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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志:什么的自由?

更新时间:2019-08-06 00:15:40
作者: 姚大志  
因为“我是自己的主人”只是意味着我是自主的,而且我们不能从它推论出“理性的统治”与“人民的统治”。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承认第一种含义的积极自由有可能导致第二种和第三种含义的积极自由,但是我们同时也会否认这种“导致”是必然的。实际上,第一种含义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是相容的,只有第二种含义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是不相容的,第三种含义的积极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消极自由是相容的。自由主义者仅仅基于第二种含义而拒斥积极自由观念,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再来分析更为复杂的能力问题。自由主义主张自由本质上是权利问题,而不是权力问题。权利为人们提供了保护,权力赋予人们以做事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自由,而不是你能够用自由做什么。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看,积极自由的支持者犯了四个错误:首先,他们忽略了拥有自由与使用自由的差别;其次,他们混淆了自由导致的结果与自由所需的条件;再者,他们混淆了“自由的事实”与“自由的价值”的区别;最后,积极自由的支持者错误地把缺乏能力看作缺乏自由。(cf.Smith,pp.172-176)

   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是,你是否拥有自由是一回事,你能用这种自由做什么是另外一回事,而前者远比后者重要。这种观点引起的质疑是,如果你不能用这种自由做任何事情,那么这种自由对于你还有什么价值或意义?即使我们承认,把自由与能力区分开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切断自由与能力的关联则是错误的,因为这等于坐实了这种指控,即自由主义的自由是纯粹形式的。我们不能把自由等同于能力,也不能把权利等同于权力,但是自由显然需要某些前提条件,而某种程度的能力肯定是其中的一个。

   消极自由的支持者把能力排除于自由之外,其主要理由体现在所谓“幸福的奴隶”例子中。假设有一群这样的奴隶:他们没有遭受身体上的虐待,而且他们也不做超出奴隶身份之外的任何事情。如果按照能力来衡量自由,那么他们都是自由的,因为他们都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尽管这样的事情很少。这时候改革者出现了,并且告诉这些奴隶他们没有自由。当这些奴隶对自己的处境产生不满之后,当他们试图做以前不想做的事情之后,他们就变得不自由了。(参见威廉姆斯,第402页)这个例子表达了关于自由的一个悖论:当没有自由时,这些“幸福的奴隶”是自由的;当获得了自由之后,他们反倒变得不自由了。这个悖论还有另外的一面,改革者的目的本来是解放这些奴隶,结果他们反倒剥夺了奴隶的自由。消极自由的支持者试图用这个例子表明,如果按照欲望以及实现欲望的能力来界定自由,那么就会导致这个悖论的荒谬结果。

   自由的困境,或者更准确地说两种自由观念的困境,典型地表现在“能力”问题之中。这种困境表现为一种两难处境:如果按照消极自由的观念把能力排除于自由之外,从而自由与能力完全无关,那么这种自由就是纯形式的,它对于很多人来说既无价值也无意义;如果按照积极自由的观念把能力纳入自由之内,从而自由随着人的能力的增减而增减,那么这种自由观念显然是不正确的。

  

   三、第三种自由观念

  

   在由两种自由观念引发的争论中,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支持者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方是错误的。虽然双方各有自己的道理,但这种道理还不足以说服对方放弃自己的观点,这样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就呈现出一种僵持的对立状态。这种僵持的对立状况促使一些理论家寻找第三种自由观念,而它能够既克服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对立,又能够把它们的合理内容包含在内。在提出第三种自由观念的理论家们之中,最著名的代表是杰纳德·麦卡鲁姆(Gerald C.MacCallum)。

   麦卡鲁姆给自由下了这样一个定义:“X在摆脱Y去做(或不做,变为或不变为)Z方面是(或不是)自由的。”(MacCallum,p.314)这个定义中的自由有三个变项,其中X代表行动者,它是某个人或某些人,Y代表约束性条件,即强迫、限制、干涉或阻碍等等,Z代表行动者的行动或者所需要的条件。这个定义表明,自由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即由行动者、他(或他们)受到的约束以及他(或他们)去做的事情所构成的关系。这样当我们说到“自由”时,第一,它是指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自由;第二,它是指他(或者他们)摆脱某种强迫、限制、干涉或者阻碍的自由;第三,它是指他(或者他们)去做或不做什么、变为或不变为什么的自由。虽然自由概念由这三个变项构成,但是当我们在特殊语境中说到“自由”时,有时只强调其中一个变项或者两个变项。

   麦卡鲁姆基于这种三位一体的关系,批评伯林对两个自由的区分是错误的。伯林有时简略地把消极自由表述为“免于什么的自由”,把积极自由表述为“去做什么的自由”。在麦克鲁姆看来,伯林的区分不仅不能真正区别开两种不同的自由,而且他对自由的理解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两种自由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只强调一个特征,而漏掉了另外一个特征。(cf.ibid.,p.318)例如,在消极自由中只强调免于什么,漏掉了去做什么,而在积极自由中只强调去做什么,漏掉了免于什么。因此,一些人主张消极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另外一些人认为积极自由是真正的自由,这并不表示他们真正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自由,而只是表明他们认为自由的两个特征中某一个是更重要的。

   麦卡鲁姆不仅认为两种自由的区分是错误的,而且这种区分中的每一种自由观念都是错误的。因为每一种自由观念都是错误的,所以消极自由的支持者与积极自由的支持者之间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麦卡鲁姆对两种自由观念都进行了批评,下面让我们对这些批评加以具体分析。

   消极自由通常被表述为“免于什么的自由”,即自由意味着摆脱限制。按照这种消极自由的观念:如果一个人的行动受到了限制,那么他就是不自由的;如果这种限制行动的东西被除去了,那么他就是自由的。麦卡鲁姆对消极自由的批评聚焦于限制,他认为限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人是不自由的。(ibid.,p.332)虽然限制通常都是消极的,但是有些限制却是积极的。所谓限制是积极的,是指它不是阻碍而是促进人的自由。比如说,理性对无知或激情的限制,这不是减少了人的自由,而是增加了人的自由。(ibid.,p.331)总而言之,有些消极的限制并不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而积极的限制反而会增进自由,所以用限制来界定自由的消极自由概念是错误的。

   如果说麦卡鲁姆对消极自由的批评聚焦于“限制”,那么他对积极自由的批评则聚焦于“主体”。在通常的理解中,自由的主体是指人。但是对于积极自由的支持者来说,自由的主体有时是指小于人的东西,有时又是指大于人的东西。在所谓“退居内在城堡”时,自由的主体缩小了,从一般意义上的人变为“真正的人”“理性的人”或者“道德的人”,而他们隐藏在人的身体内部。在另外一些时候,自由的主体又扩大了,从一般意义上的人变成了“我们”,以及我们的家庭、文化、民族或种族。在麦卡鲁姆看来,积极自由的支持者对自由主体的这种理解并没有为积极自由提供正当的理由,而是误导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了错误的概念上面,即放在“自由”而非“人”上面。(cf.MacCallum,pp.324-325)另外,麦卡鲁姆认为,积极自由的支持者对三位一体自由概念中的另外两个变项(即限制和行动)的理解也是不正确的。

   麦卡鲁姆所说的自由表达了第三种自由观念,在他看来,这种自由观念超越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对立,能够平息关于两种自由的争议。然而,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的争议显然不是能够这样轻易平息的,而且麦卡鲁姆的第三种自由观念也同样会受到批评。如果我们对麦克鲁姆的第三种自由加以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它存在这样一些缺点。

   首先,从概念的结构看,麦卡鲁姆的自由观念由三个变项组成,即主体、限制和行动,而他认为伯林的两种自由观念都由两个变项组成,即消极自由是由主体和限制组成的,积极自由是由主体和行动组成的。这样,他的自由观念便能够把两种自由观念都包括进来,或者说,他的自由实际上是由伯林的两种自由观念组合而成的。但是,无论是消极自由的支持者还是积极自由的支持者,都不会同意这样的理解,他们会认为,消极自由是一种自由概念,积极自由是另外一种自由概念,而麦卡鲁姆的自由不过是第三种自由概念。也就是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自由概念。

   其次,区分开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很重要的一个考虑是自由所面对的主要威胁是什么。从消极自由支持者的观点看,自由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外部干涉,特别是政府的干涉。因此,自由的意义在于划出一块地盘加以特别的保护,以防止政府侵犯。然而从积极自由支持者的观点看,自由的主要威胁来自于缺乏能力,而影响能力的东西既有外部的环境(如资源),也有内在的条件(如无知或激情)。这样,自由的意义在于提供行动所需要的能力,以使我们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麦卡鲁姆无法回答自由的主要威胁是什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自由观念模糊了自由的主要威胁问题。

   最后,麦卡鲁姆的第三种自由无法解决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对立,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这种对立所反映的东西不是关于同一个自由概念的两种不同解释,而是关于生活目的的深刻分歧以及两者之间的不可调和态度。(参见伯林,第239页)也就是说,支撑两种自由之区分的东西是更深刻的。在这种意义上,任何第三种自由观念都无法实现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和解。

  

   四、自由的分界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呈现出对立的状态,这是因为两者都被看作是对“什么是自由”的回答。两者的回答是不同的,因此被视为两种不同的自由观念,并且由此形成僵持的对立。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思路来理解两者的对立,那么这种对立是无法克服的。然而,很多政治哲学的研究者都有这样一种直觉: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不像是对立的。这种直觉使人困扰,但是又没有办法摆脱。

   要想摆脱这种困扰,我们就必须换一种思路:不再考虑“什么是自由”,而是思考“什么的自由”。这种思路转换的理由在于,虽然我们频繁地使用“自由”一词,但是在不同的场合,“自由”所意指的东西是不同的,因此它的含义是不同的,而这些不同归根结底表达了自由的不同性质。如果我们要思考“什么的自由”,那么我们首先应该追问“自由的威胁是什么”。因为在这种追问中我们会发现自由存在不同种类的威胁,并且这些不同的威胁对应于不同的自由,而这些不同的自由不是“什么是自由”能够给予确认的。

   什么是自由的威胁?一般而言,自由的威胁是障碍。自霍布斯以来,人们就是从障碍来理解自由的,即自由是没有障碍的状态。如果一个人在行动时面临障碍,那么我们通常会说他是不自由的。但是,并非所有的障碍都意味着不自由。假如你患有心脏病,不能攀登珠穆朗玛峰,但是你不能因此说自己是不自由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自由所面对的各种威胁进行具体分析,探讨导致不自由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以确定这些威胁的不同性质,以及这些不同性质所对应的不同自由。

追根溯源,我们可以发现对自由的威胁主要有四种。第一,我是不自由的,原因在于我不是自主的。我不能决定自己如何行动,也不能做出自主的决定。在这种意义上,自由的威胁是没有自主。第二,我是不自由的,原因在于我没有选择。虽然我能够自主,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是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这种意义上,自由的威胁是没有选择。第三,我是不自由的,原因在于我受到了干涉。我是自主的,也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干涉。在这种意义上,自由的威胁是干涉。第四,不是“我是不自由的”,而是“我们是不自由的”。“我们”之所以是不自由的,原因在于受到了别人的支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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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第2018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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