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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现代中国科学派科学主义倾向的自我解构

——以任鸿隽的科学理念为解读中心

更新时间:2019-09-02 22:32:24
作者: 尤小立 (进入专栏)  
只是枝枝节节而为之,恐怕还是脱不了从前那种‘西学’的见解罢。”[20] 但有洋务派这个现实历史的假想敌,只能造就其思想的一面。就另一面言,求“科学之本”,也合乎中国求“道”的传统,因为求取“科学之本”也是一种得道的途径。所以,任鸿隽要特别强调科学如同纯粹的哲学一样,也是“形而上”的,至少是“同出一源的”[21]。不仅如此,全面输入西学的合法性也在“求真”之上得以确立。任鸿隽指出:“学问无所谓中西,唯其是而已,唯其真而已。”[22]  这也是典型的西化派的观点。

  

   从严复以来,提倡现代科学的学者们所反省的古代中国由于热衷应用技术而使中国无法产生现代科学,以及惟重应用而与西方“为科学而科学”精神相抵牾,也是任鸿隽等科学派注重科学的“求真”本质的原因之一[23]。而现实中国的情况,则是另一个因素。梁启超1922年观察到,“科学的应用近来愈推愈广”,不免“把科学看得太势利太俗了”[24]。杨杏佛注意到:“自古以来,研究自然之学者皆誓以贫终。……吾国人与西方文化接触,精神之改革未见,物质之嗜好日增,鄙俭德安贫为不足道,是以洋房日高,穷民之苦日深。”[25] 生物学家秉志1934年也指出:“吾国此等事业(指科学研究——引者),政府近来稍知从事,视人仍瞠乎其后,而人民方面极其冷淡,偶有热心之人,牺牲私财以提倡科学研究者,皆将嗤之以鼻,指为迂腐不求实用。”[26]

  

   应该看到,任鸿隽等人所坚守的“科学救国”论的具体目标是要切实地提升中国的科学研究水平,建构现代科学体系。科学派不断强调科学乃一整体,科学精神重于科学应用,也是为了提倡一种研究的精神,其话语对象应该是正在或将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而“有用”和“无用”之间的辨析,实质上也只对这部分研习科学者才有意义。翁文灏在谈及“有用”和“无用”时,针对的就是“研究科学的人”,他说:“科学应用往往出于意外:现在以为有用,研究下去也许无甚结果;现在以为无用,也许研究下去可以生出惊天动地的结果。所以研究科学的人,不管他无用有用,也不知什么叫有用,什么叫无用,但只知道我可以研究的东西拿来研究。研究的结果便是研究者最高之奖赏。莫说这种纯粹科学的精神是无用的,天下最最大的善,莫过于能信真理,使天下人人皆信仰服从真理,则人类和平早已实现了。”[27] 正是这个现实的诉求让科学派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纯粹的思想启蒙拉开了距离,同时也阻止了他们滑向意识形态化的“科学主义”。这也是他们何以能够脚踏实地为在中国建构现代科学体系做许多基础的工作的原因。


二、 有限与无限:科学有没有边界?


   对科学理念的认知,科学派同人间并不完全统一,即便是一个人,其前后的认知也有所变化。概括任鸿隽与现代中国的科学派对于“科学”理念的总体认知相当困难。这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团体中,各人从事的专业不同,具体的想法和追求也并不完全一致。如果仅从“科玄论战”时的表现来归纳和解析他们的科学理念,显然会失之偏颇。

  

   国内外均有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阐释“科玄论战”时科学派代表人物的真实倾向。这就是,科学派们多着眼于张君劢的“玄学”思想可能对青年所产生的不良影响,而维护科学的尊严,则着眼于维护新文化运动合法性[28]。但“科玄论战”时科学派方面的主将,特别像丁文江、唐钺等,确是表达了他们对于“科学”理念的比较夸张的见解。只是这些见解,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对“科学”理念本身的真实认知或认知程度,可能还需要仔细辨析。本节则主要从任鸿隽一生对“科学”理念认知出发,分析以前较少为人关注的“科玄论战”中任鸿隽的主张和原由。

  

   任鸿隽可能是参与“科玄论战”的科学派中最理性、最温和的一位。论战中,他只发表了一篇文章,即《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在此文章里,任鸿隽表达的核心意见是“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事,而科学的人生观却是可能的事。”[29] 有趣的是,任鸿隽的温和理性的态度,反而让视“科学”为神圣物而又掌握了唯物主义思想工具的陈独秀觉得是“表面上”向“玄学派”开战,“暗中却已投降了”[30]。陈独秀的感觉有他自身的道理,因为对陈而言,一旦论战,那一定就要绝对化。晚年陈独秀甚至对朋友称,他是绝不说不痛不痒的话的[31]。而在新文化运动与杜亚泉就东西方文化问题进行辩论时,作为新派领袖人物的他的极端态度也是一个证明[32]。

  

   虽然现代中国的科学派们一般是以理性为尚,但遇上问题后的表现并不一致。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方面的主将丁文江也是一位相当西化和理性的角色,但进入了论战的氛围,他也会“为辩论而辩论”,将科学作用无限放大,声言“科学万能”就是情理之中的事。谈到论战的态度时,丁文江自己也承认,他第一篇文章是“对于激刺的一种回效”,“是受了他(指张君劢——引者)独断论调激刺的结果。”[33]并且,他还意识到了自己的“宗教的口气”。对丁文江文章里的“顽皮话”,科学派方面的另一主将唐钺也有过含蓄的批评,他认为“文字究竟比不得谈话,大家总要庄重些为是”[34]。

  

   抛却个人偏见,陈独秀的观察是不错的,与丁文江相比,任鸿隽的态度是温和的,尽管作为科学派的一员,又矢志于“科学救国”的任鸿隽也崇信科学,在科学派与玄学派之间,无疑站在前者一边。任鸿隽所依据的进化论,指明科学的“求真”,超越名利的高尚精神,“要求一个证据”的实证主义,并没有超出丁文江等人所见。而他对未来科学的影响力,报有与丁文江他们同样的信心。任鸿隽所提及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以为“不但因物质科学的进步,间接的把人生观改变,直接的,科学自己还可以造出一种人生观来”,也更像是在表达一种支持的态度。这种支持与其是对人的,不如说是对事的,实质上是对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合法性的支持。

  

   除此之外,这篇文章所透露的任鸿隽的个人见解及其对科学派,乃至科学的态度,也值得关注。在写这篇文章前,任鸿隽显然是看过丁、张论争的文章的。但他似乎既不赞同张君劢的玄学观,所述与丁文江也不完全合拍。任鸿隽所说“人生观成不成科学是一事,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又是一事”一句,针对的是张君劢;但他就“科学方法”和“科学万能”的区分,以及科学方法“应用起来,却有一定的限度”的说法,其话语对象则无疑是丁文江。任鸿隽说:“张君所说的人生观,既然是一个浑沌囫囵的东西,科学方法自然用不上去。张君是不曾学过科学的人,不明白科学的性质,倒也罢了,丁君乃研究地质的科学家,偏要拿科学来和张君的人生观捣乱,真是‘牛头不对马嘴’了。”当然,抱怨归抱怨,任鸿隽毕竟是科学派一边的人,随后他对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特别是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发表了不少高见。他坚信“科学自己还可以造出一种人生观来”。但即便如此,任鸿隽在文章结尾处,还是透露出他支持科学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的真实想法,即“因为不曾研究过科学的,看不到这种人生观的景界,我们应该多提倡科学改良人生观,不当因为注重人生观而忽视科学”[35]。

  

   不知道胡适后来在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时,为何没有提及任鸿隽的文章和观点。按照胡适之所见,争论双方都没有提供一个科学的人生观,于是,他在序言末尾,写下了自己有关科学的十条“新人生观的轮廓”[36]。其实,对比起来看,于科学一隅还是学科学的任鸿隽的观点更显内行一些。“科玄论战”中,科学派大多是匆忙上阵,任鸿隽也不例外。以“科学方法万能”替代“科学万能”,任鸿隽以为是可以弥补丁文江之不足的,可他没有注意到丁文江所谓的“科学万能”也即是“科学方法万能”,二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正如傅乐诗所言,丁文江的“存疑的唯心论”,只是“辩论的背景下”的产物[37]。对任鸿隽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事实上,对科学有限性的认识伴随着任鸿隽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理念,继而在中国传播现代科学的全过程。1915年1月,任鸿隽发表在《科学》第一卷第一期上的《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是最早为科学划分范围的。此文阐述了“科学”的概念后,将历史、美术、文学、“哲理”、神学视为“非科学”,将天文、物理、生理、心理几个学科划在“科学”中。这样的划分,与今日并无差别。一年后,在另一篇文章里,任鸿隽指出:“古今学术之范围,约之可分为行、知、觉三科。”而他把“科学”归属到“知之事”上[38],意即学术之上,也是一贯所想。“科玄论战”过后的1926年,任鸿隽的著作《科学概论》,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阐述了“科学范围的扩大”。尽管言“世间的现象无限,科学的种类也无限”,但他的“如宗教美术,都不是科学所能研究的”[39] 想法并没有改变。对科学的局限性的理性认识,在他仍是相当清楚,他说:“就究极而言,科学原来不能解释什么东西。如上面所说的万有引力说,可谓精密了,但是引力是什么东西的一个问题,却无人能够回答。科学对于生理现象,也有极精微的发明了,但生命的来源是也无人能知道。”当然,科学派在科学的前途问题上绝不可能是悲观主义者,所以任鸿隽接着说“在有限的范围以内,科学的确能够给我们许多解释”[40]。

  

   但是,对现代中国的科学派来说,理性的认识往往因语境的特殊而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就科学范围一事言,一方面是认知上的不够清晰或有所变化,导致前言后语出现不和谐;另一方面,具体的话语对象不同,具体场景的差异,也影响着他们进行统一的表达。思想上明明是有所保留,但诉诸言语或文字,却常敞开来鼓吹,形式上颇类似新文化运动代表们的矫枉过正。所以,从《科学》杂志发刊词开始,凡涉及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对的未来影响,任鸿隽大多是拉满了弓弦式的言说。谈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任鸿隽虽肯定文学、美术、宗教、政治的“大改革”,但在他看来,“别的改革和开创,自然也影响近世人的生活,并且为生活的一部分,可是终没有科学的影响和关系于近世人生的那么大”。他进而指出:“科学的影响,完全在思想上;科学的根据,完全在事实上;科学的方法,可以应用到无穷无尽上”。因此,“我们近世文化都是科学的,都是科学造成的,大约也不是过甚之言。”[41] 这一系列逻辑推断,已经把科学放到“万能”的位置上了。任鸿隽1915年6月的说法也许更甚,谈及科学的影响力,他说:“一切兴作改革,无论工、商、兵、农,乃至政治之大,日用之细,非科学无以经纬”[42] 。

  

对比起来看,1923年左右应是一个分界线,科学派们在此前后,鼓吹科学的方式和态度上,也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43]。而同样是为了在科学落后的现代中国强调科学之重要;落实到本根,同样也是为了“救国”,任鸿隽此后的说法已经有所调整。40年代他几次谈及科学的影响,综合起来,就是:“今欲发展科学,其事既属于学术思想,其范围又远及于上天下地与一切人类之智识活动,故其繁颐精微,远非任何一种事业所可比拟。”“今日世界各国,无不以发展科学为立国条件之一,而在凡事落后之吾国,尤当以发展科学为吾国之生命线。”[44]  因为“无论从哪方面说起,科学在现世界中,是一个决定社会命运的大力量。”[45] 科学派态度的变化,大概与唐钺所说的“今日的中国已过了提倡科学时期而应该入于实地研究的时期”[46] 有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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