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答“钱学森之问”(四)

更新时间:2019-08-25 23:36:31
作者: 沈登苗  
大学的发展相当地混乱,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有两项重要的、错误的决定:第一是大学的合并,第二是高校扩招”[46]。国内公开批评还在执行的政府决策,尤其是批评决策者还健在的政府决策是错误、失败的,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可对高校“扩招”的尖锐批评却不绝于耳。如杨建业认为:“1999年高校大跃进式的扩招对教育界简直不啻是一场大灾难”[47]。又有学者责问:“这场闹剧将以怎样的谢幕形式收场?谁来为这场闹剧承当应有责任和历史拷问”[48]?海外人士的抨击更加毫不留情:“利益导向的教育改革能够造就大跃进和泡沬,但不可持续”,“中国高等教育的泡沫破灭了”。“教育科研水平实际上离国际先进水平越来越远”。在“粗放型、低层次的教育扩张”下,大学不能履行培养社会有用人才的基本功能,从而导致“大学、政府和社会之间已经开始走上恶性循环”[49]。

  

   笔者仅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统计资料的角度作一补充与讨论。

  

   包括美国在内,多数国家尤其是高等教育搞得比较好又人口比较多的国家,一般不会以超常的速度去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如以美、英、德、法、瑞(典)、瑞(士)、荷、日、奥(地利)、丹、意、加、澳(大利亚)、比等14个诺奖大户为例,除了一些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头几年的恢复性增长外,几乎不存在超常发展现象。据对上述国家1949-1993年(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化的历程就是此时完成的)628个学年的初步统计,在校大学生的年增幅达到或超过10%的有91次,占总数的14.5%,其中,年增幅超过20%的仅7次(内30%以下的6次),只占总数的1.1%。[50]上述国家在这45年中,“扩招”力度最大、时间最长(年增幅连续10%以上)的是北欧小国丹麦,该国1961-1967年连续七年在校大学生的年平均增幅为16.6%。其次,也属北欧的小国瑞典,该国1964-1969年连续六年在校大学生的年平均增幅为15%[51]。

  

   可我们这次高校“扩招”是怎样“给力”的呢?“从1999年至2004年,我国本专科招生的年增长率平均为26.1%,研究生招生的年增长率平均为28.6%”。高校规模,1998年在校大学生643万,到2005年这个数字窜升至2300万,是7年前的3.6倍;年增长率平均为20%。此后几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也不低[52]。也就是说,这次“扩招”速度是发达国家(还是小国)“最高速度”的1.2-1.4倍!至于“扩招”的规模和绝对值更不能同日而语了。

  

   不要忘了,丹麦、瑞典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GDP人均排名在世界名列前茅,“扩招”时的在校大学生分别只有1.08万和4.93万。可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GDP人均排名世界100前后,“扩招”时的在校大学生数的起点是丹麦的600倍、瑞典的130倍!

  

   从这一连串的数据比较,中国本轮的高校“扩招”是“超大跃进”[53],说它“走火入魔”也不冤呵!

  

   可问题的真正严重性还不止于此。

  

   让我们回顾一下1950年代影响共和国高等教育的两件大事。第一,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影响之所以深远,是因为它从领头的大学和共和国中枢之地发轫的,是毛泽东等战略家们对民国遗留的高等学校做了釜底抽薪式的整合。第二,在一般人看来,1958年的高等教育“大跃进”声势浩大,负面的东西可能更甚。可实际上,相对而言,其“后遗症”远远小于“院系调整”或生产建设中的“大跃进”。这是因为,那次跃进,以成人高校为主而不是以普通高校为主;以单科性学校为主而不是以综合性大学为主;以建新校为主而不以原校挖潜为主;以内蒙古、江西等次要地区为主而不是以北京、上海等核心地区为主[54]。概而言之,高校主力未伤筋动骨。

  

   又,众所周知,两战后,美国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职责主要赋予美国初级学院,也即今天所说的社区学院。换言之,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并不影响其精英教育。

  

   由此说明,对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主要是培养精英的综合性大学、名牌大学。故我们认为,在特定时期,对二、三流大学,特别是培养实用性人才的高职院校等超常发展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工具型的专门家如同现代企业的产品一样,可按模式大批量生产、上市的。可对培养精英的重点大学千万不能说“扩”就“扩”的。首先,能胜任培养学术精英的教师不是一下子能“扩”出来的,而是需要长期磨练的;第二,也往往是一般人所忽略的,杰出学者,或者说既有天资,又有兴趣更以学术为己任的学子是以人的自然生命——“代”的形式孕育的,而在以权力和金钱为主导、“食肉”阶层言行不一、大学成了名利场、“知识界的风气彻底变坏”、专业信用和道德声誉破产[55]的当下中国,献身学术的“那一代”的涌现只会退迟而绝对不会提前。因此,哪怕我们有了足够的资金、天上又给中国丢下无数个教授,学术精英的大面积收获也仅是一厢情愿而已。相反,只会打乱大学固有的节奏,再次稀释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包括品牌与声誉。遗撼的是,我们真的是说“扩”就“扩”了。似乎除了朱清时任校长的中国科技大学,包括北大、清华等在内的名牌大学无一不“扩招”,甚至大“扩招”。而正如像吉林大学这样公立的“航空母舰”吞噬无数的优质生源,才使新时期中国的私立大学成了高收费、低质量的代名词[56]。

  

   而这还不过瘾。“扩招”后,“即使是像北大、清华那样的国内一流重点大学,也办有成人教育学院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学院,还有大量的网络教育,自学考试辅导班”。“本来是中国最典型的研究型大学,却主要是为了创收而花费许多精力去从事一般社区学院就能够胜任的工作”,使“高等教育日益失去精英性”[57]。

  

   所以,“一刀切”——把“扩招”的广度几乎涉及到所有地区、所有类型、所有层次的大学,这才是中国高等学校真正的痛!根据高等教育发展循序渐进的规律,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必将会这近乎疯狂的“扩招”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虽然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己积重难返,病入膏肓(肖雪慧语)。但教育决策的作用是长期的。如同1958年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失误在几十年后大家才达共识一样,“从更深层的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中的问题,在未来二三十年将会更严重”,也“可能会持续半个世纪之久”[58]。本文最后仅讨论两个已经出现的问题。

  

   1、学风雪上加霜

  

   学风是世风的缩影。学风下行不始于1999年,根源在“主席台”、“前三排”及其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如这次“扩招”,是政府制订和出台高校扩招政策在前,北京大学课题组完成扩招的必要性、可行性的专门研究报告在后,堪称正常时期的非正常之举,并且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在没有任何政策实验的基础上就在全国高校大力实施。这种“教育决策过程是不可取的”[59],也即中央政府在决策程序的科学性上做了坏榜样。在事关民族千秋的问题上,执政者就这样“拍脑袋”了,那还有什么草率之举不可以做呢?接下来的数年间,在校大学生接连翻番,则意味着高校教师不胜重负。而面对民众对教育质量的质疑,教育部门要“看上去很美”,那就包括“高校评估”、毕业生就业在内,上下弄虚,师生作假,“逼良为娼”。于是,适者生存,“逆淘汰”盛行;学风雪上加霜,环境每况愈下。只好对大量的学术浮燥、抄袭、剽窃,权学交易、学色交易等现象,听之任之或不了了之。因为若大家都当真起来,不就为难了教育部吗?——“扩招”大业如何进行?史无前例的政绩怎样去体现?尽管1949年后凡在文化教育上搞“史无前例”的,几乎都是以失败或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而告终的。正如倪乐雄教授所担忧的:“一种可怕的蜕变在培养国家和民族精英阶层的象牙之塔中不可逆转地发生着,这种学风与我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严重不和谐,甚至对我们的未来将产生难以估量的灾难!一代有一代之学风,我们这个时代的高校学风怎么会堕落到如此田地”[60]?我的回答(指学风恶化的加剧)是:以决策为引擎,以“扩招”为契机,以大学为舞台,以部分人的升官发财为激励。

  

   2、最优秀的留学人才基本不回来

  

   在所有关于人才培养的条件中,似乎仅学风看不见、摸不着,未能考量的。然而,学风是全部关于人才造就的“硬件”转化为学术成果的保障,它好比军队中的士气,在参与打仗的各方若其它条件相差不悬殊的话,士气是胜负的决定因素。在学风下沉的国内学术界,有良知的学者作为个体可以独善其身,但不能改变四周;而不能形成实事求是、进取向上的科研环境,则独善其身者们的成效也会打折。更不能形成“人才聚集效应”或“人才共振效应”——碰撞出爆炸式的能量。所以,败坏的学风已俨然成了留学人才回归的“拦路虎”。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成果表明,1997-2006年10年间,各学科排在前250名的高端人才,全世界共6097人,中国内地的只有4人;美国4016位中的2350人有出生地记录,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有46人”。这则资料至少传递了以下几个信息:第一,在国际学术界的高端人才群体中,在国内工作的学人不到千分之一,少到可以不计的地步。或者说,中国大陆尚不具备高端人才群体产生的条件与实力,无论哪一个学科?第二,假设国内的那4人都是“海归”,也说明最优秀的海外学子九成以上不回国。悖论的是,正如作者所问,“这46人如果回到了国内,还能剩下几位上榜”?[61]第三,如果有人说诺贝尔奖不全面,那么,这几十个学科、各250人的排名总能说明问题了吧。

  

   平心而论,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政治气候,当今是现代科学在中国诞生以来做学问条件最好的时期之一。可为何最优秀的留学人才不像战乱时的民国学子那样,义无反顾地回到生他养他的苦难的祖国共命运呢?为何不见如钱学森、华罗庚那样的众望所归的人物呢?我们认为,大陆糟糕的学术环境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之一。而在“颂圣文化”如鱼得水、自信“风景这边独好”的国度,上层不愿承认“知识界的风气彻底变坏”了、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了;则教育主管部门才有底气对众人的批评置若罔闻[62],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就不会去改变它[63]。而“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64]的恶劣氛围得不到好转的话,最优秀的留学人才“用脚投票”的选择就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鉴于1950年以降,似乎没有一宗诺贝尔科学奖成就是在发展中国家问世的,发展中国家籍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几乎都是留学生的事实,则21世纪上叶,虽不排除中国大陆学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级奖项的可能,但世界级的科技帅才成批涌现的可能性仍是很小的;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创造性人才的造就能达到民国教育那样的水平恐怕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科学技术毕竟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而发展的,迄今为止,世界科学中心也是随着社会文明发达地区的转移而转移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789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