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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自由”概念之演绎

更新时间:2019-08-13 23:07:22
作者: 冯天瑜 (进入专栏)  

   以“自由”这一古汉语词对译西方相关概念,较早发生在江户时期的日本。16、17世纪之交,葡萄牙人通过南洋群岛抵达日本,被日本人称之“南蛮”,其学被称之为“南蛮学”,在日本人所编南蛮学工具书《罗葡日辞书》中,liuremente被译作自由。文化七年(1810)刊行的《译键》又将Vrijheid译作自由。

   幕末、明治间的日本出现翻译西书的热潮。1855至1858年出版的《和兰字汇》以“自由”对译荷兰相关词语。文久二年(1862)刊行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受来自中国的麦都思的《英华字典》影响,将英语词Freedom译作“自由”。此后,明治初出版的《改正增补和译英辞书》、《英和字典》等同样将英语词Freedom及Liberty译作自由。

   在幕末至明治的各种日本论著中,“自由”逐渐从古典的自恣、自专、放任义,发展成近代含义的“自由”。福泽谕吉庆应二年(1866)所著《西洋事情》卷之一,“自由”与“自主任意”并用,当时还有“自在”、“不羁”、“宽弘”等译法,均为对古汉语“自由”的任意、自恣、自专含义的承袭。而中村正直(1832—1891)明治四年(1871)将英国思想家穆勒的《自由论》译作《自由之理》,在译词上参考了罗存德的《英华字典》。《英华字典》以“自主之理”译英语freedom,中村正直的译作也沿用“自主之理”,又并用“自由之理”。明治七年(1874),中村在《明六杂志》发表《西学一斑》,使用“人民自由志力”、“自由的权”等语,这是从近代政治理念角度使用“自由”一词,与“专制”、“专权”相对应。箕作麟祥(1846—1897)于明治四至六年间(1871—1873)刊行的《泰西劝善训蒙》卷下,详述“士民自由权、所有权”,其中包括“身体自由权、本身自由权、意志自由权、出版自由权、言词自由权、物件自由权”等等,将近代西方自由理念铺陈开来。明治八年(1875),加藤弘之在《国体新论》中引述法国孟德斯鸠的“自由权”思想,在今义上广用自由一词。明治十七年(1884)再版的《哲学字汇》则从哲学意义上将freedom译作自由、自在,意谓对必然的认识。

   可见,在近代日本,“自由”逐渐从含有“放任、自恣、自专”义的生活用语,通过对译西洋概念,演为近代政治术语及哲学术语。19世纪70—80年代日本兴起自由民权运动,明治七年(1874),坂垣退助等士族知识分子创立“立志社”,主张以天赋人权说为基础的民权主义,强调“维护自主”、“伸张人民之权利”,建议“设立民会”。明治十三年(1880),植木枝盛等组织“自由党准备会”,在盟约的第一条中说:“扩充我日本人民自由、伸张人民权利”。明治十四年(1881),以西园寺公望(1849—1940)、中江兆民(1847—1901)为中心,创刊《东洋自由新闻》,宣传“自由”理念。同年建立“自由党”,高张“自由”之旗,倡言“主权在民”。自由民权运动虽然遭到压制,不久即解体,但自此,近代义的“自由”在日本为国民所常用。

   (二)旅日中国人使用“自由”一词

   黄遵宪出使日本多年,而19世纪70—80年代的日本,西方译词“自由”已是流行语,黄氏的诗作显然是取用日本汉字译词“自由”,与中国古典义有所不同。但黄遵宪1890年著《日本国志》,将“自由”释作“不为人所拘束之义也,为上者不能压抑之、束缚之也”,又未能脱出中国古典“自由”的自恣、无拘束义。1896年,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倡导维新变法,聘请日本人古城贞吉主持“东文报译”。1896年阴历九月十一日,《时务报》第八册载古城贞吉译《加拿大自由党国政》。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人流亡日本,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自由”一词屡屡出现其中。如:1899年阴历五月十一日,欧榘甲(1870—1911)在《清议报》第十八册上发表《义士乱党辨》一文,其主旨在“伸人民天赋自由之权、人治进化之义”,认为欧洲乃“藉宗教改革、国家改革、社会改革之力,民人得享自由之福利、平等之安全,合群进化,以有十九周之文明”[8]。同年阴历七月十一日,欧榘甲又在《清议报》第二十四册上发表《论中国当知自由之理》一文,专门探讨中国的“自由”问题。自1899年开始,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载《饮冰室自由书》。1900年,《新民丛报》汇编载《新民说二:论自由》。

   19、20世纪之交,一些具有启蒙思想倾向的书刊竞相从积极、进步义上使用“自由”一词,以与专制主义相抗拮。梁启超于1899至1901年间撰写系列论文《自由书》(67篇),参考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和德富苏峰的《将来之日本》、《国民丛书》中的观点,简述“团体之自由”与“个人之自由”的关系;还借助中村正直的译作《自由之理》,吸取穆勒《自由论》思想,形成反对“野蛮自由”,提倡“文明自由”的自由观。又如《浙江潮》连载翻译小说《自由魂》高歌反对君主专制的自由精神。1902年严复论及“自由生业”,阐发自由经济问题。另外,清末民初“不自由,勿宁死”成为热血青年的口头禅。这都是从西义上使用“自由”一词。

  

   四、对译名“自由”的异议

  

   1903年,严复翻译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著作On Liberty(今译《论自由》),拟名《群己权界论》,从社会(群)与个人(己)的权利分界角度论自由的尺度。严复在《译凡例》中,对Freedom和Liberty的翻译问题进行探讨。他首先对“西文Liberty里勃而特,当翻公道,犹云事事公道而已”这一观点提出反对,称“此其说误也。”

   严复不采“自由”,而新创“自繇”一词,与Freedom和Liberty对译。其理由如下:

   “由”、“繇”二字,古相通假。今此译遇“自繇”字,皆作“自繇”,不作“自由”者,非以为古也。盖其字依西文规例,本一“”名,非虚乃实。写为“自繇”,欲略示区别而已。[9]

   严复之所以创“自繇”一词,是要防范“自由”走向放任,可谓用心良苦,既表明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真谛的把握,也显示出他对中国容易从专制主义极端走向放任主义极端的担心。但他所制作的“自繇”一词并未得到社会认可,因其笔画繁复,含义隐晦,又有生造之嫌,无法推广,故后来流行的仍然是“自由”一词。而且,严复本人的著译也多用“自由”一词。

  

   五、近代义“自由”在中国流播

  

   自由的近代义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如前所述,具体介绍西义“自由”(Freedom)的,首推德国入华传教士郭实猎,不过当时他是在“自主之理”名目下阐发自由含义的。

   五十年后,Freedom的汉字译名“自由”方正式登场。1887年《申报》刊载《论西国自由之理相爱之情》一文,述及西方自由思想、自由原则,并介绍了培根等人对自由的认识。

   1895年,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论及自由原则对于西方社会的重要性,认为自由与否乃是西方与中国根本差异之所在: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异,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使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喊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10]

   作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代传人,严复充分肯认自由观,并指出自由的前提是不得侵害他人自由,又指出西学的要领并不在于技艺层面,而在于其思想灵魂中的自由精神,民主制度也只是实现人的自由的一种工具和方法。他借用中国传统的体用观框架,将西方近代学文化特质概括为:

   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11]

   严复又担心“自由”被国人误解为放任自流,曾尝试以另名取代之。1903年严复翻译约翰·穆勒的onliderty,译名《群己权界论》,反映了严复对译名“自由”一词不滿意,特制“群己权界”(社会与个人权利的界限)一语。同年,马君武(1881—1940)重译该书,译名改为《自由原理》。

   1899年阴历七月十一日,康有为门生欧榘甲(1870—1911)在《论中国当知自由之理》一文中,将自由视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之所在:

   凡所称为人者,以其有自主之权,不受制于人也。[12]

   认为西方人称中国为“奴隶国”,称中国人为“奴隶民”,“直无一不称其实”,因为自秦焚书坑儒以来,中国在“政治”和“学术”上“断绝自由”久矣。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走自由之路。

   康有为另一大弟子梁启超在宣传自由精神方面走得更远。自1899年开始,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上连载《饮冰室自由书》。其中有《放弃自由之罪》篇,开宗明义曰:

   天下第一大罪恶,莫甚于侵人自由;而放弃己之自由者,罪亦如之。[13]

   1900年,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云:

   “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十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

   自由之义,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14]

   1900年《万国公报》136册起连载斯宾塞尔《自由篇》中译本。

   1901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指出:

   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文明国民,每不惜掷多少形质之生命,以易此精神界之生命,为其重也。……吾中国四万万人,无一可称完人者,以其仅有形质界之生命,而无精神界之生命也。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由。[15]

  

   六、新文化运动以后自由观的演进

  

   自由精神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空前的张扬,“自由”的现代义普及开来。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宣示文《敬告青年》中力倡“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便直指自由精义。李大钊宣示:

   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须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16]

   (宪法是)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17]

   近代自由主义经严复、梁启超、马君武等第一代传人推介,至五四时期则有张东荪(1886—1973)、胡适等第二代传人崛起。胡适将“自由”诠释为:

   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力。[18]

   接续第二代的储安平(1909—1966)指出:“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人民的身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展”的条件,因为:“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只是一个奴役的社会。”[19]

   被称“五四之子”的殷海光(1919—1969),是自由主义的发挥者,他将“自由的神髄”概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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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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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傅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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