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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金刚:孟子与诸侯——经史互动当中的孟子思想诠释

更新时间:2019-08-26 23:13:54
作者: 赵金刚  
他说出宣王的“霸”的欲望,却直接指出宣王所为是“缘木求鱼”,甚至“后必有灾”,这让宣王有点惊讶,可孟子依旧不直接说理,他还是举例子,通过例子引入天下的形势,用形势提醒宣王该如何选择实现“大欲”的手段。

  

   我们可以看到,对话至此,宣王终于说出“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这段话,这对孟子来说已经十分成功,宣王有了让孟子一试王道的想法,于是孟子才讲了“保民而王”的一番道理。

  

   我们可以看到,对话至此,宣王终于说出“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这段话,这对孟子来说已经十分成功,宣王有了让孟子一试王道的想法,于是孟子才讲了“保民而王”的一番道理。

  

   我们可以看到,对话至此,宣王终于说出“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这段话,这对孟子来说已经十分成功,宣王有了让孟子一试王道的想法,于是孟子才讲了“保民而王”的一番道理。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谈话艺术与技巧,可以看到孟子对宣王君心启迪之耐心。至少在这段对话当中,孟子是成功的,他让宣王多少对王道产生了兴趣。孟子对宣王可谓耐心,可谓“循循善诱”,面对宣王之“好勇”“好货”“好色”,孟子并不直接否认,而是在退一步的基础上将之引向王道。孟子只有对待宣王才有这份耐心。

  

   孟子在齐国也多少得到了一些机会,但最终孟子的理想依旧没有实现。我们不知道更多的历史细节,到底在这之后孟子和宣王还有哪些“纠葛”,齐国其他人物如何面对孟子。但我们至少看到了孟子面对当时诸侯,为了实现自己王道理想的耐心尝试。

  

   我们知道的是孟子对宣王多少有些“任性”——从《公孙丑》“孟子将朝王”章我们可以看到孟子于宣王之态度,其实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宣王对孟子已经很“优待了”,若是一般的“禄仕派”早就“死心塌地”地服务齐宣王了。可孟子终究是孟子,他是有政治理想的“义仕派”,为了实现理想,他可以耐心尝试一切方式,可宣王终究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信任、任用自己的模式。孟子还是要离开齐国了。

  

   孟子之离齐可谓是“一叹三咏,一咏三叹”,宣王希望他留下,有人替宣王求他留下,他何尝不想留下,却不愿仅仅为了“万钟”富贵而留在齐国,他多么希望齐王回心转意啊,“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不怨天不尤人”的孟子,也在离开齐国时有了“不豫色”,那个自信地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孟子,离开齐国时,内心究竟如何呢?可以想见他内心当中有几分“不舍”。孟子之去齐让我们看到了他在理想与现实之中的纠葛。

  

   孟子终究还是离开了齐国,一生大机遇由此不再。


(三)齐伐燕

  

   孟子之在齐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说,也就是“齐伐燕”,此事古来史家争论颇多,孟子在此事中的态度也耐人琢磨,更是引起了不少对孟子的质疑。

  

   先看事实,齐伐燕究竟在宣王还是愍王,历史上有争议。《朱子语类》讲:“齐人伐燕,《孟子》以为齐宣,《史记》以为愍王。温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鉴》,却不取《史记》而独取《孟子》,皆不可晓。《荀子》亦云‘愍王伐燕’,然则非宣王明矣。”此语可以说把各种观点都交代齐全了。幸运的是现代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齐伐燕”年代判断的有力证据。传世器物“陈璋方壶”以及八十年代新出土的“陈璋圆壶”都记载了“齐伐燕”之事,李学勤先生等据此考证,齐伐燕在齐宣王五年。孟子与史事之吻合,于此可见,亦可见孟子态度之可靠。

  

   关于孟子是否劝齐王伐燕,历代有争议,不少儒者为亚圣“辩护”,认为讲“善战者服上刑”的孟子不会劝齐宣王伐燕。我们这里倾向认为孟子并不反对齐伐燕,甚至多少有支持、诱惑齐国采取军事行动的意谓,但对于如何征伐、安置燕国则与宣王的态度有所不同。朱子讲:“孟子亦是作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当时战国之无义理耳。”这可以说是孟子对于战争、用兵的真实态度。孟子反对的是“嗜杀”,他并不主张“非攻”。杨华先生《孟子与齐燕战争》于此问题有详细说明,此处不赘述。这里要对几个问题进行强调: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齐伐燕的主将是匡章,而匡章在《孟子》一书中多次出现,孟子甚至与这位“通国皆称不孝”的人交游,为他的所谓的“不孝”进行辩护。这点杨华先生已经指出。当然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即《孟子》中的“匡章”与《战国策》等书中的“章子”是不是一个人,这点存在争议。匡章是否是齐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对孟子的判断,尤其会影响我们推测孟子与齐宣王的关系,推测孟子在齐国的各项实际活动。如若匡章与章子是一人,则可见孟子在齐国的各种表现,要比某些古代儒者认为的积极得多。章子与匡章的问题可以进一步考证,二者是否为一关系着我们对待孟子的态度。

  

   其次,孟子就齐伐燕一事的论断其实可以呼应“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孟子对宣王行事做的后果判断,“孟子论齐王事,考之史记,后来无一不效”,乐毅带着秦、韩、赵、魏破齐国七十二城,齐国几近亡国,这可以说是孟子“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之说的“历史注脚”。

  

   第三需要注意的是,孟子基本上没有劝过梁惠王主动采取军事行动,甚至有阻止梁国对外用兵之意,而对齐国用兵则较为积极。孟子能顺着齐宣王的“好勇”讲王者之怒与王者之征,却不曾鼓励梁惠王的“好勇”。《孟子》书中,梁惠王对用兵复仇表现得十分积极,这与史书中记录他招贤的背景是十分符合的。“晋国,天下莫强焉”一章中梁惠王的态度最是强烈,他对败于齐秦十分羞耻,“愿比死者一洒之”,并对此征询孟子意见。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梁惠王有求战的想法时,孟子都会将论述重心直接引回“仁政”,强调梁国此时应该注意内政建设,战与不战,则要看敌国是否“陷溺其民”,己国能否“兵民”。孟子对于诸侯强调内政之重要是其一贯态度,古代战争对国力的消耗十分巨大,战争需要的财力不是短时间能积累的。齐国有“鱼盐之利”“工商之业”,加上威王图治,国力积累远非此时屡屡战败的魏国可比,也因此“势”,孟子才讲“以齐王由反手也”。魏国在当时已不能战,守土难度亦颇大,因此孟子对于梁惠王更加强调巩固内政、兵民,对齐宣王则更多地讲推不忍人之心而王天下。孟子游说诸侯,既有其一贯的仁政的一面,也有其立足于当时诸侯国实际情况而阐发的一面。

  

   若展开论此点,则可看到,魏国在战国初期得以强盛,靠魏文侯招贤,亦赖李悝“尽地力之教”保障国力,以及魏武卒强大的战斗力。其实魏国的自然环境在当时并不占优,“土狭而民众”(《商君书·徕民》),还有很多“恶田”,依靠李悝之变法,才积累出战争所需之财富。而这一积累至梁惠王时已消耗殆尽,魏国再发动大规模战争已经不太可能。关于魏武卒《荀子·议兵篇》讲: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

  

   魏武卒由于选拔严格,战斗力很强。但是,这一武卒制施行却与一定的配套经济制度有关,靠着丰厚的经济待遇保证一支常备军,对国力的消耗十分巨大。所以荀子称之为“危国之兵”。梁惠王之时,魏国经济土地面积缩小,经济积累耗损,再想组织一支强大的魏武卒去战斗,可能性很小。如是我们再次看孟子讲的“仁政”与“兵民”就很有指向性。《汉书·食货志》的赞语认为孟子讲的“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敛,野有饿殍而不知发”与管子、李悝所讲有一致性。其实我们会看到孟子讲的这些内政说法在战国时代的普遍性,但孟子内政理论并不指向“善战”的“武卒”等制度形态,他的说法有“不忍人之心”做基础,并不只是为了“富国强兵”。孟子主张“一天下”,靠的“兵”是“兵民”之兵。历史十分吊诡,最终完成战国统一的是兵民的秦国,然而却采取了另一种“兵民”形态。

  

   孟子不反对战,他反对的是以战作为手段满足诸侯的欲望,孟子希望通过“义战”实现统一。面对齐伐燕,我们可以知晓的是,孟子对此战的规划是“吊民伐罪”的义战。孟子不反对伐燕,他反对的是当时诸侯征战的模式。孟子并非不知兵,他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以及战争后果也有着深刻的判断力与预见力。齐伐燕并没有按照孟子的设计施行,最终齐国退出了燕国,也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四)孟子与滕文公

  

   孟子之于诸侯,最信任他的竟是滕文公,读之竟觉无奈。孟子讲“百里而王”,而滕国绝长补短五十里。滕国最终淹没在战国征战的洪流之中,甚至我们连这个滕文公究竟是谁都不知晓。

  

   滕初亡于越,孟子之时,滕国复国,夹在大国之间日夜担心再度亡国。就是这样一个滕文公如此地信任孟子,按照孟子所说服了三年之丧,还向他请求询问井地,想要施行孟子的政治理想。然而,滕国真的行仁政又能怎么样呢?其实孟子何尝不知道这种无奈呢?

  

   李觏质疑孟子“不闻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固无验也”。孟子何尝敢奢望滕国能够得天下。“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天,也就是无可逃的。“若夫成功,则天也。”

  

   《朱子语类》有:

  

   问:“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无可奈何,只得勉之为善之辞。想见滕国至弱,都主张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毙焉’之意。盖滕是必亡,无可疑矣。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齐楚之间,二国视之,犹太山之压鸡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国亦必不见容也。当时汤与文王之兴,皆在空闲之地,无人来觑他,故日渐盛大。若滕,则实是难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举国以听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则大国亦想不能动他。但世间事直是难得恰好耳。齐梁之国甚强,可以有为,而孟子与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国小主张不起,以此知机会真不易得也!”

  

   战国之时,滕国这样的国家被灭是早晚的,孟子其实是让滕文公勉强为善,顺受其正,守或者走,都是无奈。纵使为滕国想万般妙计,殚精竭虑而为,也抵挡不了那个“大势”。孟子何尝不知?孟子讲文王“百里而王”,却只对齐梁之君讲,《孟子》书中他没跟滕文公说过。“百里而王”在孟子那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一种言说的艺术吗?

  

   其实,对滕国来说,“死守”都不容易,不得民心,民怎么跟着你守呢?《孙子·兵法篇》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或许滕文公强为善,民如果能与之效死弗去,对于他来讲也就足够了吧。

  

   滕国再次亡国时间难考,我们甚至可以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滕国再度灭亡之时,孟子还在世吗?然而滕国就真的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吗?能被《孟子》留在七篇当中,滕国的意义就不一般,这或许是孟子对滕文公的一个承诺吧。

  

   透过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我们如何看待孟子?“机会真不易得”,孟子也不曾放弃争取机会,孟子有理想,但也面对战国的现实,可以说孟子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孟子的理想绝非脱离历史实际的空谈,孟子生活在那个时空当中,他在瞭望,却是扎根于战国的大地远望。把孟子置身于一个具体的时空境遇之中,尽量还原孟子言说的历史语境,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地体贴孟子的种种理想与主张。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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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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