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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铁川:香港回归20年来的法治进步、不足和展望

——从若干司法判决看香港法治生态发展

更新时间:2019-09-04 06:57:31
作者: 郝铁川  
而不是只有特区法院主动提请才能释法。正因为一些人国家意识薄弱,围绕《基本法》的实施,才产生了一些本来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香港回归20年来,香港社会的国家意识确有提高,从而对“一国两制”的认识在加深,但由于诸多原因,香港社会总体上国家意识仍显薄弱,仍然是全面实施《基本法》的障碍。

   早在2004年9月,梁爱诗女士就指出:“虽然《基本法》实施至今已经差不多七年,但是《基本法》许多方面仍未得到广泛认识。我们倾向强调‘一国两制’中的‘两制’部分。当然,在香港和在海外,了解内地和香港的制度有何不同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一国两制’中的‘一国’部分也同样重要。”[5]

   2006年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王鸣女士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就指出,香港青年虽然基本上是认同“一国两制”,但是对“一国两制”、《基本法》、国情缺乏了解,而且没有去读懂、了解的愿望。这一情况引起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先生的高度重视,他说,加强教育,特别是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很重要,我们要加强这个工作。⑥

   2013年3月,谭惠珠女士在全国“两会”期间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也指出,回归十多年来,香港社会在推介《基本法》时,80%的只讲“两制”,不讲“一国”。

   2013年5月5日香港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椒芬出席有107位香港市民参与的香港电台《众言堂》节目后,在《明报》撰文指出:“两个小时的对谈,使我深深体会‘一国’与‘两制’之间的矛盾,亦加深我对香港前途的忧虑。矛盾的根源在于香港人普遍缺乏国家观念,两地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亦很大。有发言者无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政地位,认为国家并没有依法治国,因此质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香港是国际城市,无论城市规划、社会制度、专业标准、生活方式大都与世界接轨,难怪香港人都期望政治体制与联合国的准则看齐。但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香港是中国境内一个特别行政区,并非独立的政治实体。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中央具有实质管治香港的宪政权力,会从国家整体发展的视角看香港的民主发展对内地可能产生的影响。”⑦

   王鸣、谭惠珠、罗范椒芬三位女士的上述感慨,不仅透射出了回归以来香港《基本法》融入港人生活的艰巨性,更反映了在香港准确普及《基本法》的急迫性。香港社会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社会群体和价值观的多元。没有多元,社会就没有活力,但若无基本共识,社会就必定崩溃。香港社会最根本的共识就是《基本法》,如果没有这一共识,就没有香港的顺利回归,就没有香港社会总体上涛声依旧的繁荣稳定,就没有回归以来国际社会对香港落实“一国两制”的普遍好评;如果这一共识不牢固,香港社会就会充满不稳定性或不确定性,就会使综合竞争力慢慢削减;如果这一共识被打破,香港将会产生巨大的震荡。

   相对而言,香港社会的国家主权意识的整体水平既不如大陆,也不如澳门特区。

   1.香港是一个历史上政治移民为主而形成的城市,与内地有着一言难尽的恩恩怨怨。

   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后,与共产党作对的势力来到香港一百多万人,新中国成立后偷渡到香港的近百万人。这些人对共产党心存芥蒂是无疑的。香港虽然是个国际大都市,开放度高,但有百万人没有来过内地,对内地缺乏现实了解。

   影响一个人价值观念形成的因素,主要包括家庭、学校和媒体。家庭往往与内地有历史恩怨,学校长期不把中国历史和《基本法》当做必修课,相关教材内容对内地体现出敌意,许多教师加入了对内地很有偏见的教协组织。香港媒体一般信奉“负面才是新闻”的理念,对内地负面报道很多,正面较少。立法会里的反对派很会抢镜头、制造议题,吸引港人的眼球。这些无疑会影响到港人对国家的认同。

   2.外国反华势力没有放弃“分化”或“西化”的企图。这一点是香港一些人不愿意承认的。为什么不愿承认?一是价值观念认同“西化”,这是因为香港毕竟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文化和西方价值观念是同质文化。二是对外国干预香港特区的内部事务事实麻木或不以为然。

   第一,回归后英国并没有放弃对香港事务的干预。根据李晓惠《迈向普选之路——香港政治发展进程与普选模式研究》一书的研究,英国人干预的具体手段,是英国政府通过每半年向国会提交一期所谓《香港半年报告书》,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往往引发中英双方的交锋。例如,2004年7月20日,英国政府向国会提交《香港半年报告书》,公然指责中国政府介入香港政制发展。英国驻港领事柏圣文于同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声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运作出了问题。当时正值香港社会酝酿2007/2008年政改方案。英国政府高调发表干预香港事务的言论,目的是企图插手香港的政制发展。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杨文昌和外交部的发言人,都对英国的言论严词批驳。英国在这次交锋中领教了中国坚定的原则态度,在以后的报告书中比较谨慎,不敢轻易刺激中方。2013年9月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施维尔声在《南华早报》和《明报》发表文章,称“英国也随时(为香港普选)准备提供任何支持”,受到了外交部、外交部香港特派员公署和香港各界的批驳。

   第二,美国把香港作为干预中国事务的重要阵地。

   美国介入香港事务在回归前虽已开始,但高峰期则是在2002年到2004年香港进行落实《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和人大就香港政制发展进行释法并作出决定,否决2007/2008年双普选。美国干涉港事的目的,除经济利益外,更重要的是利用香港问题干预中国,服务其“重返亚太”、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美国介入港事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政制发展、人权问题、高度自治。其中政制是重点。美国干预的方式,既有官方直接插手,也有运用民间力量介入,包括发布法律及政策报告、公开声明、官员谈话、公开支持反对派、支持涉港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在香港搞颜色革命等。[6]318美国在香港有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战略利益。美国力图“填补”英国撤退后产生的所谓“国际真空”,全面干预香港事务。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庞大经济利益驱使。回归前美国与香港的经济联系远远高于英国,仅次于中国内地。回归以来,美国在香港的利益更加庞大,香港每年大约有100万左右美国游客进出,有6万美国公民在这里生活,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社区”。2006年,美国对香港出口达178亿美元,香港成为美国第15大出口市场;美国在香港的直接投资则达379亿美元;在香港的美国公司约1200家。至2009年底,美国在香港的累积直接投资总额市值达407亿美元,2009年,美国对港商品出口总额211亿美元,进口总额36亿美元,贸易顺差近176亿美元,较2008年增加25亿美元。20l0年,美国对香港出口上升至266亿美元;香港成为美国第12大出口市场。2011年美国在港的地区总部/地区办事处/当地办事处总数为1328间,其中300多家在香港建立了地区总部。二是利用香港遏制中国的崛起。一方面,在美国看来,美国过去长期将重点放在所谓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民运”分子、持不同政见者身上,包括提供大批资金,但效果不佳,搞不到中国内部。但重点放在香港则可以搞到内地。在美国看来,台湾与大陆分离,“统独之争”掩盖了台湾所谓民主示范的功能。香港则不同,如果在共产党政权下的土地上,有那么一小块地方不受管治且实行西方式民主,对中国其他地方的影响是巨大和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安全、资源、市场、技术、资金等诸多方而都依赖与外部的正常交流,香港的“桥梁”作用短期内尚无可取代。搞香港也就是从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入手,遏制中国的实力陡增。从香港入手就是“掀桥板”,加大中国实现增长的成本与难度,阻止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快速增长。这是美国政府认为最可行、也最易达到目标的行动方案。

   美国介入香港事务的重点是政制发展。1997年香港回归后,美国介入香港事务主要集中在三个议题上:一是政制发展,二是人权问题,三是高度自治原则,其中的重点是介入香港的政制发屣。美国干预香港事务的主要方式,既有官方的直接插手,也有运用民间力量予以介入。“维基解密”是专门公开匿名来源和网络泄露文件的网站,成立于2006年12月。创办人为阿桑奇。2011年8月底9月初,“维基解密”公布了美国25万份外交密电,其中约950份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发往华盛顿的报告,从时间上看,被公开的主要是1999年9月至2010年2月的密电。其中又以2005年至2009年为多。此期间,美国驻港总领事是郭明瀚和唐若文。

   从“维基解密”披露的电文内容来看,美国驻港总领馆干预港事的秘密材料,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美驻港总领事馆干预香港政制发展。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曾就香港政制发展问题向特区政府提出过带有干涉性的意见,包括曾要求行政长官曾荫权取消区议会委任制。⑧二是美驻港总领事馆与反对派头面人物关系密切,陈方安生要求美国干预港事。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与陈方安生、李柱铭、陈日君、黎智英等关系密切,其中与陈方安生关系更密切。2009年陈方安生与美国总领事会面,表达对特区政府推行的国民教育、“爱国教育”极为不满,之后的主要工作,是走进校园,抗衡特首曾荫权和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积极推广的“爱国教育”。⑨三是美驻港总领事馆物色在港政治代理人。当李柱铭退任民主党主席和立法会议员之后,美驻港机构准备物色有“潜质”人物作为美在港的政治代理人。陈方安生推荐了公民党前党魁余若薇,称余氏是最适合接替李柱铭作为领导整个“泛民”的共主。

   “维基解密”披露美国驻港总领馆的秘密报告,是美国干涉香港事务的最好注脚,让世人不仅看到美国如何通过香港本地的反对派向香港渗透,插手香港事务,而且看到美国在港确实有自己的政治利益代理人。“维基解密”的最大功劳,是让人们看到,美国干涉香港事务不仅仅是外交层面的角力,而且在香港本地有实实在在的行动。这对于那些认为“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只是外交辞令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清醒剂。

   3.香港反对派对香港管治权的觊觎。1987年4月16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尖锐指出,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香港回归后,一如邓小平所预料的那样,香港确实存在以推翻内地社会主义制度、夺取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为目的的反对派,他们与外国反华势力和中国台湾地区“台独”势力相勾连,频频在香港举行一些挑战香港基本法的反中乱港活动。

   西方政坛有“忠诚反对派”之说,这一概念源于英文“Loyal Opposition”。早年在英国或其他英联邦地区的国会中拥有最多议席的在野党,被称为“女王陛下的忠诚反对党”,他们反对执政党的政纲政策,但忠诚皇室及整个制度,尊重国家主权,不会引入外来势力干预本国内部事务。1940年美国大选中败选的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基在败选演说中强调,自己在未来四年的责任,是充当一个忠诚反对派。他说:“让我们不要陷入党派之争的错误中,徒然为反对而反对。反对之目的,必须是为了成就一个更强大的美国,而不是为了削弱之。”⑩这段话对“忠诚反对派”作了精彩的论述,广为人知。

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反对派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香港的某些反对派恰巧不是西方通常的那种“忠诚反对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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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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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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