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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浏:中国非虚构文学的流变与转向

更新时间:2019-09-11 23:34:56
作者: 刘浏  
对于六要素——五个W和一个H(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为什么、怎么样)的每一个元素都要求能经得起显微镜的检验,而不仅仅是只要求事件真实。慕容雪村说,非虚构文学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提供一种在场的力量”,为历史保留一个个鲜活的“样本”。笔者认为,我们要警醒的是提供在场的力量不是目的,而是非虚构文学创作和传播过程里天然伴随着的效应。我们要谨防的是,各个领域的人都高举非虚构文学的大旗、都试图想证明自己的纯正血统从而标榜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学术讨论向来存在不同观点交锋,也允许各抒己见,只要是友善且理性的发言,无论是否形成统一认识,讨论本身就是对文学发展大有益处。中国非虚构文学理论建设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得到了促进。萧殷早就指出,“生活上真实的东西,未必就是艺术上真实的东西。艺术的真实应该比生活的真实更集中,更有组织,更典型。所谓艺术的真实,它是比生活的真实提高了一级的东西。一切不自觉的或群众还没有明确认识的重大问题,要求文学艺术家敏锐地明确地认识它,并描写它。只有如此,文学艺术才能帮助读者深一层地认识现实,并指导现实、改变现实。”(11)相较于八十年代理论研究远远滞后于创作,新世纪以来的中国非虚构文学无论在作家作品还是理论建设方面都是百花齐放,并努力与世界文学链接。

   于二○○三年设立的尤利西斯奖是全球范围内报告文学的唯一大奖,俄国作家安娜·罗列乔夫斯卡娅的《让俄国蒙羞的车臣人》、英国作家亚历山德拉·弗勒《与一个非洲士兵一起旅行》等都是获奖作品,中国作家陈桂棣和吴春桃也凭借《中国农民调查》摘取殊荣。诺贝尔文学奖多次授予非虚构文学家,除了蒙森、丘吉尔以外,二○一五年授予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作家的创作:完全忠实于文献和受访者语言风格,将作者的声音隐藏于引言、提问、人物、环境描写和文献的筛选中,通过剪辑的方式将访谈置于作品同一的主题和中心思想之下,作者则是贯穿始终、无处不在和掌控全局的隐形人。通过作家的构思,作品创造性地将文献资料和文学创作有机结合,从人物与文本、感受与心声、人物语言与创作语言、内容与主题、非虚构与创作、叙述者与创作者等几个方面解决了纪实文学的一系列难题,比如客观报道与作家主观渗透、注重功利性而偏离审美价值、虚构与写真等多重矛盾,将文献和资料有机地统一于作者精心设计的中心思想下,完成了一场冰冷的文献史料与灵魂热度的碰撞,使一曲人类悲剧的哀歌成为一首‘文学与道德上的绝唱’。”(12)这给中国非虚构文学提供了许多借鉴。铁流和纪红建的长篇报告文学《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让人联想起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前者记录的是一群中国大地上最朴实的庄稼人,他们送出自己家里最后一粒粮、送走最后一个儿女,甚至需要他们牺牲自己生命时,他们也义无反顾,因为他们铭记自己有一个特殊身份——中国共产党员;后者,那些入伍时第一件事就是剪掉长辫的普通姑娘们,为婚礼准备的裙子被战火烧毁,休假时抱着比自己身高还高的枪去商店里买糖果,连老鼠都害怕的举起狙击枪射杀了多少个人的头颅,明明她们先是女人后成女兵,但视女兵的身份比女人更重要。两部作品都是非虚构文学,都是通过历时许久的大量采访后的写作。一个是全知视角的叙述,一个是完全将话筒交给受访者的口述史——非虚构文学的表达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实现“叙述真实”的手段很多,坚守“事实真实”和“情感真实”,最终实现深刻书写、意义隽永,就是非虚构文学内核和指向。无论是像何建明《国家》的宏大叙事,李春雷《朋友》的细腻描绘,还是《中国在梁庄》的体验式白描,甚至是像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写中国的《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等的观察探寻,都是中国现当代非虚构文学包容并蓄的崛起转向。

  

   三、非虚构文学传播和媒介转向

  

   至今,中国非虚构文学还未站上世界最高领奖台。中国非虚构文学经历着文本创作和理论探究的争论,并逐渐趋于对话商讨和理性钻研。在内容方面,涌现出了更多的时代书写、知识分子书写、非个人经验导向的集体书写;在理论研究方面,更加关注到非虚构文学的审美意义以及社会、历史和文化属性的价值。文学、新闻学、社会学等各领域的学者参与到中国非虚构的研究中来,理论来源涉及中西方各时期和多学科。现代非虚构文学的鼻祖——美国新新闻主义是研究非虚构时绕不开的,近年来还有人提出“新新新闻主义”。笔者认为,一直保有生命力、高认可度,且具有权威性和高研究价值的对象,普利策新闻奖作品算是一个。在其至今已长达百年的颁奖历史中,获奖作品都得到了这样的赞誉:“美国最负责任的写作和最优美的文字”——这是对非虚构比较精炼的概括。正如赵云芳在《非虚构的两翼:诗性与真实性——从普利策“非虚构奖”50周年想到的》一文中说,“普利策奖一直都尊崇着真实性与诗性的双重标准。而在普利策的所有二十一个奖项中,能将这种真实性与诗性更大程度上进行完美融合的,则非‘非虚构奖’莫属;在所有的‘非虚构’获奖作品中,‘最优美的文字’所营造的一种诗性,无疑又都建立在‘最负责任的写作’基础之上。否则,一切文字的堆砌,都有如沙漠蜃楼,毫无根基,也无意义”。西方作家巴巴拉·W·塔奇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她本是一个五十岁的家庭主妇,三个孩子的母亲,以及纽约一个著名医生的太太,她虽然毕业于哈佛大学女子学院,但其论文却得了‘了无特色’的评价。谁知就是这个各方面似乎还没准备好的母亲型作家,却写出了美国文学界‘最好的历史作品’。当时的肯尼迪总统特别订了一本送给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为了表彰塔奇曼在叙事风格上的杰出贡献,美国普利策奖委员会打破‘禁止颁发历史类奖项给主题与美国无关的著作’这条限令,挖空心思找到一个名目,颁给塔奇曼一个奖项叫‘总体非文学类奖’。美国评论界称赞《八月炮火》之所以成功,是因其‘细节丰富、描述生动’,‘以散文叙事风格写作,文字剔透、清晰、慧黠、练达且诙谐’,‘描述一九一四年八月战事手法悬疑性十足’。总而言之,塔奇曼创造了非虚构类作品新的历史”。“而另一《高危地带》虽然被《纽约时报》评为非虚构类畅销书第一名,但却被另一些报刊评价为‘一部快节奏的引人入胜的医学惊险小说’,‘一本引人入胜的纪实性惊险小说’。而实际上它却是地道的美国版的报告文学:‘故事是真实的,人物也是真实的。’作者在谈到他在描述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样的小说笔法时说:‘这种心理描述基于我对当事者的采访,其间他们回忆起当时的想法。’‘我尝试着看透人们的面容而窥视他们的心灵、倾听他们的语言,从而进入他们的生活,其结果是我无法想象的’。”(13)

   获得文学奖项不是评判作品质量的唯一标准,但确实是提高文学传播效果的高效方式。尽管有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韩等文字,但是是否真的在国外获得实质性的关注,或是说中国非虚构文学国际影响力究竟如何,尚且让我们留有期待。还有一点,“有些汉学家在选择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西方读者时,可能会将集体无意识带进去,他们往往把一些‘闯祸’的作品视为‘异识’作品,这些作品一旦被纳入这种意识形态系统,其文学价值便会大大增量。这些作品也因此变为名作、名著而广为流传”,(14)这在非虚构文学中尤其应该被注意。因为非虚构文学说书写的内容一定是得到“真实”验证的,当他们被作为艺术文化作品走向世界舞台时,这些文本一定程度上起到介绍和传播中国的作用。读者,甚至是对中国毫无了解的人,很容易因为非虚构文学了解中国、产生对中国的印象。那么,中国非虚构文学从创作之时就应该知道它承载着的责任。

   在文学传播的途径方面,中国非虚构文学正在经历着媒介转向,并且这将很有可能将非虚构文学从中国百年文学史“重虚轻实”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受媒介技术更新和文化发展等影响,文学书写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也为非虚构文学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以影视政论片(报告文学与媒介的联姻)、传记文学电影(传记文学与媒介的联姻)、纪实专题片(纪实文学与媒介联姻)、纪录片(非虚构文学与媒介联姻)等为代表的非虚构文学大众传播媒介化后,在文本的宽度和深度方面都有了拓展,在作者创作和读者接受方面也都被创新了。比如说纪录片的非虚构形式被看成是一种语言表达,是包含文字语言、声音语言、图像语言在内的复杂的多媒体语言形式,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它通过对中华各地美食的非虚构描述,来展现食物给中国人生活带来的仪式、伦理等方面的文化。央视纪录频道总监刘文在《舌尖上的中国Ⅰ》新闻发布会上说,“以美食作为窗口,让海内外观众领略中华饮食之美,感知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变迁,进而领略中国人对于生活的热爱,这是《舌尖上的中国》努力追求的目标”,(15)相较于其他表达方式,非虚构是有绝对的优势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富戏剧性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这种地理跨度有助于物种的形成和保存,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多潜在的食物原材料。为了得到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采集,捡拾,挖掘,捕捞。穿越四季,本集将展现美味背后人和自然的故事。”——这句话是《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第一集的开篇语。一语中的,为整部纪录片奠定了明朗的基调。在《自然的馈赠》中,选取了松茸、笋、诺邓盐、藕等四样最具代表大自然送给人间的食材作为纪录对象。数十分钟的纪录片里,随着解说词的指引,我们从香格里拉的原始森林,穿越到浙江的毛竹林,再到了云南大理北部山区,乃至湖北的嘉鱼县。只有一千字的解说词,却向我们叙述了四个美食场景:藏民丹增卓玛和妈妈凌晨三点就出发,步行三十公里,小心翼翼采集松茸;与笋常年打交道的老包只需要看一下竹梢的叶子颜色就能知道笋的准确位置;云南山里人老黄和儿子熬盐制作火腿;“从老家安徽赶到有藕的地方”的安徽人——圣武和茂荣是兄弟俩等故事。此外还有,《大国外交》《我在故宫修文物》等深受大众喜爱,兼具艺术价值的非虚构作品。

非虚构文学的媒介转向紧贴大众,在精英文化和大众审美之间找到平衡。语言文字媒介是一种抽象符号媒介,它必须通过语言文字的中介来间接地诉诸人的感官;而电子媒介则是作用于视觉、听觉、触觉等全息感官,通过具象符号更为直接地传播。相对于传统的、付诸于纸张的文学载体,在媒介融合之后,全球化和无实物化使得文学以全新的姿态绽放魅力,主要表现在传播速度、传播广度、传播维度上的增强、扩张和拓展。如果说过去普通读者之于精英写作的报告文学的关系是“接受式”的,犹如传播学中的“魔弹论”所形容——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身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它们能够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动,那么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深入,读者对非虚构的审美需求与作家创作初衷就变成了“互动式”的关系,即拉扎斯菲尔德所说的“有限效果”。大众传播没有力量直接改变受传者对事物的态度,在人们作出某种决定之际,许多其他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的既有倾向受传者对信息的需求和选择性接触机制,群体归属关系和群体规范,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人际影响等等。一方面,伴随着全球化进入中国,过去一度被精英知识分子奉若神明的高雅文化已被渐渐放逐至普通人生活的边缘,大众文化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知识生活和娱乐生活,而且也影响了人们的文艺审美趣味,且越来越显露出其消费社会的特征。比如央视一档很具人气纪实节目《见字如面》,在播出的高峰期节目连续十周蝉联网络热议第一名。它选取阅读私人书信的方式,将非虚构文本放置于媒介渠道进行大众传播。书信,是最早的非虚构文体,在当初写作时也许并不是为了给外人看的,所以最有可能保存真实的信息。正是因为它们的真实,才使得受众能感受到非虚构的震撼力量。“它必须能为今天的人提供对历史、社会、人情和人性的认知价值。能发发大家的独立思考。在我看来,这是我们所有人进行精神产品消费的最核心利益……大家讨论得带激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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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吴学术》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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