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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

更新时间:2019-09-09 19:26:58
作者: 李强  

  

   (一)对中华文明特征的深入思考

  

   上文已述,在中国社会科学的主干学科中,社会学是最重视本土化的。而且,随着实证研究的深化,社会学的本土化、中国化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社会学重视本土化与社会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密切相关。社会学历来强调从总体上把握对事物的认识,强调对于社会的综合性认识,而对社会的整体把握,必然涉及到了对于社会文明形态的认识。对于当代的主要文明形态,学者们常常是各执己见,有认为是5种的,也有认为是7种的,不管具体分类是多少种,“所有学者都承认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独特的中国文明”。

  

   对于中国文明、中国社会的认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学界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作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思更多地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分析中国文明的,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一直给我们以重要启发。为学者所熟知的,马克思在非常经典地总结自己思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更关注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所有制形式”,强调这是一种建立在家庭和扩大的家庭基础上的共同体。“家庭和扩大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这与学界关于中国自古是一个家族、宗族社会的看法是一致的。今日中国文化中的家庭血脉特征虽然因现代化进程和独生子女家庭小型化而有所弱化,但是,社会学研究证明中国人对于家庭血脉还是有超强关注的。马克思还强调了亚细亚共同体的集中统一的特征,他说在亚细亚各民族中水利工程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此外,马克思还指出:“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

  

   (二)本土化的核心是对于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化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一个最为基本的话题: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中国社会?这是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界讨论得最为核心的话题。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在学界是个长久的话题,随着现代化的深化,我们还是不断地有新的认识。笔者试从社会学角度阐述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超巨型人口社会。据人口统计,中国清代人口激增,从宋、明峰值期的1.1亿人增长到清晚期的4亿人以上。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为6亿人,此后一路攀升,直至今日的近14亿人。超巨型人口社会的直接后果是人均资源极为匮乏。例如,我国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不足三分之一,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为贫乏的国家之一。对于基本国情的认识,陈云同志的六个字很深刻,“人口多、底子薄”,告诫我们不要头脑发热。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的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时至今日,我们的经济总量虽然巨大,但人均水平受到严重约束。对于近14亿人口的社会来说,能够让每一个老百姓过上小康的生活,始终是最为重大的任务。所以,民生问题始终是我们的最大问题。当前我们试图建立覆盖每一个人的现代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迄今还没有办法做到全国统筹,遇到的最大难题还是超巨型的人口社会的难题。14亿人口的乘数效应也是惊人的,譬如如果多数人乱扔垃圾那就会成为一场灾难,所以,提高每一个国民的基本素质也是巨大难题。

  

   第二,这样的超巨型人口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呢?这就涉及到了中国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贫富差异巨大的社会,处于权力中心的皇权垄断了巨大财富,广大农民是很贫穷的。中国自古城乡差异就十分明显,历史上曾有“国人、野人”之分。这种巨大的社会差异是以身份等级为基础而存在的。人们日常生活中常有人分三六九等的说法,《左传》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国语》中也有“明等级以导之礼”的观点,再者有所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的区分等。身份等级的意识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影响极其深远。不仅梁山泊好汉注重排名次,时至今日举办会议活动,排名次、摆桌签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身份等级尤其容易与官位相结合,官与民是自古以来的基本社会分层,所以亦有称,中国是官民社会。这种身份等级的陋习,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曾被大家所唾弃的东西,在今天的生活中又卷土重来,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身份等级的现象仍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大城市买房等受到户籍身份约束,学生参加高考也会受到户籍身份的严格约束。此外,中国自古是一个精英社会,即主要由精英操控的社会。自科举以后创造了选拔精英的重要渠道。时至今日,全民高度关注的“高考”,其重大社会功能仍然是选拔精英。

  

   第三,中国的政权特征。中国自秦以来奉行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前,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奉行的是君主专制体制。应该承认这样的体制机制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1911年以后开始尝试学习西方的民主共和体制,但是屡屡遇到水土不服的难题。新中国以来,我们的经验教训颇多。党和政府居于主导位置上是我们的优势,集中统一管理,举国体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权力过分集中也显然有弊端,对于这种弊端,党中央的文件曾经有非常深刻的批判。改革开放以后,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大作用,由此带来了经济的极大繁荣。所以,要认真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平衡关系,发挥多个积极性而不是一个积极性。当然也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一元化。梁漱溟先生很早就阐释了中国政治权力一元化的特点,他说:“此所云权力一元化,是指中国从来没有,亦永不发生‘钳制与均衡’的三权分立的事。”梁先生还深刻剖析了西方国家为什么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历史原因。当然,我们的体制机制也还处在深化改革之中。邓小平说:“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不搬用西方的三权鼎立,但是也必须约束公共权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应该承认,究竟怎样将中国的集中统一管理的一元化机制与现代民主相结合,很大程度上还在探索之中。然而,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邓小平同志给予了明确的回答:我们评价政治体制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第四,家庭伦理本位社会。中国自古不是宗教社会,那么我们依靠什么维系社会呢?就是依靠家庭伦理本位的精神理念维系社会。我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奉行家族、宗族基层自治,族长、士绅阶层在自治中发挥重大作用,在这种基层自治体系中有所谓皇权不下乡之说。由于家庭关系、家庭伦理的核心位置,自古也有“以孝治天下”之说。进入现代体制以后,家族宗族机制虽然解体了,但是,家庭仍然是最基本的社会生存单元。夫妻、父母子女、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等,仍然是一个经济社会交往、互助,情感相互依托最为密切的社会共同体。梁漱溟研究发现,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家庭成员在经济上是一个共同体,亲密的家庭成员之间财产是共同的,梁漱溟称之为“共财”或“通财”。笔者在1998年的全国调研也证明,当职工失业下岗遇到经济困难、就业困难时,更多地是从家庭亲友方面得到了帮助。,130改革开放40来的社会学研究证明,任何一项社会政策如果尊重、维护家庭共同体的利益,就易于实施、易于推广,进而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大动力。反之,如果忽视或无视家庭共同体利益的政策,不但极难实施、屡屡受挫,也会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伤害。众所周知的例证就是改革开放以前的“人民公社”实验。成立人民公社,打碎家庭作为经济单元和生产单元的社会结构,让每一个农民都成为“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完全忽视了农民以家庭为纽带的经济利益共同体,结果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极大伤害。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果断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回归了家庭本位、家庭经济共同体,结果极大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没几年粮食问题就解决了。今天农村经营中虽然创新了很多新的模式如公司加农户模式、农村新型合作经济模式,但都是建立在家庭经济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家庭是命根子、是核心,家庭利益至关重要。当然应该承认,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家庭小型化对于家庭伦理本位的信仰信念体系是重大冲击,实施二胎政策以后,略有一些缓和。

  

   社会学是从中华民族的信仰信念体系角度来认识家庭功能的。上文已述,中国自古不是宗教社会,社会道德、信仰价值观的形成都依据于家庭伦理本位,家庭崇尚是民族崇尚的基础,家庭伦理本位的内在约束是中国人行为内在约束的基础,对法治社会的建设、对中华民族信仰信念构建的意义都至关重要。

  

   除以上四条以外,也还有其他很多特征,比如在社会关系的处理上,是一种“整体利益社会”思维,将整体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强调国家整体利益和个人对于国家的效忠。这种整体利益又得到了土地公有的支撑,这与“个体本位”的西洋社会完全不一样。在社会意识形态上,非常强调社会秩序、社会稳定的重大意义,长久以来形成了“治乱兴衰”的观念,好的社会就是“大治社会”,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坏的社会就是乱世的发生。还有崇尚礼仪社会、和谐社会等,囿于篇幅,恕不赘述。总之,社会学的本土化就是依据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化而调整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这种认识的深化没有止境,社会学的本土化也没有止境。

  

三、我国社会学对中国现代化与转型的研究


   (一)对中国社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实现现代化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自20世纪初叶的社会大变革以来,中国人已经为之奋斗一个多世纪了。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正值中国改革开放起步时期,当时多年困扰国家的“文革”刚刚结束,全体国民极为振奋,一心一意要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究竟什么是现代化呢?按照当时最广泛的说法是“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这种将现代化理解为四个部门的现代化的思想反映了当年中国人的认识水平。如上文所述,1979年底,邓小平同志规划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想法,提出了国民生产总值1 000美元的指标。在这个阶段,社会学界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化做了深入的学术研究。其实,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见过现代化,也并不能深刻认知什么是现代化。既然自己不懂那就虚心学习,当年影响比较大的是80年代初,社会学界请来了美国研究现代化的著名学者英格尔斯(Alex Inkeles),他介绍的现代化指标体系流传很广,共11个指标,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 000千美元以上、非农业劳动力比重70%以上、城市人口比重50%以上等。这些在当年中国人看来都是高不可攀的指标,其实在今日中国大部分都已经实现了甚至是超过了。

  

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来,社会学者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尤其是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认识不断加深,主要关注于四个方面。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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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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