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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德国公司法中“共同决定”的历史起源与借鉴

更新时间:2019-09-03 08:05:39
作者: 崔之元 (进入专栏)  
而非先于政治过程而存在。

  

   与此相关,可以回头看一下美国29州公司法的变革。这是我1996年一篇文章讨论的问题。美国公司法的变革,与敌意收购有关。宾夕法尼亚州第一个提出,敌意收购不能只考虑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还要将其他利益相关者(例如企业雇员)考虑在内。恶意收购者仅仅保证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不一定可以收购成功。1989年,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提出新的公司法议案,包括“任何股东,不论拥有多少股票,最多只能享有20%的投票权”等四条新条款。尽管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但其他20多州均采用了类似宾州的新公司法。

  

   玛格丽特·布莱尔的《所有权与控制权:面向21世纪的公司治理探索》[2]一书中提出,将股东视为公司的“所有者”是一个错误,公司经理应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全部“利益相关者”负责。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股东的“利润最大化”和社会财富生产及分配的“帕累托最优”之间,在公司预算平衡的条件下存在冲突关系:“利润最大化”体现的是股东方的个体理性,而“帕累托最优”体现的是集体理性;预算平衡是对公司财务的硬性约束,公司卖出产品的利润总收入必须不小于在公司团队内部分配所需总金额。预算平衡条件下,公司的全体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之间,必然是不可同时实现的。

  

   1996年我发表了讨论“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的文章,重点是讲后福特主义。[3] “后福特主义”体现的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福特公司发明了流水线作业模式,在装配线上不要求工人有任何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工人只是一道工序的工具。1907年福特刚建成生产线的时候,很多流水线上的工人都是不会说英语的外来移民。流水线作业生产的产品是标准化的,不考虑消费者的特殊需求。但是,现在出现了定做产品的需求,比如定制轿车。根据消费者的要求而生产,与福特打造的流水线规模生产不一样,被称为“后福特主义”。“福特主义”的核心在于节约固定生产的成本,将生产过程中需要一次性投入的固定成本重复利用,以降低单位产品中这部分的成本。丰田汽车后来曾对福特的生产模式进行了部分革新,提高了装配线硬件更换效率,可以较好的满足客户定制的需要。后来日本有人指出,丰田的技术革新与“鞍钢宪法”存在关联。丰田本来是一个纺织企业,后来转型,将汽车生产销售作为主营业务。况且丰田面临着日本街道窄、国土狭小、仓储成本高等不利因素,而后来丰田推行“无库存”生产方式,主打节油型车辆,也都与此相关。丰田采用的“无库存”生产方式,可以督促各个生产环节来积极地解决某个环节上所出现的问题,这就要求劳动者积极参与到生产中来,了解整个生产流程,强调其主体性和主动性,有人称之为“装配岛”(assembly island)而非“装配线”(assembly line)。最早提出“装配岛”概念的是瑞士的沃尔沃。尽管我们在实践上有这样的做法,而且效果也不错;但是在理论上并未深入探究,所以我当时就此写了《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这篇文章。我试图将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联系起来讨论。那些批评我的文章对我所讨论的“后福特主义”不置一词,却只讨论“鞍钢宪法”后来成为政治运动及其造成的负面影响。

  

   方流芳:崔老师今天着重讲解了“共同决定”制度产生的背景。这给我带来一个启发,那就是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共同决定”所折射出来的正是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经常把一些问题看作是“纯粹的”法律问题、“纯粹的”法律概念。然后,把这些“纯粹的”法律问题再按照法律二级学科的划分,将其限缩为“纯粹的”刑法问题、“纯粹的”刑事诉讼法问题、“纯粹的”公司法问题等等。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过时的方法。波斯纳在上个世纪90年代对这种方法就有评价,他认为:“现在的法律论文,在二、三十年前,大家认为这不是法学论文,比如法律与经济,法律与社会学,法律与经济学,法律与政治学等。”波斯纳谈到的这一点,实际上在告诉我们,尽管他没有做进一步阐释发挥,那就是“纯粹的”法学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虚构,更准确的讲,“纯粹的”法律概念是一个虚构。波斯纳同时讲到,很多欧洲十九世纪的法学论文,在美国现在的法学家看来都不是法学论文,很多论文并不是完全的doctrinal。中文语境下将doctrinal翻译为“理论性的”或者“是与实务相对立的那种理论研究的”,这其实是发生在不同语言间转换中的误读或片面理解。而实际上,doctrinal的含义并非是“纯理论的”,而是指“隔空议论的”、“不贴近真实的”。Doctrinal范式下的法学观点认为,法学是可以按照一种逻辑结构自足发展的,可以按照逻辑结构自主生长,而把法学与它的背景相割裂。

  

   刚才崔老师的讲解,表明要理解“共同决定”制度,就要去了解这些背景知识,知晓这项制度的形成过程。理解这些背景,知道这项制度从何而来,对于理解这些规则的内容及其当时所要应对的问题,就会理解的更为清晰。这与语言学是一样的,与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哲学》中的观点是一样的:当脱离了一定的语境,我们就无法了解清楚语词的具体含义。比如,脱离了具体的语境,你很难能够理解近期热议的“高端人口”、“diduan人口”究竟是在说什么;再比如,一台iPhone手机,在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不了解国内的现状,不了解具体的语境,就很难将一个手机与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理念相联系起来。

  

   Co-determination(共同决定)与公司法之间是什么关系?一般认为,公司的主导者是其所谓的股东,股东被认为是公司的所有者,职工被认为是利益相关者,这是传统的观点。为了缓和所有者和非所有者在一个机构内部的对立关系,也就是劳资对立,形成这种学说。更为激进的推演表明,在私有制下,这种对立关系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由此带来公有制实践。但是公有制的实践表明,该制度下的劳资对立可能更为尖锐:当政府控制一个企业的时候,劳资可能陷入更深刻的对立;当政府控制企业的时候,是不可能形成独立工会的,这可能是西方资本主义更偏爱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因素。这带给我们一个启示:真正的解放不在于“公有”或者“私有”的两分法。上市公司究竟是私有还是公有?国有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你都无法辨认谁是所有者。因此,将国有企业改造为上市公司是多此一举,因为国有企业本身就是所有者不明;而上市公司也是所有者被虚化,而由管理者控制的企业。在上市公司与国有企业之间区分“公有”或“私有”是没有意义的。问题不在于“公有”或“私有”。比如“公有”的国企中,其经理的权力和可获得的利益,要远大于“私有”的上市公司;大学区分“公有”和“私有”也是没有意义的,大学是一个不向其所有者分配利益的非盈利企业,因此,只要不向stock-holder或者stake-holder分配利益,那么一所大学公有还是私有是没有差别的。

  

   因此,我认为真正需要探索的,还是要从方法论上寻找新的知识增长点,从知识增长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比如,在德国的“共同决定”制度方面,它呈现的是职工在监事会中有自己的职工代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和工会间是什么关系?为何在工会之外,还要在监事会中另设职工代表委员会?他们的解释是,有的企业职工是工会会员,有的则不是,为了能够让这两者都能够在企业中得到充分的代表,那就要在工会之外另设职工委员会。针对这种看上去很有说服力的说法进行深入研究,会发现在涉及到股权的问题上,双方之间的让步是有限的,股东与员工各自权利的分界,恰恰是很清晰的。像劳资对立这样的问题,从法律本身找到答案的可靠性是很有限的。因此,我认为,知识的增长点在于将中国的现实透彻领悟,然后透过现实去寻找解释学,才可以进行清晰地解释。这是从中外对照的大视野下去寻求一种解释。

  

   在中国可以看到一个现象,现行的职工代表制度和工会制度,在公有制企业内所起到的作用,较之在私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内大为逊色。越是公有化的企业,其内部的职工作为一种组合体所展现出的代表性越弱,最弱的就是高校和政府机关。其中,高校的员工和教师在中国是真正的弱势群体,比如在特定刊物上发表论文、评职称的规则等非常荒谬的一些制度都被大家所接受,这与教师群体没有工会,不能集体发声有关。“公有”和“私有”的划分是表面,重要的是各方都要受到有效的制约。如果没有有效的制约平衡机制,社会就会失控。工会制度与工人“共同决定”制度,都是要形成一种制约机制。在我看来,《劳动合同法》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制约机制。如果一人为恶而不受处罚,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去为恶;反之,为恶者必定会受到及时惩处,则大家都会受到制约,不敢轻易为恶。

  

   崔之元:我觉得方老师讲的很好,尤其是联系国内的实际方面。我注意到,在十九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关于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方面,在表述上有所区别: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有“以管资本为主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这个表述,而十九大报告中则没有了“管资本为主”这个表述。“管资本为主”这个表述,可能意味着不以管具体的企业为重点,而是以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为重点,这表现在国有资本可以分散投资到多种所有制的企业中,比如在证券市场购买私有企业的股票。极端的情况下,可以只有国有资本而没有国有企业,因为国有资本在其投资的每个企业中都不是大股东。这使我联想到詹姆斯·E·米德对英国1945年国有化的研究。在我看来,他实际上提出的就是要管理国有资本而不是国有企业。根据米德的研究,尽管当时国有化比例达到了42%,但是这是政府掌握的资产和社会总资产之间的比值;但是,如果减去政府的负债,也就是因为国有化发行公债而必须支付的本金和利息,则英国的国有化比例为﹣14%。因此,对于英国政府而言,国有化是得不偿失的。对此,米德称之为“倒置的国有化”——政府从国有企业中拿到的收益被用来偿还国债,但是政府同时又背负上管理国企的包袱,而政府是不适宜于直接经营企业的。米德指出,政府应当管理国有资本而避免直接经营企业。我认为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以管资本为主”的表述有异曲同工之妙。

  

   方流芳:我对现行国有管理体制的理解,它是分为三个系统:第一,是国有资产的管理,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并不区分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高校也属于国有资产管理;第二,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这主要指的是对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的管理,这其中经历了股份制改造和现在的“混改”,这其实是想通过国有资本控制更多的资本,相较于国有独资,经历股份制改造和“混改”之后,国有资本可以控制更多的资本,不过这会给多种所有制下的经济生态带来影响,并且国有企业不向政府上缴利润,那么此时国有企业存在的正当性不能从政府获益角度来寻找,要从其他方面来寻找,比如集全国之力进行特定建设的需要等。


问答环节

  

   邵昱飞(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针对您所讲的“共决制”,中国以前有一种企业形式——股份合作企业,讲的是资合与劳合的结合,而现行的《公司法》并没有这种企业形态,可能地方上还存在实践,请问您对此如何看待?

  

崔之元:我认为,股份合作制是有其自身的优点的。在90年代的时候,经济学家董辅礽认为,股份合作制是“非驴非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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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实验主义治理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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