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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的六个向度

更新时间:2019-08-03 10:31:47
作者: 李林 (进入专栏)  
三者坚持道路自信,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之中,统一于建设现代化法治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在制度形态上,三者坚持制度自信,统一于宪法确立的国家制度体系,统一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制度安排和根本制度载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坚持党的领导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对立起来,更不能用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来动摇和否定党的领导。那样做在思想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十分危险的”。

   第二,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保证,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时候不能忘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建不起来。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绝不是要虚化、弱化甚至动摇、否定党的领导,而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第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不论我们怎么回答“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都会陷入两难困境。我们如果回答说“党大”,人家就会攻击说,你们主张“把党凌驾于法之上、以党代法、以党治国”;我们如果回答说“法大”,人家又会说,既然如此,那还要党的领导干什么?这是从理论逻辑上说的。如果从人民群众观察和感受到的现实法治还存在种种弊端和不足的角度看,从人民群众对于实现良法善治的热切期待看,“党大还是法大”以及党与法关系的问题,又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一个现实问题。“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就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以党自居,就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事实上,“权大还是法大”是一个真问题,在“县长大还是宪法大”等问题上,必须义正辞严地说: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国家宪法法律永远大于和高于个人手中的权力。

   第四,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是一致的。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国家法律是党的政策的规范化、条文化、定型化和国家意志化,是党的政策的法律化延续和具体化实施。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实施法律就是贯彻党的意志,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要确保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得到统一正确实施,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要把改革发展决策与立法决策紧密结合起来,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确保国家发展、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第五,加强党对法治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完善党对政法工作绝对领导的体制机制,确保新时代政法事业发展的政治方向正确。党中央决定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设立这样的机构,目的是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必须将党的领导具体贯彻落实到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要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确保全面依法治国正确方向。

   第六,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既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应有之义,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为什么我国能保持长期稳定,没有乱?根本的一条原因就是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2018年的宪法修改,在宪法序言确定党的领导地位的基础上,又在宪法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强化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要继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长期稳定的法治保障。

   发展和创新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应当坚持政治中国的政理向度,加强党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集中统一领导,矢志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确保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在这个前提下,应当正确区分法治理论研究中的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在政治中国的政理视角下创新中国法治理论,既应当运用政治思维和政治原则确定出政治行为与学术行为的标准,把握好政治与学术的界限,统筹处理好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也应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把上述有关政治标准、政治界分的原则性要求规范化法治化,借鉴和引入法治领域诸如“罪刑法定”“法不溯及既往”“法不禁止即自由”“疑罪从无”等原理原则及其制度设计来把关,为推进新时代法治理论和学术创新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和有力法治保障。

   发展和创新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坚持政治中国的政理向度,应当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律(法治)观与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法治理论)中国化的关系。要与时俱进全面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与法律、革命与法律、阶级与法制、民主与法律、法的本质、法的功能、法的特征、法产生发展的历史、法律与经济、法律与社会、法律与文化等重要法律(法治)思想,准确理解其要义,把握其实质,解读其深意。决不能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实用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法治)思想,而应当把握和运用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与时俱进地科学指导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创新发展。同时还应当处理好法律(法治)理论学术话语体系与意识形态政治思想话语体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国家的法律和法治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属性,但是法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内在规律和基本特征,不能用政治概念和意识形态话语简单取代法学话语和法治理论研究,我们应当重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政治学”研究,但不能把法学直接变成意识形态的“政治学”。

  

   三、法治体系的时代向度

  

   中国法治体系和法治理论最根本的时代性,就是新时代的时代性。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新发展面临新机遇,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面临新挑战,现代化法治中国建设面临新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时代和实践是法治问题的出题者,法学研究和法治理论是回应法治问题的答题者,时代和实践的内在动力不断推动法治理论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坚持法治体系的时代向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法治国家,推进新时代中国法治理论创新发展,应当从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以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作为法治创新研究导向。坚持问题导向开展法治理论研究,是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动力源泉。在这方面,党中央在起草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时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全会决定直面我国法治建设领域的突出问题,回答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针对性地回应了人民群众呼声和社会关切,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作出了顶层设计。当前,我国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都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法治领域改革面临许多困难。在立法方面,虽然我国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立法质量不高一直是一个突出问题。虽然法律法规众多,但能够真正解决矛盾和问题并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并不太多,个别法律法规甚至形同虚设。立法过程中“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问题依然存在。在执法方面,虽然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取得明显成效,但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野蛮执法、钓鱼执法、懈怠执法以及执法不作为、执法乱作为等现象仍时有发生。在司法方面,虽然坚定不移推进司法改革,司法质量、效率、公信力显著提高,但“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司法活动中也存在一些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司法腐败以及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就会严重影响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在守法方面,虽然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但全民自觉守法的格局尚未形成,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没有从体制机制上得到根本解决。“解决法治领域的突出问题,根本途径在于改革。如果完全停留在旧的体制机制框架内,用老办法应对新情况新问题,或者用零敲碎打的方式来修修补补,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关注新时代法治领域的新问题,从法治理论上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作出回应、提出解决方案,不仅可以引领法治改革实践顺利进行,而且可以促进法治理论不断创新发展。

第二,以新时代的新矛盾作为法治创新研究重点。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多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延展”。这些新需求新向往,基本上都是广义法治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面对新时代的新问题新矛盾,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既要研究解决中国法治供给不充分不到位不及时的问题,也要研究解决中国法治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合理的问题。在法治供给不充分方面,法治建设的各环节各领域都有不同表现,尤其是立法供给不充分不及时比较突出。由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实质上是变法性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335项改革任务,不仅需要制定一些新法如编纂民法典,而且引发现行法律法规半数以上需要改废释;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190项法治建设任务,其中大多数关涉现行法律法规的改废释。宪法和其他上位法的修改变迁,必然引发大量下位法做出立改废释的相应调整;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法治体系,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结合,必然增加许多新的立法立规需求和国法党规的改废释任务。然而,由于中国现行立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不到位、高素质立法人员缺乏、整体立法能力不足等等,无论在立法效率还是在立法质量方面,现行立法供给都难以适应改革发展的新需要,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多快立良法的新需求。在法治发展不平衡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是在当前法治工作基本格局中,存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用法、护法等法治环节的发展不平衡,例如面对问题矛盾,一些地方还存在立法上“放水”、执法上“放弃”的现象;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五大体系之间存在构建不平衡;三是在依法治国总体布局中,既存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相互促进的不平衡,也存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不平衡,还存在法治经济、法治政治、法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不平衡;四是在深化法治改革中,存在司法改革、法治政府建设、立法发展、依法执政、法治监察等领域的推进不平衡;五是在推进司法改革中,存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改革的深化不平衡;六是在法治建设具体实践中,存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以及不同区域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领域之间、东西南北中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中国法治发展的诸种不充分不平衡,必然从多方面影响、掣肘和制约法治中国建设进程。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应当把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新矛盾作为研究和突破的重点,以法治新理论回应社会主要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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