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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重新解释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历史本体论、国家性假设与弱理论禀赋

更新时间:2019-08-07 15:42:41
作者: 杨光斌 (进入专栏)  
战后美国社会科学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将自由主义社会科学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学科完成了自由主义的社会科学化工作。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理论中的人民民主被改造为自由主义民主,即以自由主义来框定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大众民主;古典现实主义的帝国主义论被改造为结构现实主义,基于历史真相和政策实践的现实主义被改造为“去帝国主义”的非历史的“科学哲学”。或许是因为知识界对理论的饥渴,一种完全非历史的社会科学理论居然就这样流行开来,到头来证明不过是一种失败的理论。

   (三)《国际政治理论》:去帝国主义化的非历史的国际政治理论

   卡尔和摩根索基于帝国主义历史而建构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让冷战中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许多人如鲠在喉。因为要配合政府围堵共产主义学说,但用于反对共产主义的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左翼色彩乃至社会主义属性很重,社会主义阵营欢迎古典现实主义的帝国主义历史本体论。这无疑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一个理论困局。认识到这一点,就知道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其理论意义。在笔者看来,已经流行了60年的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将会比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16)更有生命力,因为摩根索讲“常识”,而华尔兹则试图以“理论”反常识性事实。

   “反常识性事实”的华尔兹是如何建构其国家政治理论的呢?他认为此前的现实主义理论是还原主义的,不属于国际政治理论而是外交政策理论,而国际政治理论则必须是系统理论或者体系理论。华尔兹首先从“理论”的概念入手,认为理论只能被建构而不能被发现,被发现是归纳法下的规律,理论是头脑中形成的一幅关于某一有限领域或范围内的行动的图画,因此理论只能被理论所推翻,而不能为现实所证实。(17)根据这样的假设,华尔兹认为,此前流行的理论事实上不是理论而是规律或者政策性理论,是基于归纳法和还原主义的规律性发现。华尔兹认为,国际政治理论解释力进展甚微,原因就在于还原主义的流行。关注个人或国家层次原因的是还原主义,还原法的实质就是通过研究各组成部分来理解整体。许多人试图根据心理因素、社会心理学现象或者国内政治经济特征来解释国际政治事件,但是“这些非政治学理论却从来不足以提供可靠的解释与预测”(18)。

   要建构新理论,前提是必须清理最有影响力的还原主义理论。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还原主义理论是什么?就是让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家们耿耿于怀的帝国主义理论,正如华尔兹所说:“总而言之,无论是表示支持还是反对,对霍布森—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加以评价的著作其广度和深度均可与国际政治领域中任一学派相媲美。鉴于此,我以该理论为例来对还原主义方法加以阐明。”(19)华尔兹以一章的篇幅,以批判还原主义为名,其实是批判帝国主义理论。

   这里没有必要讨论华尔兹为何以整整25页的篇幅批判乃至解构霍布森、列宁及其追随者的帝国主义理论(20),只要明白其宗旨就行了。作为对既定制度的辩护性学者,华尔兹这样做很自然,但悲剧是,非西方国家不少学者也随之起舞,随着美国学者一道把国际政治理论最经典的理论——帝国主义理论抛在脑后。冷战本身就是一场文化战争,华尔兹本人所建构的“国际政治理论”就是这场文化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华尔兹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就是这场文化战争的主角,因此,美国战后的政治学才被称为“冷战政治学”。忽视“理论”背后的政治逻辑,就不能明白华尔兹到底是谁(身份意识),华尔兹这么做是为了谁(目的论)。遗憾的是,一些渴求理论的学者见到这种以精致的形式主义而非本质化、非历史的理论,也随之抛去历史常识,沉醉在无关痛痒的概念辨析之中。这绝不是社会科学学者所应有的态度和立场。

   由于苏联自身的变化和解体,冷战结束,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受到很大冲击,华尔兹理论的信奉者实在不值得为此辩护。这并不是说冷战结束即两极世界结束而证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错了,而是说结构现实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失败的或存在结构性硬伤的“理论”,是一种“伪理论”(这将在下一个部分讨论)。冷战结束后,现实主义理论立刻转型升级,也立刻显现其帝国主义的历史本体论属性,显现其作为强政策理论的属性,这就是作为新帝国理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四)《大国政治的悲剧》:找回历史本体论,走向新帝国

   冷战结束后,被称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结构现实主义走下神坛,取而代之的是2001年出现的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政策导向性很强,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21)中明确指出:“进攻性现实主义主要是一种叙述性理论,它解释大国过去如何表现以及将来可能怎样行动。但它也是一种指导性理论,国家‘应该’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因为它展现了国家在险恶的世界里求生存的最好办法。”(22)

   苏联的失败让美国突然成为单一霸权国家,美国向何处去?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几年里,美国对外战争的频次远远高于冷战时期可比较的年份,因此说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是一种新帝国理论,恰如其分。米尔斯海默的一段话很经典地体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改变现状的帝国主义逻辑:“而在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一国的终极目的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23)此时,已经不再受“帝国主义”概念困扰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可以大张旗鼓地要找回帝国主义的正当性,并不讳言美国要当新帝国,正如当年英国首相迪斯累利宣称英国是“光荣帝国”一样。

   如果说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是主要基于西方历史经验而归纳形成的一种经验主义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则是基于冷战的现实而“建构”出的一种非历史的、演绎而来的“先验性”理论——直面现实的国际政治理论从来不需要什么先验性假设,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是指导美国未来政策走向的新帝国理论。不管如何变化或者版本升级,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本体论都是帝国主义理论,结构现实主义极力“去帝国主义化”的做法恰恰显示了帝国主义理论之强大影响力。这一历史本体论来自西方国家的“国家性”,现实主义理论是根据西方国家历史而“量身定制”的。理解其历史本体论的“国家性”假设,大大消减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力,也为其他文明、不同种类国家的世界政治理论推陈出新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二、现实主义理论的“国家性”假设

   基于帝国主义而存在的现实主义理论的背后,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国家性(stateness)假设,而国家性的判断无疑来自特定文明的历史和经验,因此是一种经验主义归纳而非先验性演绎推理的结果,后人却想当然地将这种假设视为既定的演绎性质的理论。

   尽管华尔兹极力否定帝国主义的概念与历史,但他和其他现实主义理论家一样,承认现实主义理论其实是一种“现实政治”(realpolitik)思想的产物。(24)“现实政治”思想可以说是三代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关于“国家性”的共同起点和共同原则,在实践中表现为改变现状的帝国主义政策。

   (一)古典现实主义理论

   且不说历史上的欧洲,对于生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人们来说,政治必然是冲突性的权力政治,国际政治就是丛林规则式的弱肉强食,必然要以权力最大化而在冲突政治中胜出。从爱德华·卡尔到汉斯·摩根索,念念不忘的就是“现实政治”,虽然他们在讲“现实政治”的时候也不忘道德原则,认为权力与道德不是二分的。摩根索所看到的国际关系就是一部维持现状与改变现状的历史,“若干国家追逐权力,各自试图维护现状或者推翻现状,势必导致所谓权力均势的态势和旨在维护这种态势的政策”(25)。因此,国家处于三种状态:维持现状、改变现状和在努力改变现状的征途中,所以“权力均势”不稳定,能持续十年、二十年就不错了。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霍布斯“利维坦”色彩很重,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是战争,那么放大版的国家与国际政治之间的自然状态也是战争。

   (二)结构现实主义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时期,“两极世界”似乎就是一种两极结构的“均势状态”,但是国际社会并不存在一个主权政府去维持这种均势状态,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依然是战争。为了“建构”理论,华尔兹走得更远,他说:“在定义国际政治结构时,我们不关心各个国家具有什么样的传统、习惯、目标、愿望和政府形式……我们抽象掉除去能力之外国家的所有属性……我们抽象掉国家的一切特质及其具体联系,得出一幅方位性图画,一种根据单元的位置而非单元特质来描述的关于社会的、有序的总体安排的描述。”(26)就是说,不管是何种文化、何种文明、何种政府形式的国家,只要拥有了相应的权力,即华尔兹所说的国家能力,行为模式都是一样的,都会改变现状或者在改变现状的努力征途中,除非目前能力不够。因此,国家之间很难合作,“只要欧洲国家仍然是世界大国,他们彼此之间的联合就只能是一个梦想。欧洲列强之间的政治是一种零和博弈。每个大国都将别国的损失视为自己的收益。对于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进行合作,各国均持一种谨慎和退缩的态度”(27)。

   (三)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

   冷战之后,权力最大化以改变现状的无政府秩序的“国家性”假设进一步放大,明白无误地使用到所有国家。“权力是大国政治的货币,国家为之争斗。权力对于国际关系的意义正如货币之于经济学。”(28)这是基于5个命题,包括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大国本身具备某些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以为其彼此伤害甚至摧毁提供必要的资本、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因此“国家有充分的理由考虑采取侵略行为”(29)。米尔斯海默直言,“进攻性现实主义只为大国设立了大量的命题,这些命题同样适用于所有大国。除了在每一个国家控制多少权力问题上的差异外,该理论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30)据此,21世纪的国际政治仍然是现实主义的世界,崛起的中国和20世纪90年代的东北亚都属于“权力政治”范畴。(31)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中文版前言”中断言:“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日益强大,其精英们将仿效美国,用理想主义的辞令来描绘中国的外交政策。然而,中国会像美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如果生存是其最高目标,那么中国便别无选择:这正是大国政治的悲剧。”(32)

   可见,几代现实主义理论家都是以欧洲过去两百年的国际关系状况而论证“修昔底德陷阱”。事实上,从古希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千多年,西方国家之间确实呈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循环,这正是由其“国家性”决定的。一个国家的“国家性”不仅由其文明基因构成,其经历的历史强化了某种特有的文明基因。尤其是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虽然诞生了现代性的以民族为单元的民族国家,然而民族国家本身就是战争的产物,或者说战争就是欧洲民族国家的起点。

   “西方世界的兴起”得益于海外扩张,英国尤其典型。新大陆的发现启动了贸易的全球化,海外扩张从而是推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和成长的一个重要力量,对于英国来说则是一种最重要的力量。(33)在国内政策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更多地对其商人阶级的要求做出反应;在国际关系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更注重战争的商业含义。

作为现代国家的法国虽然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但是法国国家形成的标志则是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1337-1453年)。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家,德国的历史比法国更短,《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时,德意志地区还有1789个拥有主权的城邦政权。欧洲大陆从中世纪后期的几千个城邦最后演变为近代的20多个民族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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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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