其诙谐意境来看,东坡写此诗来戏谑他的弟弟子由(苏辙),嘲人又自嘲,诙谐幽默,其言下之意——子由你有“不读律”这毛病,其实我自己也和你一样,不爱读律,可是咱们想要为国效力,没得办法呀,还是要认真读律啊……

  

   国外研究儒学的不少,但基本上是汉学家;而专业纯正的外国法学家中,有儒学著作的人并不多见,日本法学家穗积重远应该算是一位。他著有《新译论语》一书,昭和22年(1947年)由日本社会教育协会出版发行。穗积重远把《论语》20章全部翻译成日文,并作了日文注解。《新译论语》的扉页上,列有已故祖父、父亲、母亲和叔叔的名字,意思是把此书敬献给以上去世的亲人。书前还附了孔子画像,出自日本江户末期著名画家椿椿山之笔。

  

   穗积重远(1883—1951),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专攻继承法和家庭法学,在日本有“家庭法之父”之称。1904年,穗积重远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留校任教。1912—1916年间,他先后于德、英、美诸国学习,1916年取得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资格,此后作为大正民主运动中的一位法学家而活跃于学界。他在法学研究的同时还兼及论语的研究,出版这部《新译论语》,说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他的法学思想也受到儒家特别是孔子《论语》的影响。他在开设家族法、继承法课程的同时,也开设了法理学课程。

  

   穗积重远的法理学代表作有《法理学大纲》,由岩波书店于大正六年(1917年)初版、昭和四年(1930年)再版。版权页有“穗积”和“岩波”两枚版权印章。此书共12章,包括法理学的意义、法理学分派、分析法学派、哲学派法理学、历史派法理学、比较法学、社会学派、法律的进化、法律的本质、法律的内容、法律的形式、法律的本位。穗积重远非常关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对恶法论和法律万能思想的批判,是他研究中重要的主题之一。

  

   穗积重远是穗积陈重的长子。此处不得不提到其父亲穗积陈重(1855—1926),他是明治至大正时期的日本法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穗积陈重历任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长、帝国学士院院长、贵族院敕选议员、枢密院议长。他是日本民法学和法哲学(法理学)的权威泰斗,精通以德国法为中心的大陆法系,对明治中期以后日本继受大陆法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民法学领域,他主导了1898年日本民法典的起草;在立法学领域,他创作了立法学上的旷世之作《法典论》。日文汉字“法理学”(源自德文Rechtsphilosophie),就是由穗积陈重创造的,在法理学和法律史学上,是与萨维尼、梅因齐名的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

  

   穗积陈重育有三子三女。长子穗积重远出生后,他不只忙碌于公务和事业,也对儿子的成长投入很多心血。1916年,正当儿子穗积重远担任教授那年,穗积陈重这位大人物出版了他的一本小书,叫《法窗夜话》。其实这本书是穗积陈重在白天忙完工作之后,闲暇之时,每日晚间十点,与他当时正在东京大学法学院本科读书的儿子穗积重远促膝闲聊,谈到许多关于法律的典故,记录下来抽选而成的一百则随笔。

  

   穗积重远作为日本法学家,热衷于儒学还翻译《论语》,这到底是受谁影响的呢?这可能不是受父亲的影响,而是与他的外公涩泽荣一(1840-1931)有关。穗积重远的母亲叫涩泽歌子,外公涩泽荣一是精通儒家的伟大实业家,后来被誉为“日本近代实业之父”“日本资本主义之父”。

  

   涩泽荣一极力倡导基于儒家伦理的日本式劳资关系,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并在其著作《论语和算盘》中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又讲儒家的忠恕之道。他的商业帝国,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堪称日本近代的“实业之父”。穗积重远在《新译论语》纪念的亲人一栏,最前端的就是涩泽荣一,但他没有写“外祖父”而是“祖父”,不知出于何意。

  

   我们知道日元万元钞上的头像是主张脱亚入欧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根据日本的规定,每20年都会更新一次纸币样式,上一次革新是2004年。那么2024年将会换谁呢?2019年4月9日,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宣布日元要换新钞,即将推出的新1万日元纸币正面,用的人物肖像是涩泽荣一。也就是说,要用穗积重远的外公,换下原来的福泽谕吉。据财务大臣说,这是为了表示日本政府“致力于培育新产业”。

  

   回顾汉籍在东亚的传播过程,《论语》无疑是最早传入日本的中国古代经典之一。作为儒家学派创始者孔子的言谈总录,中国的《论语》是一部不能被遗忘的经典文献,对日本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外祖父对他的影响,穗积重远热爱并钻研儒家经典也就不奇怪了。

  

   相比于我们今天的法学学者,早期法学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比较深,也比较系统。从教育背景来看,他们几乎都接触过儒家经典,因为他们少年时代都在中式学堂接受传统经典教育,自然习惯于诵读四书五经。但是,当他们接受现代法学之后,把传统儒学和现代法学在研究上兼顾的法学家就不多见了。现代法学基本上是来自西方的法学,它往往是远离甚或排斥儒学的。

  

   儒家与法家、儒学与法学,尽管观点有对峙关系,但它们绝不是水火不容的。在今天看来,儒学的现代性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儒家学说对于当代中国法学和中国法治意味着什么?现代法学和法治中缺乏带有自然法意义、具有宗教性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笔者相信,这一空缺要由儒家和儒学来弥补。

  

   2019年9月25日于上海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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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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