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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从“经济大国”到“仁智大国” ——国际秩序之变与中国作为

更新时间:2019-08-19 09:18:52
作者: 王逸舟 (进入专栏)  
今天中国要提出更髙要求,追求更优质的教育、生活、环境,以及让人尊敬的国际视野、公共产品、外交形象。这时一定要以充满学习气息的态度去看待已经拥有的财富和仍然存在的不足,不断发展和提升。

  

   我们观察外部世界要特别谨慎细致:哪些地方有让人担心的事态,就要防范;哪些地方有值得学习之处,就要关注。王缉思教授指出,中国人对复杂真实的外部世界还远不够了解。国人刚刚开始出国学习、旅游、工作,走马观花,对整个世界和人类发展阶段性,对人的想法、做法的内在复杂性,认知远不充分。中国虽然富了,社会风气、国民素质、公民意识、民主精神有待进一步提高,对生态的爱惜可能不如第三世界很多国家,社会的道德感更没有成为全球的典范。例如在奥森公园,有人竟然把鸟蛋揣走,让外国游客目瞪口呆,这种行为在国外是任性的。在开始成为世界引领者时,一举一动要更加小心翼翼。要时刻反思提醒自己,更多地辨识自身和他者的优势与不足,形成趋利避害、防止战略性透支的谨慎,继续追赶比自己更先进的文明要素。

  

   世界未来除了追求大规模增长效益,还应追求量体裁衣、精致、个性化和髙质量。中国须以跟国际技术、经贸、政治、社会的发达水平对照对接的尺度,衡量现有国内改革、发展与现代化建设诸方面的差距,加快外交改革和能力建设的步伐。要从粗放的经济大国迈向精致的“仁智大国”,从单项冠军变成全能冠军。除了要有钱、有力量,还要该慷慨则慷慨、该节省则节省,学会微笑,致力于解决全球危机,让自己和世界变得更文明、更环保,在很多领域拥有话语权,让世界心悦诚服。


四、“仁”的社会

  

   快速发展及其带来内部的差距与问题,正如硬币的两面。当前缺乏的不是硬实力或加快硬实力建设的推力,而是缺少让外部国家心悦诚服的软实力和制度安排,缺少对普通百姓权利的细致关照和对公民社会存在的法制保障。要认真思考:中国发展能给世界提供哪些全新现象?制度、教育、科技等是全新的吗?中国带动的历史能让世界变得少污染、少造假、更文明、更环保吗?中国还不是现代生活各方面的质量大国、创意大国、精致大国,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

  

   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科技方面中国的某些差距,尤其与德国制造对比,与日本尖端机器人对比,与美国的芯片设计、军工实验室和航天技术对比,与英国在发动机、医学制药、生物育种和微电子方面的某些领先对比,哪怕与以色列、瑞士、瑞典、荷兰、芬兰这些发达小国的特有优势对比,总体上仍处于中低端位置,由大至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处处学习美国也是需要反思的。我们有时把自己绕进去,仿佛只有美国才代表现代化、好日子、好国民的标准。其实并不尽然,大多数国家并非如美国那样。我们想创造比美国更多的G、更大的军舰和航母,但在这种发展中有很多自己意识不到的短板,以至有时在别国看来像“暴发户”。又如美国人均住房面积一百多平、每个家庭拥有几辆车,一个国家的能耗量占到全世界的百分之三四十,这种生活与其特殊的地理、资源有关,但在世界大多数地方是不可持续的。很多认知落后于国际,把一些需要淘汰的发展方式当作自己特色,对此沾沾自喜,甚至塑造“神话”。

  

   我们还应认识到,并非只有大国才能影响和改变世界,世界格局的缔造、重大变化的形成也可能是小人物、小国的作用,是大量有意义的事物产生、不经意间变化累积而成的过程。例如以色列、瑞士等国,创意和品牌特别多,很有亲和力、吸引力,同样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以色列农业很发达,给欧洲提供了大量新鲜果蔬,又靠知识、创意取胜;瑞士地下无资源、周围无海洋、95%都是山地,却打造了各种国际组织所在、各种国际规则所出的“万国之都”,以及手表、军刀、厨具等含金量高、创意多、独一无二的品牌。要思考明白,所谓巨变的内涵到底是指大国崛起、发展优先,还是说要在世界变化中学习这种精致和创新,拥有比之更强的产品和国际机构?

  

   一个大国的“仁”当然要以实力为基础,以外部世界对己方权利的尊重为参照,但须明白“以德行仁者王”的深刻道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国家政府实施“仁政”即做出充分尊重公民权利的政治制度安排。综合先贤智慧和历史经验,仁政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重百姓生计,让百姓民有恒产恒心和不受盘剥。二是促司法公正,做到仁至义尽、透明公正。三是倡导以人为本,看到民心向背对政治安稳的决定性作用。四是用仁治天下,提倡以德服人、以智化危的王道治理。五是善反思学习,始终保持开放和谦虚精神。

  

   中国在另外一些方面大而未强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例如教育、医疗、保险和各种社会化服务供应方面和日常生活的具体层面。又如各地发展差距较大,生活在不发达地区的人会有边缘化之感,要特别注意他们的生存和感受。上述问题说明,根子在重物不重人,重集体轻个体,重数量轻质量,重外观轻素质。物质层面貌似快速变大,但一个民族内在的精神追求与气质并未真的强起来,仁智与实力的扩展没有同步。要关注这些问题和隐患,不断改善,才谈得上给世界提供引领性的中国方案。


五、“智”的外交

  

   在国际关系消极因素和不确定性有所增加的复杂局面下,尤其在超级大国美国实施全球战略性收缩、不断削减其国际责任的特殊背景下,我们应当谨慎分辨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取代美国角色(及义务)的各种呼声和多重压力,认真梳理外交资源使用的轻重缓急,有所为有所不为,小心防备战略冒进现象。

  

   外交仍是较为粗放简单的,其制度只有一些最主要的功能,工作人员往往以成为大使、外交官为追求。与此同时却是工作一锅端,外交官要承担许多秘书工作。发达国家的外交官制度很精致,有很多不同的级别、分类、功能,例如有的做签证,有的做文化,有的做当地短期合同……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外交部需要具有不同种类与层级之技能的工作人员,外交人员的培养不仅需要外交学院,也需要专门的技校,技术活同样重要。

  

   中国外交很大程度上还是依托财力,是以发展为优先、以发展来带动的外交。中国能在海外发声、有些外交优势,是靠上万亿外汇储备、大量投资与订单、“一带一路”等。而对于很多全球性挑战,例如反恐、中东问题、难民、全球流动人口、海洋争端、资源环境与气候变化、冰川融化、物种消失等,中国还未能提出有价值的方案。例如,联合国《海洋法》生效后,150多个国家都在海洋方向跃跃欲试,带来新一轮海洋扩张运动和很多紊乱、争吵,甚至是潜在的导火索。中国不光要有航母来守卫领土领海,也要为全世界提供海洋争端如何落地的更多选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很少有国际机构(特别是总部),很少看到类似巴黎气候协定、奥斯陆协议等活动,与联合国组织所在的纽约更难并论。联合国70%的规则由美国及其盟友起草,中国只贡献了妇女解放、“一带一路”等有限的几项。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想象力远远不够。中国应该有所作为,要有人去处理,要让全世界感到中国的创意和智慧。

  

   好的外交有长远格局,能够知进退。既不能坐失拓展全球利益和提升话语权的时机,也不可在无视国外关切和国人不理解的背景下强行当“带路大国”。“创造性介入”思想总体上鼓励积极有为的中国对外交往态势,特别是广泛活跃的各种斡旋活动,期待外交人即便在看似无望的困境中寻找解决难题和纠纷的亮点及突破口,坚守改革开放以来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互利共贏、开放多元的指向,尤其是赞扬有想象力、体现中国智慧与“和合”文化精神的问题解决方案与思路,在国际关系中逐步树立有古老文明传统和东方智识的当代新兴大国的正面形象。同时,防止意气用事,避免狭隘民族主义和“愤青式”口号绑架中国外交,以理性、健康、平和、沉稳的立场,抵制国际上的强权主义和霸道做法,遏止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和主权完整的外部冲击。

  

   外交的格局与智慧,归根结底来自民族的精神和国家内在的动力。今天的中国人是幸运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有取信于民的巨大建设成就,有取信于外的和平合作外交,不论内外发展尚存在哪些不足,它们是推动中国防止各种干扰继续前行的重要基础。现在重要的,不是沾沾自喜地讲大话,更不是着急向外部输出,而是细致体察缺失,认真弥补。

  

结 语

  

   中国从经济大国朝着全方位强盛的仁智大国行进,依然面临很多障碍与难题。百年巨变的内涵是什么,中国不同方面应具有何种目标、探索和担当?这是极好的话题,我们的思考要注意避免跟风、雷同,因为那样容易误导舆论和看法,不利于国家进步,阻碍与世界的互鉴互融。恩格斯早年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发展的各个方面,道理都是如此。当前很难断言什么才是重大需要——例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信息革命等技术,但可确定的是有各种不同的需要,并会带来人口、资金、技术等国内国际大规模流动和重新配置,未来世界也可能出现很多不确定性和“黑天鹅”,需要做好任重道远的充分准备。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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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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