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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世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功能与治理效能

更新时间:2019-08-25 21:37:16
作者: 任世红  
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在政党竞选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表达,各政党为了获得选票势必迎合民众的利益需求。然而,多党竞选的规则是按照得票多少进行权力分配,执政党与在野党和反对党在公共决策讨论中各执一端,难以统筹兼顾社会的公共利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基于实现人民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最高利益而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各民主党派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具体利益。立党为公是执政党和参政党共同的目标追求,执政为民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宗旨,参政为民是各民主党派参政的政治价值。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⑩。各政党的团结合作保证了中国政党制度利益表达功能的广泛性,通过协商寻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保证了中国政党制度利益表达功能的真实性,各政党为了共同利益而奋斗保证了中国政党制度利益表达功能的持久性。

   (二)有序性和有效性相统一的政治参与功能

   开放多元的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在民主制度下,公民个人或各种社会政治组织通过合法的、制度化的渠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其目的在于影响公共决策,制约公共权力,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政党是公民实现政治参与的政治组织,政党制度是政党代表公民实现政治参与的制度安排;政党制度是政党在参与国家政治过程中或竞争或合作的产物,反过来又对政治参与发挥着引导和规约的作用。政治参与的开放和扩大是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政党制度只有把各种社会力量有序地吸纳到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中,才能避免体制外的无序参与;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效度是衡量政治文明进步的尺度,政党制度只有把不同政党的合理政治主张输入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之中,才能促进国家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在国家治理民主化进程中,政党制度的政治参与功能有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是政党以何种方式稳定地持续地进入国家政治过程,即政党制度政治参与功能的有序性;二是政党是否能够实质性地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和国家治理过程,即政党制度政治参与功能的有效性。在西方多元竞争政党制度下,政党为了自身利益和权力相互攻讦,往往陷入“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怪圈,导致竞争的无序和治理的低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1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团结合作代替相互对立,以平等协商代替相互否决,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实行多党派的广泛参与和亲密合作,能够把社会整合与政治参与相结合,实现有序参与和有效参与的有机统一。

   (三)人民性和政党性相统一的民主监督功能

   政党代表社会治理国家,其合法性在于服务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这是政党政治的理想状态。在实践中,政党借助国家权力谋取党派私利,就会产生政党腐败。政党制度是政党参与社会政治过程的行为规范,如何监督政党自身的政治行为,防止政党权力腐败,是衡量政党制度是否民主科学的重要方面,也是人类探索更好政党制度的重要课题。在人民主权的逻辑中,政党是民众的代表,政党立足社会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拥护,因而人民是监督政党最重要的主体。当政党能够为人民谋福祉的时候,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反之,就会遭到人民的抛弃。在权力制约的逻辑中,政党是部分民众的代言人,政党掌握权力的合法性来自政党的自由竞争,其结果必然导致异体政党的监督。因此,政党制度的监督功能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建立人民监督机制,把政党置于社会民众的监督之下,这是政党制度监督功能的人民性;二是实行党际监督制度,把政党置于异体政党的监督之下,这是政党制度监督功能的政党性。一党制缺乏党际监督机制,政党如若凌驾人民之上,以党权代替民权,就会导致政党专制。在西方多元竞争政党制度下,基于“合法反对原则”的政党监督互相攻讦、相互倾轧,选民在选举结束后很难对政党行为进行制约,只有寄希望于下轮选举重新洗牌,这种攻讦式的政党制度监督功能较强,其监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往往是为了党派的私利。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12)。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共同的目标追求,把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和人大制度下的法律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显现出政党制度监督功能的人民性;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又在党际层面上实行互相监督,由于共产党居于领导和执政的地位,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显得尤为重要,充分体现了政党制度监督功能的政党性。超越党派利益,维护人民利益,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监督功能的最大优势。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治理效能的独特优势

  

   政党是现代国家治理的设计者和推动者,引领国家治理的方向,关乎国家治理的成败。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和枢纽,不仅在国家治理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国家治理绩效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团结合作和民主协商建立了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创造了合作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多党合作制度重获新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成为多党合作治理国家的时代主题。鉴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弊端,新时期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主要从三个维度得以展开:一是市场化。“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3),“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4)。基于社会主义经济治理方式的理论突破,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中国发生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深刻历史变化。二是民主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15),“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16)。基于民主治理的理论警醒,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17),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呈现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三是法治化。从“法制”到“法治”,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基于法治国家的理论自觉,中国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18)。多党合作制度在国家治理法治化转型中日臻完善,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鲜明特色;多党合作制度的民主价值和功能在国家治理民主化转型中日益彰显,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制度保证。新时期的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运动式治理模式向民主法治治理方式转型,努力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在于坚持和发展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使多党合作治理国家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一)现代国家治理中的目标和路径共识

   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既要冲破传统社会主义治理模式的束缚,又要防止偏离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轨道。从国内来看,现代化建设在长期阶级斗争冲击下遭遇严重挫折,传统社会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改革开放成为国家治理摆脱困境的唯一选择。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期国家治理转型的根本目标;改革开放是实现国家治理转型的根本路径。这一根本目标和路径从改革伊始就十分明确。关键的问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转型的具体目标和路径是什么?这一具体目标和路径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必须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大胆的创新才能逐步地解决。从国际来看,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格局处于大变动时代,如何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诸多风险和严峻考验。只有“走自己的路”“办好中国的事情”,才能闯出一条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变革的新路。高度的政治共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首要前提和基础条件。国家治理转型意味着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大变革、大调整,目标和路径的共识缺失就会造成大动荡、大混乱,其结果就是国家治理的失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恢复和重建,为国家治理转型目标和路径共识的累积和巩固提供了双重可能: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保障了国家治理转型的社会主义方向,从根本上保障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获得最大的社会共识;二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各族各界人士开展多层面的政治协商,并把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能够在统一战线范围内获得最大的政治共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在改革开放后得以恢复,并随着政治协商制度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凝聚共识功能。据统计,从1989年到2002年13年间,中共中央、国务院或委托有关部门与民主党派中央就国家重大问题举行协商会、座谈会、通报会150多次(19);自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至201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总计达197次(20);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共124次。(21)政治协商不仅促进了执政党和国家的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而且通过政治共识的凝聚为国家治理目标的坚持和路径的探索,提供了最为广泛而深厚的民意支持。

   (二)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人心和力量凝聚

   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守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立场,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22)作为根本的衡量尺度。“一切为了人民”,就能赢得最大的人心;“一切依靠群众”,就能获得无穷的力量。现代国家治理意味着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的转变,对于民心和民力的分析不能停留在宏观的和抽象的层面上,而要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作出具体的动态的研判。一方面,长期的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裂痕,重拾人心不仅需要拨乱反正,而且需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战略思维和相应的制度创新。尤其是如何重新看待以知识分子和原工商业者为主体的民主党派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性质定位,如何从制度安排上保障民主党派应有的参政地位和作用,这不仅关系到民主党派及其成员的前途命运,更是关系到国家治理转型能否赢得更广泛的人心和力量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使新生社会群体不断涌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和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就业的知识分子群体。这就要求国家治理体系作出适应性调整,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纳新生社会力量,防止在体制外出现背离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如何看待新生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如何从制度创新上团结和凝聚新生社会力量,也是在国家治理转型中凝心聚力的重要方面。新时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拨乱反正中重建,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性质定位得以确立,进而发展成为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政治力量。同时,适应社会结构多元分层和多元社会力量参与国家治理的合理诉求,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适时调整了各自组织发展的政策,通过组织吸纳和政治参与不断扩大和增强了多党合作制度的团结面和包容力,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激发起共同攻坚克难的不竭动力,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

   (三)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政局和社会稳定

市场化和民主化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转型的基本目标。市场化催生了社会结构的分化,激发了社会竞争的活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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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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