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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卡马斯:调和激进哲学与民主政治:阿格妮丝·赫勒和布达佩斯学派的著述

更新时间:2019-09-05 07:00:27
作者: 安东尼·卡马斯  
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制约着他们的意识。⑨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Marx 1978,145)⑩然而,马克思还认为,人不仅仅是这个总和。同样的,人们通过内化他们的社会关系总和或者仅仅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得到的社会条件并非完全地和不可避免地具有决定性。否则的话,马克思如何能够断言,人创造他自己的历史,即使在并非是他自己选择的条件下,人也创造了他自己的历史呢?(Marx 1978,595)因此,社会条件产生作用的地方也是批判性反思的地方,也是这一过程的自觉实现。因此,它也是反抗日常生活同化力量的地方(在思想和实践中)。因此,我们发现,日常生活中存在着相互依赖而又相互冲突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使日常生活得以运行。一方面,我们在自己内部并通过我们发现了日常生活再生产自身的过程;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个人通过各种努力去理解和摆脱这个过程。尽管赫勒在特性的人与个体之间的对比中表达了这种矛盾,但卢卡奇在更抽象的黑格尔式表述中也存在着同样的互动:日常生活是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一致(Lukács 1975,74)。然而,解放的过程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卢卡奇悲叹道,“整个历史过程中走向自觉之路并没有变得更加平坦,反而变得更加艰难和费力”(Lukács 1971,24)。

   然而,赫勒和布达佩斯学派表明,无论结果如何,朝着人们理想的方向进行这样的斗争实际上是一种崇高的努力。他们认为,即使人追求的愿望和需要最终不能实现,但追求自主性和社会自由本身也会赋予生命以尊严和意义。在她的同事中,赫勒是第一个在论证过程中以简单而优雅的方式深入研究了特性和现实存在社会主义的物化条件,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我该如何思考,我该如何生活和我该如何行动?(Heller 1984b)在寻求使多样化的人类需要和个人表达方式同质化并对其进行操控的社会中,这些看似无害的问题是政治上的炸药。它们相当于第一次叫喊着皇帝是没穿衣服的。

  

   三、特性,或并不活着的生活(11)

  

   当我们日常生活的剧本开启时,我们发现我们的主人公处于一种“特性”的状态。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没有把他的自主性作为生活方式的人,他只是选择了他所出生的那个社会允许并产生的社会角色和需要的表达。然而,这种描述更像是一种理想的类型,而不是精确的描述。赫勒发现了不同的特性,她提醒读者,她的描述代表了因人而异的行为趋势。因此,就此而言,人们发现特性的人要么不加批判地生活并再生产一种被外在地决定了的生活方式,要么意识到对他的约束和他们的专断,但由于感知到了不合常规的后果,因此会选择继续生活。(Heller 1984a,20)

   为了挑战赫勒的清晰和自觉宣称的规范性偏见,就要坦白地问一下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否如此不合理或不人道化。在所有可能的最好世界中,主体(而不是公民,因为他们显然没有主权)表现出的这种循规蹈矩似乎是合理的,甚至是令人钦佩的。然而,在全球范围内,特性的人的实际的历史背景几乎不应被误认为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即使在相对富裕的社会中,真正的政治缺陷依然存在。简单地接受这样的问题,就会暴露出使这些社会在一段时间内变得更好的关键性政治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赫勒所说的排他主义的(particularistic)生活方式证明了人们在前一种情况下缺乏批判性的自我意识,在后一种情况下又缺乏自尊和责任感。

   既然我们已经给了这部剧的反面人物一个名字和一张面孔,那么对于人与社会的特性是什么还有更多的话要说。就人们的主观道德和政治生活而言,特性是一种物化形式[Verdinglichung]。关于整个社会的性质,物化的生活方式创造并维持着异化的和非人道的政治关系。这个问题的表述将特性的人置于政治戏剧的核心位置,它不仅通过把邪恶永久化而赋予他以这一角色,而且还隐含地将其作为主人公的一部分。作为对恶意毫不怀疑的工具,特性的人是由制度再生产的物化的主体,他同时也再生产了制度。只有当这个复制性的再生产的人与自己决裂,并选择去思考自己的想法时(12),他才开始成为主人公。但是,这种“双重意识”在我们的戏剧中出现了;我们未来的主人公必须首先意识到并反抗他的特性状况。

   物化是异化的一个具体的方面。卢卡奇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种现象在认知上和物质上的动力。将来自德语的这个概念恰当而又笨拙地翻译成“物化”,这让英语人士对这个术语有了更多的理解。尽管目前的用法与卢卡奇的表述是一致的,但科拉科夫斯基关于物化的明确和简洁的定义特别有用(并且与卢卡奇一致):

   把所有人类产品和个人转化为在数量上相似的物品;人与人之间的本质联系消失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存在隔阂;个人的责任感丧失、人们被贬为理性化的制度所施加的任务的执行者;由此产生的人性扭曲、人们的联系枯竭、团结的丧失、缺乏公认的艺术作品标准、“实践”成为一个普遍的创造性标准;由于不同生活领域的分离,尤其是被视为独立于所有其他方面的生产过程的支配地位,而导致的真实文化的丧失……(Kolakowski 1978,334-335)

   通过这个定义,我们可以了解排他主义生活方式的深远影响。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对他律的意识或在策略上接受他律,所以特性的人——一种由需要和外在于自己的力量所构成的对象——物化了。失去个人的自主性也会导致责任的丧失,因此,失去的是与他人建立自由关系的经验。政治和文化的大众化和官僚化只是物化的排他主义生活方式的最明显影响。消除政治团结和对人民痛苦与需求的同情,是这种政治现象的无形的,可以说是最具腐蚀性的方面。通过加强给定条件的不确定性,无论这些给定的条件有多么不充分,但是物化的生活证明了对政治变革前景的漠视和自欺欺人的态度。

   通过自己的批判才能和激进需要的僵化,每个特性的人带来的是一种自我异化的状况,因此也是政治异化的状况。然而,在思想家中间,甚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异化并不是一个清晰的或一致的概念——而且当考虑到该术语的存在主义定义时,异化概念变得更加复杂。在赫勒的思想中,这一术语的发展方式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观点,从而对这一现象有了新的认识。一般而言,异化表征了人们创造力的外化方面是如何将它们作为相异的、敌对的实体来面对的。赫勒和她的同事们将异化理解为影响东西方社会的问题,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而不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本质性方面。在驳斥本质主义者(海德格尔)的论点中,赫勒写道:

   然而,我否认日常生活必然会被异化。归根到底,日常世界异化的原因不在于它的结构,而在于那些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异化关系借之成为典型关系的社会关系。(Heller 1984a,257)

   循着赫勒的思路,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从特性的人的物化状态开始,我们就开始了解处于异化状态的日常生活的微妙活动。其中,赫勒对特性人的批评也是她挑战一般性异化的策略。她试图通过物化的主体来挑战更大的异化过程中的一个具体事例。正如阿多诺所指出的,“物化的意识是物化世界整体的一个要素”(Adorno 1973,95)。

  

   四、激进需要的力量

  

   社会是否允许表达或寻求压制一个人的激进需要,这成为日常生活中人的物化程度和社会异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根据赫勒的观点,激进需要是:

   在一个以依附与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内部产生的,但在这样的社会中却不能得到满足的所有需要。它们是这样一些需要,即只有当这样的社会被超越,这些需要才能得到满足。(Heller 1984b,138)

   到目前为止,自主性和人的尊严被称为激进的需要;无论是前东欧社会还是西方社会,这两者在当时和现在都属于赫勒的定义范围。自主性和人的尊严也许是激进的政治需要中最基本的。前者是因为它关乎自己的生命权,后者是因为它意味着相互承认自由人之间的自主性。虽然人的尊严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自主性,但它同样是基本的。在反抗自己的特性状况之前,一个人可以承认在为自己和他人获得自主性过程中的人的尊严。激进需要的表达可以成为思考和挑战给定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形式的进步社会力量。

   对需要的专政试图通过“社会的整体化和同质化”来压制激进需要的自由多元表达。(Fehér,Heller,and Márkus 1983,289)根据费赫尔的说法,这个过程对这个专政的主体有双重影响:它要求其主体与现存秩序相一致,并且这样做,它就延续了反启蒙(de-enlightenment)的过程。(Fehér,Heller,and Márkus 1983,194-196)当然,双重效应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现象,而且主要是人们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特征。此外,对需要的专政的这些方面共同创造——并且再生产——特性的人。关于这一分析与西方自由社会的相关性,人们只需要考虑赫勒的思想和阿多诺关于文化产业(Adorno 1981;Horkheimer and Adorno 2001)的著作或者马尔库塞关于虚假需要的产生和后续满足的讨论(Marcuse 1964;1969)之间的相似性,这些往往混淆和阻碍了人们的激进政治需要的表达。

   就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内部对一致性的需要而言,显然仅仅是体制改革不能减轻这种强加的压力。赫勒解释说:

   现存体制从规定性上就排除了所有在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具有替代性方案的组织,并有提出这种替代性方案的可能性。它同时排除了个人与独立于国家的集体之间的契约关系。现存体制压制市民社会。它的理想类型、其明显的(或隐藏的)目标是整体化,即社会完全服从于国家。(Fehér,Heller,and Márkus 1983,156)

   反启蒙(de-enlightement)的过程是一种更微妙但同样普遍的力量,它经常破坏在日常生活中更为迅速地单独表达非同一性的可能性。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们通过批判性思想,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也就是对宗教和神话的教条式的神秘化)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康德为启蒙提出的座右铭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13)然而,与在对需要的专政之下所发生的事情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启蒙需要运用自己的理性,那么反启蒙就要求人们永远不要运用自己的理性,而是应该依赖于集体智慧,而不是人们自己的智慧。如果启蒙要求人们在行动之前进行反思,看看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那么,反启蒙则要求一个人不应该反省,而应该毫不犹豫地服从整体。启蒙强调个人责任,而反启蒙则用纯粹服从取代个人责任。反启蒙将人类从道德、思想和政治自由中“解放”出来。(Fehér,Heller,and Márkus 1983,195)

当我们理解了对同一性的需求是如何与这种反启蒙的过程相结合时,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个人和社会物化的深度就越来越清晰。通过这个双重过程,苏联体制所生产的特殊形式的“主体性”,不过是来自表达和探索人自身的需要、可能性和想象力的人类异化形式。赫勒解释说,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激进的自我异化“具有特别严重的心理后果。人们不仅失去了为自己思考的能力,还必须假装自己仍然是在为自己思考。对具有所有实际意义的教条的最终解释必须被积极地接受,而不是消极地接受”(Fehér,Heller,and Márkus 1983,195)。在这个意义上说,异化是自我异化;但一个人积极参与自己的异化也意味着他可以挑战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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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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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交流 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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